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百军　男人四十，才明白什么是责任】男人四十的说说

　　他是一个20岁智力残疾男孩的父亲。生儿子非但没让他感受到当爹的骄傲，反而成为羞于提起的伤处。 　　他又是一个匆匆离世老人的儿子。一句临终前的承诺，也可以让这个四十岁的男人再次成长。
　　他们是一群被认为没有康复价值的“傻孩子”，一群爹妈都往外推的“迷失天使”。
　　
　　
　　2007年8月11日，保育院开业十周年的日子，一整天王百军稀里糊涂的忙了什么自己都不记得了，直到傍晚才“唿”地想起这档子事儿。纪念日就这么悄悄的过去，没有任何庆祝，“忙搬家的事”，也没有多余的钱。
　　正是那段时间，保育院刚刚搬离“战斗”了10年的旧址――天津市塘沽区一个普通居民小区里一排像车棚一样的破平房。
　　新家，新的开始，也是新的挑战。为了把更多的人力、资源用于智障孩子，保育院减少了健康孩子的数量，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肉价上涨、食品价格上涨、油价上涨，保育院的费用却不能涨，“穿的差点没什么，嘴上一顿不吃也不行呀”。冬天来了，取暖费、电费、水费也一起都来了。搬家的高兴劲儿还没过，嘴又咧不开了。
　　
　　宝贝儿子，
　　生下来就是个“国际脸儿”
　　
　　包吃包住三、四百块与其他幼儿园比起来低很多，保育院里生活着二十几个智力残疾的孩子和一些家庭贫困的健全孩子。
　　王百军的儿子王泽也是个智残孩子，12月10日就是他20岁生日，他在这已经生活了10个年头。“生下来就是个‘国际脸儿’，没多久，他妈就走了，十几年都再没回来看过”，王百军的父亲、王泽的爷爷王成斌，放不下可怜的孙子，带着王泽四处寻医问药。
　　看病的几个月中，得到的全是坏消息，“脑瘫的孩根本无法治疗，只能靠康复训练提高生存质量”。智力残疾的孩子有的是染色体有问题，王泽就属这类，刚一生下来就是“国际脸”，眼睛间距大，鼻子扁，哭的时候不拐弯，就一个音一个调；有的是有癫痫病，小的时候没症状，但是随着年龄长大，只会越来越重，保育院里曹宇就有癫痫，个把星期就要犯一次病；还有的是脑瘫，生产钳给夹的，或是难产缺氧，造成运动神经障碍，肢体萎缩、畸形。
　　自从王泽的“病”被宣判没希望的那一天起，王百军一家原来的平淡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王百军回忆起当初父亲带着儿子四处求医的经历，至今难以平静。“我爸开这保育院最主要的就是他放不下这傻孙子！”
　　上世纪90年代的天津，甚至全中国都没有一家针对智力残疾孩子的24小时寄宿制学校或幼儿园，即便可以勉强接受也不能全托，且收费很高。看着活蹦乱跳的大孙子只会傻吃傻玩，做爷爷的心想，自己要是走了谁来管他呢？
　　求医的过程中，王成斌遇到了很多和他一样的智残孩子家长，他们的家庭不是离婚，就是又要了二胎，经济条件都很差。孩子被锁在家里，用绳子绑着的情况并不稀奇。“一个残疾的孩子如果想生活得像个人样，必定有一个大人活得没有人样。”起初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到后来就是为了别人的孩子，王成斌咬咬牙自己办起了一家智残儿童全日制寄宿的康复保育院，孙子王泽也成了保育院接收的第一批成员。
　　小小的保育院虽然条件简陋，却是当时全国第一家专门招收智残孩子的24小时看护机构，最关键的是价格低廉，一时间很多家长慕名而来。“条件好的就多收点儿，困难的就少收点”，从建院起就在这里当老师的梁阿姨对保育院的历史最熟悉不过。
　　“24小时连轴转只此一家”，大年三十才接走，初八又送回来了，一年365天，他们在这能呆350天以上！
　　小小保育院勉强撑过了十个年头，尽管艰难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充满欢笑的，直到最近，死亡的阴影第一次逼近了这块乐土。
　　“大马”，从生下来就没有说过一句话，又聋又哑。爸爸常常出海，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弟弟，每年春节才接他回家一次。大马的骨头尤其跟别人不一样，睡觉的时候四肢盘在一起，脑袋往后一仰可以碰到后背。今年10月份开始，大马全身浮肿，脸像包子，腿粗了几圈，小便也失禁了。经过检查，医生说他肾出了问题，体内严重缺钾。最严重的情况也已经想到了，大马的父母对王百军说，我们相信你们，这孩子真出了什么事，也是他自己的命。梁姨说：“我真没想过这些孩子哪天会走啊，那几天真是……眼看大马要牺牲呀！不过幸亏又好了！现在还穿着纸尿裤呢！” 保育院的孩子们都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病，从医学角度讲智力障碍孩子的寿命往往比常人短很多。
　　不夸张的说，保育院的孩子们在这里度过的是他们生命中最快乐的几年。虽然看起来还像十来岁，其实很多人都过了18岁，算成年人了，但是他们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
　　
　　做儿子的孝心，做父亲的责任
　　
　　生儿子，是件值得庆贺的事，但是王泽的降生不但没能让王百军感受到当爹的骄傲，反而成了一个父亲羞于提起的伤处。
　　塘沽区是个小地方，当年同在一个产房待产的产妇、丈夫依然能够常常碰面，“别人的闺女、儿子大学都要毕业了，我一见着人家，我都躲着走啊……心里的感觉不是滋味儿，也尴尬。”
　　儿子这样，妻子跑了，王百军为一声“爸爸”的称呼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2003年12月22日，由于过度劳累，王成斌一头栽倒在办公室里――“脑溢血”。
　　从进医院到去世，不过36个小时，王成斌临终的时候，王百军陪在床前，“老头儿开始闹腾，怎么也不好好躺着了，可是他又不能说话了，胳膊上打着点滴，急得我呀！”
　　“医生、护士来了也没用，谁也猜不出老人想要干什么，我说您是想见谁？还是想说什么？有什么事不放心的？一通猜，老头还是（闹）……后来我想起来了，保育院！老头儿一下不动了。我说您是不是怕保育院没人干了？我保证把保育院给您办下去，您放心吧！而且一定会越办越好！”说完这翻话，老人安静下来，没过多久，点滴就打不进去了，血液倒灌，没过多久，老人走了。
　　“2004年12月24日”，王百军脱口而出，那一年王百军整整四十岁。也是从那天起，他开始为兑现这个承诺而进了苦海。“我感觉我自己就想佛家老说的那句话那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但是我明知这是苦海，也得跳啊。”
　　子承父业，王百军并没有直接回答‘自己和父亲比谁干得好’的问题，他说，我不能说我比他干得好，而是我运气好，现在的社会环境比他那会强多了……
　　一方面王百军觉得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保育院也有所改观，至少搬了新家，硬件环境好了很多，算是对父亲有个交代；一方面，他又对眼前的窘境力不从心，想靠他这一双肩膀把保育院办得更像样儿些，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实现的，但是他肯定不会放弃，“这就是我的事业了！”
　　这些年有多难，只有王百军自己知道。表面上看去，他魁梧高大，一副黑社会老大的“狠样”，背地里他说，“我蒙着大被子哭，你信吗？”接着又哈哈大笑。
　　人们都说，女人心软，男人心硬，遇到事了，倒霉的都是女人。不知道为什么，在保育院的孩子当中，情况却大都是相反的――妈跑的多，当爹的却都坚持到最后。
　　娇娇、“小包子”、王泽……母爱一直被人们信奉为人类最无私感情，但在这些特殊的孩子面前，却可以被自私、懦弱侵蚀，人性还能有什么指望？
　　有句话说的好，“天助自助者”。即便是上天不眷恋，自己也不能轻易放弃。
　　王百军说，现在支撑他继续做下去的最大动力，一是责任，二是孝心。“干保育院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孝顺，四十多年，现在算是明白了。”
　　不得不承认，一句承诺，也可以让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再次成长。
　　王百军搞过酒厂、折腾过代人购货的配送中心、起早贪黑卖过菜，为了让保育院能变得不用靠“伸手要”来维持，他使尽了浑身解数。各种尝试都因种种原因没了下文，或是无疾而终。最近，他又利用搬家之后空下来的老房子办起了“残疾人技能培训中心”，“培训免费，做出来的东西卖钱，以弱养残”，在王百军看来，残疾人、刑满释放人员、下岗工人……凡是弱势群体都是他团结的对象，“既能养活他们自己，也可以帮帮保育院这些傻孩子。”
　　爷爷走了，剩下两个儿子，一个父亲，祖孙三代的爱从来就不曾分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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