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与中国:从师徒到伙伴】师徒伙伴
发布时间:2020-03-18 来源: 人生感悟 点击:
2010年9月15日,佐利克脸上泛着红光,出现在位于北京国贸大厦的世行中国代表处。几天中,这位世界银行的行长,会见了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内的中央高层领导。 对于佐利克来说,这是个特殊的年份,世界银行与中国合作30年了。
30年前的1980年,邓小平对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麦克纳马拉说:“我们很穷,我们同世界失去了联系,需要世界银行帮我们赶上去。”
30年后,美联社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向佐利克发问,中国有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还举办了北京奥运会这样的活动,世界银行是否还有必要对中国进行如此多的贷款呢?
一切在变。佐利克在谈到变化时举例说,“你知道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他来自中国。”
回归与融入
世界银行不属于某个国家,它由187个国家联合参股。它也不是一家常规意义上的银行,而是由两个独特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构成。
30年前,当世界银行和中国初次接触时,中国急需的是大量的软贷款。
1980年4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邓小平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的消息,并配了照片。文中简单地提到,双方讨论了恢复中国在世界银行合法席位的问题,并达成了协议。
其实,有些谈话内容并没有在当天的报纸上刊登出来。
杨光辉,曾在财政部外事司任世界银行一处处长。1984年起被派往世界银行总部,任世界银行副执行董事、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顾问。他了解世行和中国故事的开端。
当时,邓小平请麦克纳马拉帮中国赶上去,他说,“尽管世界银行的支持不是绝对不可以少的,但可以帮助我们更快更好地达到这些目标。” 杨光辉在回忆录《足迹》中提到了这段历史。
实际上,中国是世界银行创始会员国之一,但长期以来,中国在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的代表席位被台湾代表占据。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电告这两个组织,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恢复中国的席位。但毫无进展。转眼到了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机构上属于联合国一部分的世界银行席位也理应一同恢复。
然而,这几个金融机构迟迟不执行联大协议。1973年,又一封催促恢复中国席位的电报从中国外交部发到了华盛顿,但还是音讯杳无。
成为世界银行的会员有个条件,必须首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1979年,中国一个代表团经过高层授意,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小组回国后写了一个准备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步骤安排的请示报告。随后,中国以中国银行的名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了正式邀请。
1980年3月,春寒料峭,一架期待已久的飞机降落在北京,上面搭乘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两个月后,中国在世界银行和所属国际开发协会及国际金融公司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
杨光辉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自问自答,为什么世行会改变态度恢复中国的席位?大概是两个原因使然。一是中美建交(世界银行中,美国是第一大股东,拥有“一票否决权”),一是中国在1978年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给外界传递了中国将要融入世界的信息。
1980年10月,北京迎来了世界银行首次对华派出的30人经济考察团。杨光辉参与了接待。
他回忆,他带着外国朋友乘车路过长安街时,外方问道,北京的灯光怎么这样昏暗。安排住宿时也遇到了一个“文化的冲突”。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两位同性同事出差住同一间房很平常。于是在北京饭店,中方安排外方专家两人住一个房间。“两个男人怎么能住同一间房呢?”外方觉得不可思议,当即要求一人一间。等杨光辉再次安排好他们住处,带着专家们走在王府井的大街上时,晚上九点的大街上已人烟稀少,他们只好叩开了一个打烊的饭店招待客人吃饭。
一个有趣的插曲是,为了了解世界银行,当时任国家经委综合局副局长的朱?基参与了考察组的研讨会,他用的名义是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专家。在随后几天里,人们看到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以提问的形式,不断请教世行专家关于经济建设的相关问题。
观念的冲击
世行对中国的支持,并不只是为了扶持几棵树苗,而是要改变树苗生长的土壤。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机构,是以西方的文明作为衡量世界的标尺,并试图用西方的古典经济学和民主政治学来影响新兴国家的意识形态。
世行对它的目的也毫不掩饰,那就是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1991年,世界银行第一份对华援助战略声明这样写道,其基本目标是,“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和物质方面的支持。”
当时世界银行项目改革文件中有一段小说明:每个项目都是为了推动前沿的政策或体制改革,但采取的方式是渐进的,而且主要是依靠说服工作,而不是条件限制。
实际上,伴随援助而来的“限制”是避免不了的。杨光辉认为,针对具体项目的条件是存在的,概括地说,项目都要用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机制来进行。
云南的鲁布革水电站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1984年4月,世行与中国签定协议,向鲁布革贷款1.454亿美元。根据协议,鲁布革工程的引水隧洞必须实行国际招标。
于是,鲁布革工地出现了两种模式并存的近距离较量。一个是国际招标来的日本公司,一个是中国体制内的企业。结果日本公司采用很少的管理人员,比合同工期提前了5个月完成任务。而中方的公司人员众多,却进展拖沓,有不少问题。
这一案例给传统的思想观念造成了强烈冲击,以后类似项目大多采用国际招标的形式,业内称之为“鲁布革冲击”。
杨光辉认为,世行提出的国际招标等条件,对市场经济国家来说,不能说是条件限制。但对当时仍在计划经济规则下运行的转轨中国家来说,就是一种限制了。
事实上,这种限制也可以理解为改革的外力。在中国市场经济道路的选择上,世界银行的确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5年,在一艘从重庆航行到武汉的游船上,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联合举办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参与会议的有世界银行邀请的国际著名经济专家、中国主流经济专家以及财政部部长、人民银行行长等官员。经济学家张卓元后来回忆说,这次会议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取向,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具体做事的理念上,世行也通过项目的推进改变着中国人的传统思路。
2007年,陕西与四川两省利用世行贷款推行西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在世行的参与下,单一的饮水安全增加了改建卫生厕所和健康教育的内容。世行要求必须“三位一体”,他们认为,这样将产生更好的效果,“中国现有单个行业项目的成效很有限,对健康和生产力的潜在正面影响并未完全实现。”
在这个饮水项目中,世行还强调监督及公平,按照他们的说法,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不足,也意味着缺少基本的行动自由、选择权和机遇,容易受到滥用权力和腐败现象的伤害。
当然,也不是世行所有的建议都能被采纳。
财政部国际司相关人员告诉《中国周刊》记者,目前世界银行一共和中国合作了大概500多个项目。其中主要合作项目还是集中在针对中国政府或者公共部门、机构的项目,大概400多个。“对于世行的建议,我们只能按照自己推进改革的步骤,视情况而采纳。条件合适的话,立刻接受。不成熟的,需要再待时日。比如在电力、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
变与不变
就像一叶轻舟,世行与中国的合作很快划过了三十年。
汉丁伯格,供职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IFC),今年9月随佐利克一起访问了中国。作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通信主管,他在出席发布会的前一天,还在四川访问。他兴致勃勃地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起那里的见闻。“昨天我们与北川签署了协议。我们同银行合作,通过支持当地的中小企业来援助四川省的灾后重建。我们致力于帮助四川的私营部门。”
佐利克也谈到他刚在贵州见到的四个少数民族年轻人。他们通过世界银行的贷款支持,做自己想做的软件公司,才刚刚毕业四年的他们雇佣了50个员工。“我把在贵州的所见跟北京交流,他们也很感兴趣。”
现在,支持农村金融、非公经济的发展是世界银行对中国支持项目中非常重要的领域。“中国对私营公司越来越理解。”在汉丁伯格看来,这是中国发生的最大的变化。
不变的是中国与世行的持续合作。尽管舆论上有了文章开头那位美联社记者的质疑,但在环保、消除贫困等项目上,双方的合作仍然在加强。
财政部国际司一位官员向《中国周刊》记者证实,“近年来,中国从世界银行的贷款数目一直在减少。双方的合作主要集中在知识和技术交流领域。”
不仅如此,2007年,中国政府首次承诺向世行集团国际开发协会捐款3000万美元,从此,中国完成了从单一借款国向借款国和捐款国双重角色转变。
2008年5月,林毅夫被正式任命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这是世行自1945年成立以来第一次任命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个职务。后来他又成为世行副行长。
今年4月,世界银行就投票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转移3.13个百分点达成一致,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由2.77%增加到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说,如果说世行和中国的关系过去类似于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那么现在,已经成为利益攸关的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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