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镀金时代”如何“维稳”]美国镀金时代

　　自近代以来，现代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是，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所指出的：现代性虽然是稳定的，但现代化却充满动荡和风险。在结构性的社会变革中，生产方式的转型、政治体系的重建、社会结构的变迁、价值体系的重构都意味着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刺激了社会集团的多元分化和利益觉醒。
　　多元利益集团的涌现对现有政权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一旦不能对之进行有效的吸纳与整合，必然造成普遍的社会分裂和激烈的社会冲突，诱发激进主义，动摇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对现代化抱有矛盾复杂的心态，既想推进社会变革，又对可能支付的政治成本心存恐惧。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美国也经历了一个关键的社会转型期，两极分化加剧，政治腐败泛滥，传统道德规范衰落，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被马克?吐温讥讽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镀金年代”。但是，在这个看似混乱的转型社会中，激进主义却没有什么市场，美国不仅没有就此陷于分裂动荡，反而发起了一场号称“进步主义运动”的社会改良运动，维持并巩固了政治稳定。
　　比如刘易斯?辛克莱的小说《屠场》，本意在于宣扬革命，而结果却是推动了美国历史上首部食品卫生立法的出台。辛克莱曾自我解嘲地说，他本想用《屠场》击中大众的头，却意外地击中了他们的胃。“头”与“胃”，实际代表着政治动荡与政治稳定两种迥异的政治前景。
　　
　　中产阶级维持“动而不乱”
　　美国号称天然的中产阶级社会，早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人已经以“中等阶层”占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社会自居了。美国之所以能够很早就呈现出这种特点，原因之一是早在17世纪，大批英格兰的中产阶级清教移民就来到这里拓荒垦殖，并发展为美国社会结构的中坚力量。不过，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拥有一套由英国殖民者无意中开创、并一直延续下来的良好的中产阶级生成与保护机制。
　　英国殖民当局对北美殖民地的殖民模式带有明显的重商主义色彩，对殖民地的政治和军事控制比较宽松，甚至没有在英国本土设置专门负责北美殖民地事务的机构，一般性殖民地事务则交给殖民地居民自己选举的殖民地议会处理。同时，为了吸引外来移民、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北美各殖民地普遍实行自由土地制度和自由贸易政策，移民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土地，享有经营自由。这样，中产阶级崛起所必需的私有产权体系和自由市场体系就初步具备了。
　　美国独立以后，这套中产阶级形成机制不但保留下来，而且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一般来讲，贫困的第一代移民可以通过个人奋斗积累下一些财富，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只要肯努力，就可以完成本土化、中产阶级化的转型，甚至跻身上层。独立战争前夕，纽约富商中有1/3到2/5是白手起家的，19世纪后期的大资本家也有很多出身寒微，依靠个人奋斗发家。
　　即便在垄断资本兴起以后，社会流动的渠道也没有被阻塞。首先，各种反垄断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垄断，维护了自由竞争。国会通过《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立法加强了对托拉斯的管理，政府设立了州际商业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等联邦特别行政机构对垄断企业进行管制，联邦最高法院则通过经典判例震慑垄断资本，如1911年将美孚石油帝国拆分为30多家地区性石油公司。其次，垄断资本的兴起虽然导致了旧中产阶级（小业主阶层）的衰落，却为新中产阶级（白领阶层）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大型企业组织的出现使得中层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办公室职员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企业雇员急剧扩张。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新中产阶级的人数猛增了1600%，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
　　可见，从殖民地时代一直到进步主义时代，在私有产权体制和自由竞争体系的保护下，美国社会流动的渠道基本保持畅通，中产阶级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主导阶层，相对公平的竞争规则大大削弱了美国的民粹主义和反精英传统。同时，对于进步主义时代的中产阶级来说，家族的发家史及其自身的奋斗经历，基本印证了“美国梦”的命题―只要勤奋、聪明、节俭，就能过上好日子，既然在现实体制下存在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自然就不需要求助于颠覆性的变革方案了，而《屠场》之类的激进小说竭力渲染的劳动人民的苦难经历与其自身经验相去太远，显得陌生而极端，难以引起共鸣。
　　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社会虽然存在着混乱和失序，但体制的基本框架是合理的，社会的主体结构是稳定的。所以，中产阶级对现存体制保持着基本的认同和信任，视其为自身利益的依托，只愿意接受有限的、局部的改良，而不能容忍对整个体系的质疑和颠覆，自动地抵制激进变革，维持着“动而不乱”的社会格局。
　　
　　多元牵制瓦解激进的可能
　　美国社会的内在稳定机制不仅存在于静态的社会结构中，更依赖于一种动态的多元竞争格局。资本集团、本土中产阶级与外来下层移民之间的相互牵制，瓦解了激进行动的可能性，达成了社会均衡。
　　1890年前后，美国的移民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些来自较发达的西、北欧国家、且自身已发展为本土中产阶级的老移民，对于来自贫穷落后的东、南欧国家、刚刚进入美国的新移民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厌恶新移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视之为国家经济的拖累、城市发展的负担和地方治安的威胁，对新移民乐于接受较低工资标准、抢占自身就业机会、降低普遍工资标准的行为更是耿耿于怀。美国的本土中产阶级对于来自意大利、俄国等国的新移民引进的欧洲激进思想保持着本能的抵触，破坏了社会统一行动的可能性，这是激进思想在美国遇冷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族、种族与宗教的分化本来蕴含着分裂、动荡的危险，但是，当分化存在于主体阶层与边缘集团之间，并且主体阶层本身状态稳定时，这种危险就可能被化解，甚至转化为一种维持稳定的机制。与此同时，外来移民作为边缘群体并未遭到完全排斥。资本集团出于对廉价劳动力的需要，抵制着中产阶级的排外主义，为外来移民保留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使其享受到比移民前优越得多的物质待遇和发展机会；而中产阶级对垄断资本的斗争又在客观上限制了垄断资本的经营行为，连带改善了劳工的生存环境，削弱了其潜在的激进倾向。这意味着，阶级利益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既彼此冲突又彼此牵制，有可能在良性的竞争中达成平衡和妥协。
　　从根本上来讲，社会利益集团间的有序竞争依赖于政治体系内部的多元竞争，后者为民众提供了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制度改良的可能性，有助于通过及时、灵活的体制变革消除政治不稳定的诱因。在进步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空前激化。在多元民主体制下，这些问题不但没有被刻意掩盖，反而被新闻媒体彻底揭露出来，公众的不满情绪和利益诉求由此得以传递给决策者，使之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心态；而决策者之所以愿意、并能够据此对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作出灵活调整，同样得益于多重力量相互制约、相互竞争的权力运作格局。而变革越及时，就越有利于社会情绪的疏导和控制，避免极端主义的形成。
　　以食品卫生立法为例。早在美西战争期间，参、众两院就围绕食品质量监管的立法草案展开过较量，但在牛肉托拉斯等利益集团的阻挠下，法案两度被参议院否决。就在国会斗争陷入僵局之际，以总统为首的行政力量介入了。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贯主张通过政府管制、限制私人垄断资本。1905年出版的小说《屠场》曝光了肉制品加工业令人作呕的生产内幕，社会反应十分强烈，食品卫生立法成为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老罗斯福看到这是一个既能推行其政策主张、又能收获民心的大好机会。他任命了一个由农业部长牵头的调查委员会，劳工部长率团亲赴实地考察，形成了一份极有分量的调查报告。以此为要挟，利用国内外社会舆论的压力，老罗斯福终于迫使托拉斯和参议院作出让步，通过了《肉类检查法》和《纯净食品与药物法》。
　　应该说，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毕竟已经完成了现代制度体系基本框架的搭建，社会矛盾源自现代制度体系内部。而目前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尚处于由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还达不到美国当时的发展程度，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
　　但正因如此，这些国家才更需要通过变革促进这些基础条件的形成和建设。现代化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现代化来解决，政治动荡并非源自社会分化和社会动员，而是长期压抑下的病态分化和无序动员。社会变革本身就是一副催化剂，有助于在实践中逐步理顺矛盾，以变革的收益来支付变革的成本；而越是压制社会变革，满足于表面化的政治稳定，社会越会趋于两极分化和普遍分裂，缺乏自信的政权也就越发依赖于更强硬的控制，在这种恶性循环中，隐藏着真正的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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