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尚立：道统归于正统的学者]台湾学者+武统台湾的可能

　　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会议的内容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复旦大学教授林尚立是两位主讲人之一。他是研究中国政治学的学者，他主讲的课题无疑是“政治文明”。党的十六大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政治文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带着这个悬念我们专程去上海拜访了林尚立教授。
　　林尚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院长是赫赫有名的龙永图先生。
　　
　　学术的底线
　　林尚立在走廊尽头的这间工作室，纯粹是他的私人空间，里边最多只有六七平方米，四周堆满了书，不大的桌子上被一台电脑和键盘全部占据了。这里俨然就是拥挤的大上海一个小小的缩影，当然也逼真地显示了一个学者日常工作与生活的本色。他个头不高，典型的南方人体型，他让我惊奇的是有一张非常年轻的脸庞，透过近视眼镜，他的眼神显得有些疲惫。除了出差、上课以及回家吃饭、睡觉，这里就是林尚立长期读书与伏案写作的地方。据说，他常常被值班人员在深夜的时候赶出办公大楼，每当这时候，他只能非常惋惜地带着未尽的思绪恋恋不舍地朝家属宿舍走去，无数个春夏秋冬的漫漫长夜都是他思索着头绪繁杂的中国现实问题的见证。
　　就这样我们随意交谈了起来。
　　他1963年生于福州。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1988年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9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专攻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政治。有《选举政治》、《国内政府间关系分析》、《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等11部国内外政治学著作，发表论文80多篇。
　　政治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因而国民似乎人人关心政治，但是公开场合又都尽量回避谈政治问题。我不禁问他，您为什么敢于从事这样一项敏感的学术研究呢？
　　林教授说，1979年邓小平主张恢复政治学研究。他的出发点是，必须吸取“文革”教训，重视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科学全面地推动国家制度建设。中国的政治学学者不能回避中国政治，如果中国政治学学者不研究中国政治，而由国外政治学学者研究中国政治，那么中国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就必然要出问题。
　　您是怎样开始研究中国政治学的？
　　我在留校工作后第二年，即于1989年9月在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开始了“中国政治社会分析”这门全新的课程，从而开始了自己研究中国政治的历程。当时在国内的政治学研究和教学中，有中国政治制度这门课程，但没有分析中国现实制度的课程。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开不出这门课，而是因为许多人在课堂上公开分析和讨论中国政治现实多少有些顾虑。因此，我开设这门课时，有些老师提醒我，要小心。然而，我自己心中有底，因为，我有一条十分明晰的底线，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地分析和把握中国现实政治。
　　林尚立教授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个底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这就使我对他的采访也有了一个底线。我的又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学者，或者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学者。但是我还是想就许多想必一般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请他做出回答。
　　什么是政治，您对政治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林教授重复了他在一篇论文中的一段话：
　　“人的存在决定了政治的存在，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政治发展最终是人的发展。政治与人的这一基本关系，决定了我们政治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不是政治本身，而是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只有基于这样的终极关怀，我们才能在政治学研究中始终保持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从而使政治学研究在不脱离政治的同时，超越政治。”我问他，这是不是也是我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以人为本、以人为先的行政理念的本意所在时，林尚立教授默然颔首。
　　我想对人本身的关怀，可能是学术的又一个底线。
　　
　　此民主政治不是彼民主政治
　　大概以前我们一直强调的“为人民服务”中的“人民”更多是指集体的人，因而这个“人民”还比较抽象，现在我们所讲的人已经是指每一位个体。不能因为整体的利益而忽略和抹杀每一位个体，非典期间我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哪怕让整体经济受损，也要让世界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也要让每一位国民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救助每一位病患。在我的理解中，这就是政治的文明，或者说是文明的政治。
　　而“政治文明”这个词可能是一个更大、更具有概括性的理论范畴。那么从理论上讲什么是“政治文明”呢？林尚立说，政治文明是一个大范畴，通过一定的路径、步骤、节奏来完成，要结合中国的特点、人类文明的发展要求，全面权衡。尤其是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为了给予市场经济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就应该有相应的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提出使小康社会的建设有了体系、有了活力、有了现实目标。另一方面，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和制度创新空间，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资源和发展平台。从内容上讲，政治文明的本质需求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在政治文明中找到了一个家。
　　什么又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呢？
　　林尚立说，民主政治是制度体系、价值体系、组织体系。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系，不是简单的西方式的三权分立。
　　为什么呢？
　　林尚立说，不一定有了民主制度就是成熟的政治。成熟的政治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有活力的。有的民主制度是不健康的，不安全的。对中国来说，要构建一个完整的、安全的组织体系。
　　林尚立说，领导层已经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到了一个高度，已经开始寻求政治发展的因素。
　　在给政治局讲课中，您和另一位主讲人之间是怎样协调的？
　　我和李林既有分工，也有合作。他是搞法学的，我则是从政治学的角度阐述我们所要阐述的问题。
　　中国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体系呢？
　　绝对不行。近些年的学术研究使我越来越清楚这一点。同样是搞民主，但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确实不同。西方民主在实践上有些可以借鉴，比如说听证会、选举方面的制度安排、议会开会的形式、议会对政府监督的方式。但是这种借鉴不是制度的照搬。两种制度的取向确实是不一样的。健康的中国民主制度要有明确的价值体系，要有巩固的制度，要有现代化的机制与手段及权力运作方式。机制和手段可以借鉴西方一些国家的做法。事实上，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在借鉴。
　　在多大程度上借鉴呢？
　　部分借鉴。中国的基本制度是不能动的。这个制度能够开拓出好的制度来。亚里士多德说过，一个好的政治家不是搬用制度，而是开拓出一种制度来。这也是我们越来越清醒的认识。
　　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能没有共产党领导。这不仅是一种政治的要求，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要求。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有效领导，现代化就无从谈起。
　　
　　三种忠诚集于一身的学者
　　在采访中，林尚立告诉我们，他在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8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让我不得不想到一个问题：
　　您是搞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又是中共党员，入党时您是宣过誓的，从各个方面必须忠于党。那么您做这种特殊的学问，在学术研究上能够坚持学术的独立吗？
　　林尚立有点疲惫的眼睛突然产生了一些亮光，他提高了声调说，我从来没有从一个共产党员的角度研究学术，我是从追求真理的角度来探索和确定问题的，我也是从民生的立场出发来探索政治学的。如果说社会科学不能为社会的进步、民生的利益作出贡献，就没有意义。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其使命也是如此。对国家制度的忠诚是一个公民的责任，对党组织的忠诚也是一个党员的责任。
　　那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公民、一个共产党员，三种忠诚都在您身上奇妙地结合到一起了，是这样吗？
　　林教授满足地说，是这样的，奇妙地结合到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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