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后的日本政治与外交 中国的外交现状

　　2009年8月底,日本第45届大选落幕。民主党大获全胜,取代长期盘踞执政宝座的自民党,首次成为执政党。9月16日,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顺利当选日本首相,并与社民党、国民新党组成三党联合政府。这将对未来日本政治权力结构、国内政治思潮、国家发展模式、内外政策产生何种影响,值得关注。
　　
　　大选后的日本政治权力结构变化
　　
　　以民主党为首的三党联合政府将优先考虑如何落实竞选时的各项承诺,促进民生的改善,稳定执政基础,保持国民对新政府的支持热度,为赢得2010年7月参议院选举的胜利而努力。日本政局可能出现以下变化:
　　日本政治权力结构和决策机制发生变化,出现两大保守势力的朝野换位。大选结果使日本众议院力量对比发生逆转。选举前,自民党拥有300席、公明党拥有31席,合计高达331席,超过众议院的三分之二,而选举后,自民党则减至119席,公明党减至21席,合计竟然丢掉191席。与此相反,选举前,民主党只有115席,选举后则升至308席,加上联合执政的社民党、国民新党共有318席,接近众议院的三分之二。目前,民主党在参议院是第一大党,拥有242席中的109席,加上社民党、国民新党的席位共有119席,接近半数。为确保执政基础稳定,打赢2010年参议院选战,民主党目前不能不与社民党、国民新党联合执政。民主党获得这次众议院选举胜利,使近两年来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分别由朝野各霸一方的扭曲现象得到纠正。这有利于民主党提出的决议案、法案和预算案在国会得到通过。
　　2009年大选总体上强化了日本政坛保守化的格局,并使温和派占据保守势力的上风。自民党和民主党都是保守政党。2005年大选时,这两大党议席数占众议院的86%,而这次则升至89%。为确保小党得以存在的比例代表制选区,这次也出现选票向两大保守政党集中的趋势。在体现政党偏好的比例代表制选区,2005年大选中民主党和自民党获得的议席比率分别为34%、43%,而这次大选则分别为48%、31%,两党合计从77%升至79%。然而实际上,日本选民只是在传统的保守政党自民党和新兴的保守政党民主党之间做选择。原来支持自民党的选民中,这次有30%把票改投给了民主党。日本传统意义上的革新政党在众议院所占席位进一步萎缩。
　　大选后,民主党与社民党、国民新党联合组阁,取代了由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出现以两大保守政党为主体的政权更迭,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两大政党轮替。民主党的竞选口号之一是“打破官僚主导的政治”,上台后将着力打破自民党政客与政府官僚、经济巨头所形成的政、官、财“铁三角”金权政治利益集团,增强执政党和国会对政府决策的主导作用。由副首相菅直人亲自担任新成立的“国家战略室”负责人,网罗智囊精英,在国家预算等重大问题上直接贯彻民主党的决策意图。取消了延续了123年的各部级单位事务次官会议,使职能部门官员成为政策执行者,而非政策制定者。民主党政府将向政府各部门派遣大量民主党国会议员担任副大臣,保证内阁对政府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和政令畅通。
　　民主党上台后引起的上述政治权力结构变化,必将会涉及权利的再分配,有可能引起新的矛盾,影响民主党政府的稳定性。在这次当选的议员中,民主党有143人是首次当选,占这次所有首次新当选议员的90.5%,其中一些人只是凭借民主党的选举招牌便当选了国会议员,缺乏从政经验,今后如何处理好同政府官僚之间的关系将面临考验。在经济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一方面欢迎两大保守政党体制形成,另一方面也对民主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所作承诺会否影响大企业的利益表示担忧。另外,民主党政要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涉嫌违规集资问题,也可能遭到自民党及媒体的追究。2010年7月日本将举行参议院选举,如果民主党政绩达不到选民期待值,届时一些人为保持在野党的制衡作用,就会把选票投给自民党。
　　
　　日本政治思潮“脱右倾化”趋势
　　
　　民主党执政,标志着日本政治思潮出现“脱右倾化”趋势。日本相对温和的政治势力民主党执政,客观上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民党执政期间政治右倾化的否定。这对日本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有利。
　　首先,自民党制造的“靖国神话”破产。自民党制造了一个政治神话,即参拜靖国神社可以获得“日本遗族会”的选票支持,并成立起“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而这次大选则彻底打碎了这个政治神话。鸠山由纪夫首相在竞选期间明确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而民主党并未因此失去选票,他本人还以201461票的最高票当选国会议员。鸠山组阁后,《日本经济新闻》民调显示,民众对其支持率达75%,仅次于当年小泉内阁的支持率,居战后历届内阁的第二位。相反,近年来积极组织参拜靖国神社的岛村宜伸、中山成彬、中川昭一等自民党右翼鹰派人物,则纷纷落选。自民党新星、麻生内阁的“消费者行政担当相”野田圣子,在竞选期间的8月15日高调参拜靖国神社,结果在小选区照样落选。靖国神社这次不仅没能“保佑”自民党候选人当选,今后反而有可能成为导致一些候选人落选的“魔咒”。
　　
　　其次,在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鸽派温和势力影响上升。日本左翼政党社民党与民主党联合执政,是自1995年村山富市内阁以来再次成为执政党,也会对民主党政府的政策产生一定影响。而在民主党内的原社民党重量级议员横路孝弘,这次则出任众议院议长。自民党下野后,推选出前财务大臣谷垣祯一出任自民党总裁,收拾残局。谷垣在自民党内也属于温和派的代表人物,对中国颇为友好。
　　第三,民主党拒绝行使“集体自卫权”。小泉、安倍内阁曾积极主张修改日本宪法,谋求行使“集体自卫权”,为自卫队在海外配合美军作战开路。而民主党则严格遵守“无核三原则”,坚持“作为唯一原子弹受害国,遵守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主权在民’、‘尊重基本人权’三项原则”,“第一要务是全力重振国民的生活”。
　　第四,鸠山首次组阁扬长避短,没有让鹰派人物掌握外交和安全事务大权。例如,曾经担任民主党影子内阁防卫大臣的前原诚司曾宣称“中国是现实威胁”,所以早就被排除在鸠山内阁防卫大臣的人选之外,而被任命为国土交通大臣,去清理自民党执政期间在这方面的权钱交易、浪费税金等痼疾。9月15日,国民新党党首龟井静香一度被任命为防卫大臣,可还未正式宣布就被改任为金融和邮政大臣,负责对自民党推行的邮政改革民营化纠偏。这是因为龟井的防卫政策思想属于鹰派,主张修改宪法,行使和美军联合作战的所谓“集体自卫权”,这有违民主党的既定政策,而他最擅长的是,反对小泉的邮政民营化,让其单任金融邮政大臣堪称鸠山组阁的一步高棋。
　　今后的问题在于,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不会就此消退。那些成为在野党的自民党右派政客,有可能聚集起来,在历史认知、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上,牵制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给中日关系制造麻烦。日本民主党内在外交、安全政策问题上也有不同主张。例如,强调“中国威胁论”、支持“台独”的长岛昭久、中津川博乡等民主党内的“台湾帮”便与森喜朗等自民党内的“台湾帮”一起宴请2009年9月再度访日的李登辉。鸠山由纪夫缺乏执政经验,容易受到一些人的影响,自民党前朝政客、某些掌管安全保障事务的官员、民主党内强硬派都会对鸠山内阁施加影响。一旦与邻国发生纠纷,鸠山内阁会否顾忌国内民众的支持率而调整“友爱外交”的立场,尚待观察。
　　
　　日本国家发展模式再度转型
　　
　　未来日本变革的关键是能否实现国家发展模式转型。战后日本经济一度高速增长,其重要原因是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的改变。战后日本摆脱了军国主义统治,吉田茂首相当政时确立了日本战后初期所谓“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治国之道。此后,日本充分利用廉价进口石油,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外交和安全方面则完全依赖和服从美国,形成“对美依附型的经济优先国家发展模式”。
　　伴随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日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开始发生变化。对内谋求修改战后宪法、增强军备,对外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取向抬头。中曾根康弘首相在1983年提出政治大国发展目标,小泽一郎提出日本的“普通国家论”,目的都是向吉田茂优先发展经济、限制军备的治国路线靠拢。与此同时,吉田茂“对美一边倒”的外交与安全战略则得到继承和发展,从而形成日本“对美依附型的政治大国国家发展模式”。正是这种国家发展模式的转型,导致日本国家发展战略重心偏离了经济发展,埋下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衰退的祸根。只不过当时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尚处在上升阶段,日本当政者和政策智囊有些飘飘然而未能预见到其国家发展模式存在的隐忧而已。
　　21世纪以来,日本经济实力地位相对下降,国内政治右倾化引起的对外关系紧张,导致日本企图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观战略诉求上升与客观国际影响力下降的矛盾日益突出。小泉纯一郎利用迫切希望变革的民意,打出“摧毁自民党”等改革旗号,实际上推行了一条“右倾化的大国路线”,把“对美依附型政治大国国家发展模式”推向极端。小泉一面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一面派遣自卫队支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竭力争取“入常”,即是典型表现。面对小泉政治的失败,其后任虽做出部分调整,但自民党缺乏“自净能力”,不可能从根本上重塑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因而也无法带领日本社会摆脱经济困境。这是自民党最终丧失选民支持而下野的根本原因。民主党取代自民党上台后,能否实现国家发展模式的再转型,将是决定未来民主党政治是否成功的关键。鸠山内阁提出“建立对等的日美关系”与“全力重振国民的生活”两大主张,实际上已经勾勒出日本“摆脱对美依附型的经济优先国家发展模式”的雏形。这是顺应时代大潮流变化的合理选择,但要实现转型尚需时日。
　　
　　鸠山“友爱外交”开局
　　
　　“友爱”是鸠山由纪夫从其祖父鸠山一郎继承来的执政理念。对内主张建立“友爱社会”;对外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外交,坚持和平发展,推行对美国和亚洲并重的政策,而不再重提自民党政府“以日美同盟为机轴”的战后日本传统外交方针。
　　以民主党为首的三党联合政府达成的执政协议提出:“建立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同盟关系”,同时“确立同中国、韩国等亚太地区的信赖关系,努力建立东亚共同体”。鸠山内阁在保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会更多地强调本国利益和日本民意。在冲绳基地问题上,鸠山内阁成立的第二天,外相冈田克也立即要求外务省彻查是否存在放任美国舰载核武器进入日本港口的所谓“日美核密约”,明确拒绝运进核武器。鸠山内阁防卫大臣北泽俊美也表示,2010年将撤回在印度洋向美军供油的日本自卫队舰只,并将访问冲绳,了解当地民意,为和美国就重新谈判美军基地搬迁等问题做准备。
　　民主党谋求建立平等的日美关系,主要是反对自民党执政时期特别是小泉内阁期间的“对美一边倒”。鸠山首相上台前曾撰文指出:“很多人从金融危机中认识到,美国单边主义的时代也许会终结。金融危机也使人们对于美元作为关键全球性货币的永久性地位产生了怀疑。”“由于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和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主导的全球主义的时代正走向终结,我们正迈向一个多极化的时代。”鸠山强调与美平等,并不是要摆脱美国,成为独立的军事大国和世界军事中的一极。他曾明确反对日本讨论和武装,甚至因此遭到右翼鹰派的攻击。
　　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鸠山由纪夫并不赞成以谋求本国权力为国家利益目标的“现实主义”,而是信奉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重要性的“理想主义”和通过和平方式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建构主义”思想,认为可以通过共有知识的形成,增进国际或地区认同,建立国际规则等,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他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个位于亚洲的国家。我认为,正在日益显现活力的东亚地区必须被确认为日本的基本生存范围。所以,我们必须持续建立覆盖整个地区且稳定的经济合作和安全框架。”他主张在建立国际合作的新架构之际,“必须克服民族主义过度的问题,走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合作和安全之路”,“不遗余力地建立对巩固货币一体化至关重要的永久性安全框架”。
　　尽管中日之间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但日本民主党上台,对加强中日关系是个新机遇。民主党干事长、实力人物小泽一郎积极推动同中国的交往。首相鸠山由纪夫、副首相菅直人、外相冈田克也组成的“三驾马车”,是民主党政府的领导核心。他们都是战后出生的日本政治领袖。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同中国保持密切交往。鸠山首相当选后首先于9月21日利用出席20国集团金融峰会之机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晤,并将于10月10日访华,出席在中国举行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日方将就进一步充实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建立东亚共同体和中日韩合作、应对经济金融危机、能源环保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等问题,加强与中方的沟通。
　　关于日中之间的领土争端,鸠山认为,“难以通过的双边谈判得到解决。双方对这些问题讨论得越多,情绪被激发、民族主义加剧的风险也就越大”。所以,“只有迈向程度更大的一体化,阻碍地区一体化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欧盟的经历告诉我们,地区一体化能够化解领土争端”。而且,“地区一体化和集体安全是我们在实现日本宪法主张的和平主义和多边合作原则方面应该遵循的道路。这也是为保护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在身处美中之间的情况下追求我们利益应该遵循的适当道路。”鸠山2007年任民主党干事长期间曾会见访日的达赖,引起中方交涉,估计他担任首相后不会重蹈覆辙。冈田克也已就涉及西藏和新疆的问题表示,这是中国内政,民主党不应干涉。关于东海油田问题,他认为:“微妙的问题应该在重视信任关系的情况下对话。”
　　日本民主党执政后,朝核问题能否打开僵局值得关注。近来,朝鲜与美国、韩国关系出现松动迹象。美国政府已表示将与朝鲜进行双边对话,以利恢复六方会谈。日本民主党执政后,朝鲜也表示愿与日本新政府以《朝日平壤宣言》为基础,构筑“富有成效的双边关系”。2009年9月18日,金正日在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时表示,朝方将继续坚持无核化目标,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愿通过双边及多边对话解决有关问题。迹象显示,朝核问题正从危险边缘逐步转到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轨道上来。民主党曾提出建立东北亚无核区的主张,即要求美俄中等核国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对东北亚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日、韩、朝等东北亚国家坚持无核三原则。如果民主党政府能改变自民党政府一味对朝制裁施压的做法,朝日关系便可能出现转机,从中长期看,这将有利于解决日方关切的“绑架问题”和六方会谈复会问题。
　　今后民主党内、联合执政的三党之间能否保持团结,特别是在外交及安全保障政策方面保持协调一致,也可能影响鸠山内阁的稳定性。美国鹰派势力已对民主党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表露了不满和不安,今后很可能继续直接或间接对日本民主党政府施压。自民党内鹰派势力、被绑架人家属组织和《产经新闻》等部分媒体有可能牵制鸠山内阁。如果民主党过分顾及2010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而丧失外交机遇,便可能难有很大作为。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副所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
　　(责任编辑:李瑞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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