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日韩权威主义发展模式】权威主义

　　本来，日本的小泽一郎与韩国的卢武铉两人是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比较的，但是，最近，由于两人的秘书和家属分别受贿而导致两人一个辞职一个自杀，引起风波，让我们对这两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背后所包含的深层含义产生了兴趣。本文旨在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比较日韩两国以东方传统为背景的权威主义发展模式的特点和弊端，提出东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目的是抛砖引玉，唤起人们的进一步注意和思考。
　　
　　日本的派阀、世袭与学阀
　　
　　在日本的政治文化中，政党内结成派阀是主要特点。虽然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派阀现象，但日本的派阀是以公开和有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关于日本派阀的形成，主要是以上下级、师生、同乡等传统关系为纽带或契机而结成的，是东方传统式的人际关系的体现。在战后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过程中，虽然表现了传统的集权主义特点，特别是这种长期执政使日本的在野党成了所谓“万年野党”，但是，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因为有党内派阀的运作而使政权在各派之间频繁轮换，从而实现了权力的轮流坐庄，因此派阀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和意义。
　　另外，在日本的传统中，“子承父业”的世袭现象是一大特点，尤其在日本政治家的继承方式中经常表现出来。现在日本众议院的议员中约有一半是世袭的，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和小泽一郎都是世袭政治家。另外，为中国人所熟悉的还有：福田康夫，其父是前首相福田赳夫；小泉纯一郎，其父是前防卫厅长官小泉纯也；町村信孝，其父是前自治大臣町村金五；高村正彦，其父高村坂彦做过德山市市长，等等。世袭问题引起公众的不满，致使自民党和民主党最近都做出决定，要限制政治家把自己的政治“资产”传给后代，但是，此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政治遗产交给外人来继承。
　　学阀在日本也是一种社会和政治资源。在日本的政府、企业和学校的职员中，某个特定的大学毕业者占绝对多数，形成某一领域内排他性的势力集团，叫“学阀”。本来，由于是老同学而形成亲密关系，在任何国家都是常有的现象，但日本这样以出身学校为纽带结成牢固的利益集团的现象实属罕见。比如，东京大学毕业生结成“赤门阀”，在日本政府、学术界独具影响力；庆应大学毕业生结成“三田阀”，在金融界发挥重要作用；“稻门阀”（早稻田大学毕业者）对日本政界的影响超过了东京大学，因为早稻田大学的社团活动中存在一个机制，这就是他们的学生组织“雄辩会”。在日本政界，如果有个早稻田大学的前辈介绍，特别是“雄辩会”同学的介绍，那么他的政治前途就一片光明了。所以，在日本许多希望将来投身政界的年轻人选择报考早稻田大学，形成了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在日本政界比比皆是的现象。
　　以上所述的派阀、世袭和学阀构成了日本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三者无一不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在日本，一个政治家如果没有这三者做背景，就不可能在政治环境中生存。特别是日本的黑金政治与这三者有割不断的联系，众所周知的选举三要件:“看板（カンバン）”、“地盘（ジバン）”和“提包（カバン）”，就与这三者有密切关系。所谓“看板”就是知名度，所谓“地盘” 就是后援会，所谓“提包” 就是选举资金。三者的核心是金钱，没有金钱，知名度和后援会都毫无意义。而为了金钱，各派阀首长的“集金力”、世袭家族的财产和以学阀为背景的人脉关系都会派上用场。黑金政治由此产生，政治丑闻也就接连不断。田中角荣因为洛克希德事件下台，竹下登因里库路特丑闻辞职，小泽一郎因秘书接受政治献金辞职，这些都反映了日本政治的传统特点与金钱之间难以割断的联系。
　　
　　韩国的缘故主义与权威主义
　　
　　韩国可以说是个以缘故主义传统为背景的社会，其中，地缘和学缘现象尤其明显。地缘是缘故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地区的不同，人们可以结成不同的地缘集团，事实上，政治家的支持基础也主要是以出身地为主的，以金大中为例，他就曾经在选举中获得了全罗道90%以上的选票。学缘是缘故主义传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韩国，首尔大学是韩国最高学府，是教育的顶点，过去首尔大学内部还有京矶高中和其他高中出身的区别，其中，京矶高中的“K”和首尔大学的“S”合起来叫“KS”，构成精英中的精英，在韩国社会受到另眼相待。其他还有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私立大学，也都以同学会等形式构成社会的重要细胞。除了地缘和学缘之外，血缘在缘故主义中也占有一定位置，尤其在韩国历史上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族观念特别严重，现代社会这种观念虽然已经淡化，但在政治选举和经济活动中也时常有所反映，如，一些政治家依靠同族的选票参加选举，当选后难免出现论功行赏和任人唯亲。地缘、学缘与血缘交织在一起，对于韩国人的个人发展和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另外，缘故主义还构成了韩国权威主义政治的文化基础。韩国在1993年以前，是个基本上没有经过民主洗礼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设计出的政治制度具有较多的权威主义色彩。首先，是总统权力过大，超越制衡机制。在1995年地方自治法修改以前，不但中央各部部长由总统任命，地方长官也由中央任命。这种权力的集中与固有的缘故主义结合，必然出现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在韩国，同族、同乡和同学受到重用和提拔是理所当然的。其次，人治主义色彩浓重导致权力被滥用。在韩国，因为总统掌握着国家的大部分权力，司法程序和司法监管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一个缘故主义集团必然视其他集团为政敌，政治斗争的目的就是搞垮政敌的血缘、地缘和学缘，特别是新总统上台后一般要否定他的前任，于是，排斥、打击和报复便不可避免地要经常发生，严重的甚至要置前任于死地。李承晚流亡国外，朴正熙遭暗杀，全斗焕、卢泰愚被逮捕，金泳三、金大中儿子分别被逮捕都很说明问题。
　　以上所说的缘故主义和权威主义的结合如果再与经济联系起来，结果必然是政治的腐败。首先，韩国的政治与经济之间有渊源关系。在军人独裁时期，政府不仅掌握政治权力而且掌握经济大权，在金泳三执政以前，任何企业的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军人政府的喜好和利益判断，企业要想获得良好的发展，就必须与政府保持特殊的关系。特别是韩国的财阀是在与军人政府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下成长起来的，比如，三星、现代等企业就是在朝鲜战争以后逐渐成长为大财团的。韩国的经济发展也可以说是在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下实现的，这是韩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其次，韩国的财阀在现代韩国经济中仍然具有影响力。金泳三执政以后，强权政治结束，财阀终于从独裁政治中解放出来，只要守法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被无端解体。但是因为政府，特别是总统的权力仍然相对强大，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极端地区偏向政策或产业偏向政策仍然引导着企业，为了追求利益，不得不继续靠金钱去影响政治家，影响政府，影响总统。这种权力与金钱的结合机制，导致了企业行贿与官员受贿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弊端，甚至形成了总统直接或间接地贪污受贿事件接连发生的结构性特点。
　　腐败虽然不为韩国所独有，但是，以人治、人情为中心的缘故主义社会加上缺乏制衡和监督的权力膨胀机制，使得韩国还不能彻底摆脱历史形成的权力与金钱结合的悖论，一方面腐败难以避免，另一方面，腐败也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卢武铉算是一个比较清明的总统，但是在人情、亲情等缘故主义污泥里，使得他难以保持一尘不染，最后成了这种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的牺牲品。
　　
　　日韩两国政治文化的比较与思考
　　
　　首先，在传统文化方面，日本的派阀、世袭和学阀及其选举三要件与韩国的缘故主义，即地缘、学缘和血缘有许多可比之处。日本重视地盘在选举中的作用，韩国重视地缘在选举中的作用；日本重视世袭，韩国也曾重视血缘。但是在这两方面日韩之间是有区别的，日本的世袭主要是政治家把自己的政治资源传给自己的子女或其他亲属，而其后援会支持者则主要是以地缘人脉为基础的，血缘在其中所占比重极小；韩国的血缘主要是指以前政治家曾重视同姓、同族，带有“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味道，这种现象现在已经淡化。韩国的地缘主义是指具有共同出生地所自然产生的亲近感，并结成利益集团的现象，而日本的选举地盘主要是在选举中才有意义，是日本选举文化的基本特点。
　　其次，历史上韩国文化曾对日本产生过影响，而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又对韩国产生了影响。这一点在两国共有的以出身学校相同而结成集团的现象上表现明显，特别是在日本的学阀与韩国的学缘的渊源关系上有明显表现。比如，冷战时期，韩国的军阀以曾在日本统治时期留学日本者居多，独立后在支配韩国的主流军阀集团的核心人物中，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有141人，到1961年为止韩国国军的7名总参谋长中有5人是留日学生。朴正熙是满洲军官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他的支持者是满洲军官学校毕业生。除了军阀以外，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明治大学、中央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回国后在韩国结成日本留学同学会形成了学阀集团，直到今天他们在韩国社会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是日本文化对韩国产生影响的一个侧面。
　　第三，两国的权威主义政治具有相似性。就战后的历史而言，日本主要表现为自民党的长期执政，虽然冷战结束以后，自民党曾一度下台，但是很快又以联合政权的形式重新掌权。直至今天，日本仍然没有实现政权轮换以达到贯彻所谓民主主义原则的目的。另外，在日本，虽然首相没有过大的权力，自民党也有下台的经历，但是即使实现政党轮替，也和自民党内各派阀之间轮流执政一样，都不能说明民主主义原则得到了贯彻，因为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日本的选举是在选举三要件，是在看板、地盘和提包的基础上展开的，其中的派阀、世袭与学阀等传统文化特点都是与现代价值原则格格不入的。这一点，日韩两国是相似的，韩国先是军人独裁，然后是拥有绝对权力的总统制，这种制度与传统的缘故主义结合，就带上了浓厚的东方封建专制主义色彩，严格地讲两国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所谓民主主义国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日韩两国的所谓民主主义，都掺杂了太多的东方文化传统中权威主义或者叫做封建专制主义的因素，也就是“缘故”高于市民社会，人情重于规则，人治大于法制。这种模式在冷战期间曾经维护了国内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实现了经济的增长，显示过它的优越性，但是也伴随着权力与金钱的结合，形成了一种难以改变的腐败机制。这种机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民自觉意识的提高，日益引起各方面的不满，从而促使两国有识之士都在探索改革之路。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一直倡导改革，小泉曾做过较大的尝试，最近又有人提出限制政治家的世袭，但是此举遇到的阻力相当大；韩国人也认识到地缘、学缘等意识不合理的“泛滥”已经造成社会的弊害，他们也在倡导改革、变化和否定过去，但事实上历代总统都在改革体制、习惯方面归于失败。
　　总之，权威主义前提下的发展也许使东亚的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得了成功，但是发展之后怎么办？过去的模式还能继续解决伴随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吗？日韩两国的精英们正在思考着这些问题，并探索着未来的发展道路。其实，这不仅仅是日韩两国遇到的问题，东亚各国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路又在何方呢？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文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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