林兆华　《盲人》就要干明眼人的事|每天最开心的事莫过于

　　“尽管他们看不见了，但是在他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盏明灯，透出无限的希望，我们要相信未来。”――林兆华 　　 　　 　　“呜呜~呜~~呜~，”诡异的声音传来，有如一个疯女人在阁楼上哭泣，偌大排练厅的一个小角落里，一个胖胖的短发姑娘在哭着，脸上没有眼泪，表情却很投入。
　　林兆华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的伙伴们亲切地称呼这位胖姑娘为“小不点”，她叫璐瑶16岁，是林兆华最新编排话剧《盲人》里最小的演员。谁在“小不点”眼前都是“一片云”，12位盲人参演人艺话剧《盲人》，她还算是唯一有光感的演员。
　　“小不点”来自离异家庭，爸爸走后，她时常听到妈妈喝醉酒后的哭泣，也常在噩梦中梦到。林兆华让演员揣摩剧中疯女人的哭泣，演员总找不到感觉，给“红丹丹”里的哥哥姐姐们端茶倒水的“小不点”，边听林兆华讲解，边自个想起了往事学着哭起来。她虽然胖点，“占镜头”，但嗓门大，讲评书有两把刷子的她，声音很有穿透力。靠着嗓门大和勤奋好学，她从跑腿的，改为无台词的祷妇，最后又演上了女二号“盲姑娘”。
　　请盲人演《盲人》是话剧史上的创举，象征大师梅特林克的该剧诞生100多年来，只在一个比利时版本中，所有演员曾佩戴墨镜出演，演员还均为专业出身，从没有过用视障人士演出的版本。有着这样的压力和平等参与的机会，来自“红丹丹”的其他11位盲人都和“小不点”一样很努力，零表演经历的他们短短一个月时间，已能进入角色，“很不容易”。
　　
　　难道就不能再给自己一个梦想？
　　
　　2007年12月18日，联想集团在北京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同时启动公益创投计划，首批斥资300万元支持15到20家公益组织，“红丹丹”在其列。新闻发布会上，董丽娜作为“红丹丹”的代表朗诵了一篇散文《向日葵》，正巧会场背景布置也全是金黄的向日葵，丽娜轻柔似水而又抑扬顿挫的声音在布满向日葵的大厅里，散漫开来，打动了台下的邀请嘉宾濮存昕。
　　当场，濮存昕邀请“红丹丹”的盲人们上人艺听他的话剧《李白》，随后，还给他们介绍人艺的舞台结构。“红丹丹”负责人郑晓洁开玩笑地说，“人艺要能排演一场盲人话剧，那就牛啦。”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2008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委托人艺排演两个残疾人剧目，作为迎奥运的献礼。林兆华计划排演他一直想导的梅特林克《盲人》这一象征剧目，讨论剧本时，濮存昕告诉林兆华，“红丹丹”有一群爱好广播文艺的盲人主持。
　　年三十前，林兆华给郑晓洁打电话，提出想到“红丹丹”看看，了解一下盲人，看是否能合作演话剧，郑晓洁自然非常乐意。初四那天，春节还没有放完假，林兆华自个儿跑到“红丹丹”，大伙儿都没在，他也到处转了一大圈，回去了。林兆华是有些担心的，内心斗争了好长一段时间，从没有接触过那么多盲人，用这些业余的盲人演员更是想都不敢想，“他们看不见我，我怎么指挥，怎么导？我以往所有的指导经验都派不上用场。”
　　年后，林兆华带着3、4个形体老师、助理前前后后又到“红丹丹”沟通了3次，郑晓洁拼命说服，“盲人有着对学习的渴望，请相信盲人，也相信您自己。我们一定会把这事做好，大家都是用心在做，盲人需要被给予一个平等参与的机会，我们一定全力以赴。”3次沟通后，林兆华把合作定了下来，“咱们可就干了这事啦！”“您放心！”
　　郑晓洁有这种自信，她曾带领盲人在山东临沂做过“情景再现”的节目，盲人根据自己生活中的实事儿，20分钟现排现演小品，“他们没培训过，都是凭着情绪来，演得还挺像。”盲人们有些不自信，“我们真能演话剧吗？还是上人艺的舞台！”郑晓洁像个发狂的机器，拼命给他们加油，“以前你们不敢想可以当广播主持，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每天中午有你们半小时自己主持的节目，原来不敢想的梦想不是都实现了嘛！为什么你们不能再给自己一个梦想，为之努力？”
　　
　　残疾人？不健全人？视障者？
　　
　　大家都在做一件从未做过的事儿，何况还是以往少接触的不同群体，只能是寻找，寻找一种大家都能相互适应的方式，期间的碰撞、小心翼翼总不可避免。
　　男一号晋吉征是北京联合大学盲人按摩专业的学生，以前还在北京盲人足球队踢过足球，没接触过话剧的排演，不清楚演员的工作方式，刚开始排练时，时常会生气埋怨。因为是非专业演员，表演时常有不到位的地方，导演一会一个喊“停”。“他呀，生怕有人取代他的位置给我们带路。”“停！”“他呀，生怕有人……”“停！”“他呀……”“停！”导演不断喊停，他开始火大了，“哎哟，我刚上来说两句，你又让我停。”
　　肚子里憋着火，再加上赶上5月底要毕业考试，心里没底，还要抓紧复习，双重压力下，等到形体课大伙形体接触交流时，他和一个伙伴越扭越紧，从玩儿到来真格的，两人抱成一团，开始打架，他把伙伴后脖颈的肉都咬肿了，一排牙印儿，发泄了自己的压力。事后，他又给人道歉解释，请大伙吃了70串羊肉串。
　　林兆华也犯愁了半天，在人艺，演员演不到位，他是出了名地爱骂人，撑着腰站那能骂人半天，“你们干什么吃的”；对盲人们，他犯怵了，面前一大堆盲人，光如何称呼他们，他就琢磨了一阵子。他问郑晓洁，“他们到底叫不健全人、残疾人，还是叫什么人？”郑晓洁告诉他，“专业名词叫‘视障者’。”林兆华觉得“视障者”绕嘴，说不来，最初排练，他招呼动员盲人们，“我们这些不健全人，就要做这些健全人的事儿！”郑晓洁知道他是好意，没好意思说，直到新闻发布会，才真正帮他纠正过来。可他依然老忘，排练时不时需要自我提醒，“那是什么来着？哦，视障者。”
　　为记住这个词，他给非视障者取了个词儿，“明眼人”。这下，他记住视障者了。他叮嘱人艺的其他演员，“你们要叫他们视障者，不能叫别的啊。”他让助理在排练厅的黑板上贴了张“与盲人朋友打交道的注意事项”，深怕自己哪句话说重了，就伤了人。
　　
　　
　　月光总像大月饼拍在手上
　　磨合更多的就是盲人们对剧本的理解了。《盲人》又译作《群盲》，是象征主义戏剧大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梅特林克的著名剧作，创作于1890年，描写了12名盲人困于一个海边的孤岛上，面对狂暴的大自然，等待一位领路人，而最终发现他们等待的人已经死去。“这个戏表面上很悲哀，”林兆华说，“剧中盲人等待的领路人死掉了，人们面对死亡时的恐惧、悲哀、失望、无望乃至绝望全都体现在剧中。梅特林克所表达的是对全人类的忧虑，以盲人的处境象征了人类的生存境遇。”
　　象征主义背景下，一切简单的事物都变得不再简单，星星、夜鸟、月光、花儿都被赋予了另一层含义上的理解，最开始，年龄小的演员甚至对剧本产生了误解，“把盲人写得太傻了。”剧中，夜鸟飞过，盲人们一直在问是什么东西，不明白这是什么声音，并为此争吵，“我们不可能会有剧本中写的盲人的状态，夜鸟是我们很熟悉的东西，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
　　不能理解，情绪不能到位，舞台气场就弱，为一句话一个表情，导演要重复来上10多次，反复讲解了180遍，演员们脸上还是没表情，导演让“小不点”想象手里捧着月光，脸上会出现怎样的表情，“小不点”老找不到月光落在手上那种轻盈、心灵阵阵颤动的感觉，总只能想到“一个大月饼拍在手上”，副导演脸都气直了。
　　磨合再磨合，讲解再讲解，组里大家互相交流，年龄大的盲人演员把自己的体会告诉年龄小的演员；大伟和郑晓洁一个拿着摄像机跟着拍，回家再组织学习，一个紧盯着导演看谁，她就跑到谁那再解释；剧组还配置了2位形体老师，也在旁边指导演员们，用气呼吸引发情绪，配合表情。
　　渐渐，演员们进入状态，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剧中盲人们的处境和表现，“大家都知道夜鸟，但在又饥又渴又恐惧的状态下，夜鸟飞过来，那时的盲人们是没有心思去判别自己最熟悉的事物的。”“这是一个历史剧，100年前的盲人可能真是边缘群体，一辈子就没出过自家院子，没见过隔壁家的牛，当时天上飞过去什么，很可能他的确就是不知道。”
　　
　　兄弟姐妹们，谢谢你们了
　　
　　
　　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每个人都在发生改变，有对自我认知的，也有对他人的。副导演在《盲人》剧组呆了5天，回头再回自己团里排戏，排到第二遍就通过了，他开始给人作揖，“兄弟姐妹们，谢谢你们了。”团里人觉得奇怪，平日副导脾气特别大，以往大伙辛苦排了5遍，他都还要臭骂人家干什么吃的，今儿怎么了？在郑晓洁看来，在盲人剧组呆久了，为沟通，大家在不断反思与他人的沟通方式，寻找和不一样的人打交道的途径，有脾气的人渐渐也会没了脾气，做好一件事每个人都不容易，要感恩。
　　盲人们拄着盲杖，敲着地走，到处摸，刚开始很多人不接受，“都是些什么人啊，连拉带拽地进来一批呖哩哐啷的人。”半个月后，大伙不再言语了，时不时，还会躲在排练厅的门缝里，偷偷看几眼。最开始是人艺的门卫、打扫卫生的勤杂工偷偷看，再后来其他演员跟进来看，濮存昕、杨立新、宋丹丹路过，也都过来慰问大家。大伙逐渐认同了这些盲人演员，甚至大伙也在讨论，“有了B组盲人队，观众还会不会看A组明眼人的剧目。”（人艺同一剧目常分两组演员，以交替演出。）
　　林兆华也找到了自己与盲人演员沟通的话语方式，沟通不便，就以幽默四两拨千斤；盲人看不见，就多说形象和指示性强的词，这也正是他的强项，常常一句形象的话，他就能幽默地发出指示。中国盲协副主席滕伟民也在12个演员之列，他肚子大，排练累了，见没轮到他，就腆着大肚子躺地上休息，舞台整体造型显得有些异样，“主席，光看见你大肚子啦。”这句话一出，众人开始偷着笑，滕伟民自个也乐了。
　　对于视障者这一专业术语，林兆华也不再犯怵，“我们视障者先听明眼人演。”“明眼人休息，现在视障者上。”“明眼人要多观察视障者怎么演。”他逐渐把“视障者”“明眼人”两词说得滴溜溜转，似乎为能掌握这两词还挺得意，时不时就来上几句，自个咂着嘴来回品味。
　　
　　找到了月光的感觉
　　
　　“不癫狂，不成活”，不断琢磨舞台角色，舞台角色开始影响在生活角色中的盲人们。
　　两年没见过爸爸，也没通过电话，“小不点”以为已有新家庭的爸爸不再想见她，一天，她突然接到了爸爸的电话，“呆宝，我来北京看看你。”“小不点”很兴奋，一大早起床就摸着路，到宿舍大门外等爸爸。她一个人等到了中午，还没见到爸爸，却突然看见另一个熟悉的影子摸着墙往外走，口里慌慌张张地喊着“小不点”。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一个人跑出来都没告诉让给她角色还不断鼓励她的权婧姐，手机静音也没听到大伙打来的电话，她后悔自己太想爸爸，却忽略了大伙对她不见了的担心。她赶到权婧姐身边，权婧一把抱住了她，“小不点，你怎么啦，是不是不开心就跑了。”权婧姐关切的声音，轻柔纤弱的怀抱，就像月光落到手上的感觉，“小不点”突然一下明白了，此时，爸爸的影子也从权婧身后走来。
　　晋吉征以前是盲足运动员，足球训练后经常累得倒头就睡，排演话剧运动量不多，他却感觉后者比真正的身体锻炼更累，“整个情感一直跟着走，跟着角色高兴、愤怒。”他本人也是一个愤怒、抱怨比较多的人，和剧中角色相符，通过这个戏，他开始更加认识自己，“处理事情，需要进一步多想。”剧中人物变成了教育他的角色。
　　该剧4月22日到5月25日上演，但对于这些盲人演员来说，生活的舞台更大，前方的路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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