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通　我的镜头不说谎】 国通张以众

　　十五年前，他踏上为历史作证的征途。在“花冈惨案”旧地，他记录下中国劳工血泪的控诉；在东京听证会上，他记录下日军性暴力受害妇女的悲戚诉说。靖国神社旁身披战刀疯狂叫嚣的老“鬼子”，大阪街头日本右翼宣传车歇斯底里叫喊的一幕幕，无不成为他镜头里记录下来的影像！
　　
　　12月13日，既普通也不寻常的日子。一如往常，人们享受着冬日的宁静。然而七十年前的那一天，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随后对中国军人和南京百姓进行长达6周的血腥大屠杀。近十数年来，每逢重大纪念活动，远在河南平顶山的张国通都会奔赴南京参加遇难同胞纪念集会，今年，他在活动现场亮出了自己拍摄的东史郎与李秀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去世）的巨幅照片。
　　
　　“为什么会如此纠缠于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的那段历史？”“没有人愿意回忆，但我们又必须牢记，因为有人选择了忘记，至今他们都不肯承认而且一再否认侵略罪行。”张国通，53岁，出生于河南叶县的业余摄影师，现任平顶山宾馆工会主席。个子不高，但性格坚韧。“我的追踪拍摄不会停止。”从1992年开始，十五年里他是国内唯一专注记录那段日军侵华历史的民间摄影师。他走近战争的受害者，也走近战争的加害者。他们当中，有白发苍苍的中国受害幸存者，也有年迈的当年曾亲手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鬼子兵”。
　　
　　从记录中国劳工开始
　　
　　张国通追踪拍摄日军侵华罪行始于对“花冈事件”的关注。1944年7月，近千名中国劳工被强掳到日本秋田县北部的花冈地区，从事修改河道的苦役。饥饿、劳累，加上监工摧残，仅半年时间，就有200多人送命。1945年6月30日，忍无可忍的中国人决心以死反抗。这场远离中国本土的大暴动震惊了日本朝野，警方出动两万军警围捕枪杀，418人命丧东瀛。
　　199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国通听到了“花冈事件”幸存者河南襄城县耿谆在花冈中山寮悲惨遭遇的讲述，此前热衷于艺术摄影的他有了新的创作冲动――拍摄中国劳工！ 1997年6月，他随“花冈事件”诉讼团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整个诉讼过程他都全程参与。“花冈诉讼案”是中国公民向日本法院控告二战中负有罪责的日本企业的首桩民间索赔案，张国通说自己很幸运，从“首个索赔案”开始他就进入到这幕大剧里。
　　此后，每逢节假日，他就背上心爱的相机，或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在平顶山市周围，到南阳、豫东，上河北，去山东，寻访幸存劳工，用图片文字记录下老人们的血泪控诉。张国通还两度赴日本，追寻“花冈事件”的遗迹和史料，并于1999年出版中英文对照的大型画册《花冈事件》。书中有大量独家镜头和文字，有力地声援了“花冈诉讼案”。
　　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历经13年追踪拍摄日本侵华遗留问题的张国通进入到第一个忙碌高峰期。那年5月，《为历史作证》出版；6月，《花冈事件60周年》出版；8月15日，张国通的抗战图片网（http://www.省略）正式开通；“为历史作证”主题摄影展在全国各地展开。
　　由追求唯美的艺术摄影到讲究真实的历史记录，题材和风格都有很大差异，张国通如此理解自己的转型：真实的历史也需要某种技法来散发出震撼力。他认为的最大区别是以前可以挣到稿费，现在的拍摄全部属于义工性质了，无论是谁向他索要相关图片，一律免费。
　　
　　定格性暴力受害者
　　
　　对于外界有人给他“抗战题材摄影家”的称呼，张国通不敢接受。他说自己的拍摄范畴其实相对单一，大多和“受害”，“赔偿”等字眼相关。言及自己的这段经历，他归结为“由历史机遇始，个人的执着延续。”劳工赔偿给予了他这样的机遇，他抓住了，随后的慰安妇问题开始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他也再次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拍摄题材里。
　　“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者推行的“慰安妇”制度，是20世纪人类的重大耻辱。据学者研究、调查，在亚洲各国起码有40万妇女沦为“慰安妇”，其中约有20万为中国妇女。
　　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忏悔的侵华老兵等一个个走进张国通的镜头。“如果说，当初拍摄这些劳工是为了创作而寻找新题材的话，以后则是出于责任感，由单纯用照片记录受害者逐渐发展到对民族苦难史的见证。”在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下，张国通击退了曾有的动摇和退缩，视野也越来越广，他的镜头不再局限国内，里面也有朝鲜受害妇女。
　　张国通手头保存着一张记录二战中日军“慰安妇”事实的经典照片：临产状态下的朝鲜“慰安妇”朴永心。也许是巧合，而张国通却看做是他自己这么多年的幸运。2000年12月8日，距离这张发黄的照片拍摄56年之后，在日本东京张国通见到了79岁的朴永心！她出庭“女性国际战犯法庭”，讲述自己那段屈辱的历史。经过多次与朝鲜代表团的交涉后，张国通获得与朴永心交谈的机会，并且记录下她那段辛酸往事：1938年3月，朴永心被诱骗至中国南京的日军慰安所，充当日军“慰安妇”。1944年，包括她在内的12名“慰安妇”又被强掳至云南，继续充当日军的“慰安妇”，数年流落他乡，遭受凌辱。1944年9月，朴永心和另外3名朝鲜“慰安妇”，在中国远征军击溃日军的战役中被中国军队俘虏。1946年4月，朴永心由中国回到朝鲜。张国通回忆说，尽管语言不通，在几个小时的聊天过程中，他还是从老人的眼神里读懂了历史痕迹和人生哀怨。
　　
　　在张国通的镜头中，有中国第一位站出来揭露并状告日军性暴行的受害妇女万爱花，还有印尼、韩国、菲律宾、朝鲜等国的受害妇女，她们痛苦的面孔成为一个个不容置疑的铁证。
　　
　　遭遇“鬼子”兵
　　
　　“我的视线凝固在东史郎的照片上，那是2002年7月9日，我第二次赴京都丹后町采访东史郎，他当场亲笔题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卡板赠给我，我以此为他留影。”这是张国通前不久完成的追忆东史郎一文中的一段文字。
　　张国通和东史郎是十年相识的老朋友。199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东京开幕，他作为摄影师受邀参加。也是在那次会议上，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东史郎到会报告，公开指证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土地上，张国通平生第一次听“老鬼子”揭露血淋淋的战争亲历。会后，他采访了东史郎，并第一次为他拍照。尽管2000年，东史郎的诉讼案最终被日本最高法院判以终审败诉，他依然坚持抗争。“我为何要抗争呢？就是为了击碎那些伪君子的谎言。”张国通言诵着东史郎在《我的抗争》一文中的文字，“我对这位老朋友更多的是尊敬。”
　　张国通说自己深深认同华裔女作家张纯如说过的“忘记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十年里他九度赴日，他所要做的就是搜寻日军罪行的证据，他把镜头对准了当年侵华的日本老兵。
　　年轻时，张国通就从一本书上知道了一个叫永富博道的日本兵。这个号称“杀人魔王”的家伙，在侵华战争中“声名显赫”。在山西闻喜县的一次扫荡中，他用刺刀戳进人嘴中，敲掉其全部牙齿，割掉舌头，然后用石头砸开头颅。他还将人四肢捆绑，拴在马车后面，拖得血肉横飞……在由侵华老兵组成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帮助下，2002年7月8日，张国通来到东京都杉并区的一所老人福利院采访了永富博道。这个昔日战犯已是坐在轮椅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半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86岁的他几十次重复着忏悔的动作，口里不住地重复着两个字：“谢罪……”张国通一次次按下快门，并让他留下了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手迹。现在，永富已经离开人世，他的忏悔却通过张国通的镜头永久地留给了后人。
　　
　　面对不断走向衰老、亡故的日本老兵，张国通有些着急，“我必须抓紧时间走访。”这些年，张国通抢救性地采访拍摄了数十位日本老兵，他们的侵华经历和由衷忏悔成为日军侵华罪行的又一铁证。张国通说，他计划完成对100个侵华老兵的拍摄采访。如今，还有不小的差距。
　　除了那些诚心谢罪的老兵，他在靖国神社前还见到了挎着战刀、仍在疯狂叫嚣的老鬼子，在大阪街头，听到了年轻的右翼分子“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歇斯底里的叫喊……他描述了自己在靖国神社前的遭遇：2006年8月15日，他怀揣着相机随着和平游行队伍往前走，当时既要抓怕图片还要防范有人恶意捣乱。路两旁不时有日本右翼分子冲进队伍意图阻挠前行，他们拿着矿泉水瓶朝人们身上乱砸，口里还叫嚣着污言秽语。当时的张国通一只手保护着相机，一只手也奋力挥舞着针锋相对。“那是一种很庄严的感觉，你能说这不是一种战争吗？在那样的现场，你不可能麻木，只会热血沸腾，壮烈。”
　　十数年了，身为一个普通的摄影师、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张国通十几万元的积蓄全部投在这上面了，花费几乎全部业余时间，追踪拍摄日军侵华罪行照片1万多张。九次赴日，他竟没有时间和心情游览著名的富士山。他说自己这些年来得到了不少爱国华侨和日本友好人士在经济、交通、交流上提供的诸多便利。儿子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到南方一家媒体工作了，这让他少了些许牵挂。“我是搞摄影的，只希望通过我的镜头为历史作个见证。”他说，只要身体允许，他会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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