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像【举报者群像】

　　“他说‘你有什么资格起诉我，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我说‘我都举报9年了，你一直不给答复，我就是要告！’他说‘你是天下第一神经病’！我说‘你是天下第一贪官’！” 　　
　　正在服刑的前“湖北首富”兰世立，以实名举报武汉市现任常务副市长袁善腊涉嫌索贿、挪用公款借给黑社会发放高利贷等违法违纪行为，令舆论哗然。像兰世立一样被贴上“举报者”者标签的还有这样一些人，如：实名举报自己所在科室造假情况的女医生杨波；因举报上司而遭辞退、刑拘、劳教的李文娟；因举报所在药厂领导和药监部门官员在新药注册中联合作假，生活由此变得一波三折的高纯。
　　杨波：我有医德，有良心
　　“自揭家丑” 的女医生
　　她的目标：举报自己所在科室造假。
　　举报内容：两年前7月的一天，武汉女医生杨波向武汉市医保中心举报，自己所在的武钢二医院感染科，近几年来长期存在使用假医保卡、伪造假病历、假化验单的现象。虽然事后杨波多次澄清，自己反映的问题仅是“科室造假”，但医保中心则称，杨最初举报的指向就是医院“骗保”。
　　杨波提供的一份材料反映，“无论轻重病人，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住院病人，科室都是忽悠病人借多张医保卡，医生编写假病历，制作假化验单，自己填数字，自己打印，往假病历上贴假化验单，常常患者签名都由医师护士代签，然后把费用往免疫室提交，目的是为医院和科室创收，医生护士的奖金也与之挂钩。”
　　而科室集体造假至少从2007年就已开始。杨波称，后来数量越来越大，每月收治和出院的“病人”不断猛增，科室效益和奖金也越来越好。
　　杨波一直为此深感不安。早在2007年的一天，一名兰姓病人拿着出院发票来找她，说怎么药费2000多，化验费等花了5000多，并从第一个病房骂到最后一个病房，说她没有医德，黑良心。“我根本没参与这种事，但觉得这样做确实有悖医德。”
　　她的结局：经武汉市医保部门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医院确有造假、套保行为”，但在行政干预下，随后的处理却交由医院所属武钢集团“自己内部处理”。
　　举报人杨波的身份被莫名公开，“接连而来的迫害、打击、报复不断升级，精神和肉体备受煎熬”――而对杨波的这种说法，武钢集团则称，这些都来自当事人的“臆想”。
　　“我知道我危险越来越大，我知道我迟早会死的”，“看不到靠岸的希望，我只能如杜鹃继续啼血而鸣。”由举报人变成信访者的杨波，至今为“平反”已几欲崩溃。
　　
　　李文娟：举报换来一年的劳教
　　税务系统的“深喉”
　　她的目标：举报鞍山市国税局违法违规的问题。
　　举报内容： 1983年，李文娟进入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工作。2000年，她开始在鞍山国税局直属税务分局的会计科工作，负责税收款项的账目登记。
　　2002年5月，利用休假，李文娟瞒着家人，带着举报信和企业申报增值税账目报表复印件，来到北京，向国家税务总局和其他有关部门递交了举报信。在举报信中，李文娟认为鞍山市国税局直属税务分局存在着与企业联手，人为减免和少收企业巨额增值税的现象。以后她还举报了其它大量问题。
　　在举报信中，李文娟留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并附上了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我是捧着一颗心向你们反映问题的，为了避免意外请你们保密。”李文娟对相关部门的人说。
　　她的结局：那次举报之后，虽然她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国家税务总局的证实，她却先后两次被辞退工作，被鞍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然后又被劳动教养一年。
　　而她举报的鞍山市国税局局长刘光明不过受到如下处分：以52岁的年龄提前退休。据《?望东方周刊》报道，现在她过着“游游泳，操持一下家务”的生活。
　　经媒体报道后，李文娟在2006年恢复工作，被异地安置于辽宁某市国税系统，2007年获鞍山市公安局对其非法刑拘和劳动教养的国家赔偿。调职5年，如今生活的城市依然陌生。她每天上班要倒一个多小时的公车。她一个人在一间办公室，每天和人说话都很少。在国税局同事刘民（化名）看来，单独办公属于单位对她的照顾。因为她有好几种病，经常在办公室吃药和咳嗽，还总请假去医院。
　　在李文娟举报之前，丈夫王涛（化名）是鞍山市广电系统下属一工程公司的经理，年收入10万元。现在月薪三千。他很清楚，自己和妻子一样，都再没有了政治上的前途。他摇着头说“不要举报，不要和权力斗。”
　　现在，李文娟的社会交往基本为零。除了丈夫和儿子，她在这座城市几乎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如今，她只希望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能平平安安地长大。
　　
　　高纯：我被贪腐的利益集团所害
　　假药举报者的漫长征途
　　他的目标：状告国家药监局行政不作为。
　　他的征途：1995年6月，高纯进京举报单位领导――岳阳市制药一厂药研所所长罗永清与湖南省卫生厅部分官员，称这些人在新药注册中串通造假。在国家医药管理局门口苦候9天，终于见到时任局长郑筱萸。“笑眯眯的，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说不管牵涉到谁，一定严查，让我回去等消息。”
　　之后，高纯被冠上“破坏生产、诬告领导”的帽子。1998年底，同在药厂工作的妻子也受到牵连，和高纯一起下岗。药厂领导让妻子与他划清界限，作为权益之计，妻子于2000年与他离婚。事实上，夫妇俩的感情一直很好。
　　高纯与药厂的矛盾日益激化，多次去厂里找领导。有一次药厂保卫处处长李新生叫来两名经警，一路殴打，将他带走。高纯说，自那以后 ，他多了一个难言之隐――性功能障碍。
　　“药厂和省市官员之所以敢大规模造假，敢打击报复我，完全因为国家药监局不作为，甚至包庇纵容。”2003年4月份，高纯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国家药监局行政不作为、通风报信、威胁恐吓等。他说，“我告的是国家药监局，不是郑筱萸。因为他是法人代表，诉状中不得不写他。”隔年3月，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拿到行政裁定书当天，高纯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6月，该院终审裁定“维持一审裁定”。
　　2004年的某一天，高纯幸运地拨通郑筱萸的电话，“我说我是高纯，他说哪个高纯，我说是岳阳高纯，告你状的高纯，他一听，很生气，吼起来，说‘你有什么资格起诉我，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我说‘我都举报9年了，你一直不给答复，我就是要告！’他说‘你是天下第一神经病’！我说‘你是天下第一贪官’”！
　　2008年，国家药监局并入卫生部后，他把战场挪至卫生部门前。最近六七年，除进京上访，高纯多数时间呆在广州，杂七杂八干过不少活，如记者、医疗消费咨询员等。
　　他的结局：2006年12月，卸任一年多的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被双规，药监系统的暗流涌动终于变成狂风暴雨。此前，已有多名官员落马，如该局原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
　　媒体聚焦之下，高纯的作用被过度演绎，甚至出现“民间举报郑筱萸第一人”之说。光环渐渐褪色，高纯重回普通上访者之列，为实实在在的诉求奔波。高纯得出一个结论，“我不是被哪一个贪官弄成这样，而是被贪腐的利益集团和体制害成这样。”他还要去北京，“因为岳阳说话不算话”，“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我无怨无悔，干上了，没有退路。”
　　（来源：《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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