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被信仰”了? 真正的信仰是什么

　　现今，权贵资本亟需神圣化，因此很可能出现公权力与传统信仰的合作，将国家祭拜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信仰核心，用经济发展的现实论证改革起点的正当性，赋予世俗发展成果以神圣化的象征性建构。
　　又过年了。国家教育部早有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于春节期间组织学生参与网上“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活动。1月10日至2月19日，中国文明网、央视网、光明网、新浪网等主流媒体，将向学生征集春节吉祥物、春联、拜年短信、各地民俗云云。
　　拜年的内容是，一拜壮美河山，二拜炎黄始祖，三拜历代英杰，四拜革命先烈，五拜英雄模范，六拜亿兆黎民。
　　千百年来，中国人拜年都是老百姓自愿自主的习俗，向与公共权力无涉。可是，今年“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成了一项政治任务。其间批评如云，不仅事关过年，更与当今中国人如何安心紧密相关。
　　
　　如何给祖国拜年
　　
　　“年”在远古时，曾是传说中会给人们带来坏运气的怪兽。“年”一来，万事不吉；“年”一“过”，事事如意。用鞭炮轰，贴红春联，“年”就过去了。这就形成了千年相传的“过年”与“拜年”的信仰：“先拜天地，次拜祖宗，再拜高堂……
　　今年不一样，政府创新要给国家拜年。
　　中国人的信仰习俗中，还没有给祖国拜年这一说。曾有“天地君亲师”的祭拜惯习，把中国信仰象征性地建构为五种信仰关系。1911年共和之后，“君”被“国”取代，以“天地国亲师”代表安定中国人心的五种祭拜对象。不过，这一传统很快就被淡忘。1960、70年代，它们则被替代为“个人崇拜”，拜年甚至成为禁忌。即使在1990年代前后，春节放鞭炮也一度被禁。近年来经济发展，这些信仰习俗被公权解放，国家就充当了要被祭拜的信仰对象。
　　但是，没有庙堂，也没国庙，怎么去给抽象的祖国拜年呢?试想，一拜壮美河山，漫天沙尘算什么；二拜炎黄始祖，历史传说遥无期；三拜历代英杰，故居瞻仰门票贵；四拜革命先烈，纪念空间商业化；五拜英雄模范，华盖蒙头成贵族；六拜亿兆黎民，贫富分化农民工……另外，在官方的六项拜年指示中，从一拜到六了，唯独父母爹娘不拜。是不是父母双亲太卑微，无法代表祖国母亲?为此，这一“拜年指示”无法得到民众认同。
　　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人的日子较前好过多了，但人心总未有归属。如拜年的对象，纯属官方定义，国人无从选择，必然就只是一种国家信仰的表达工具，不具备人心归属与信仰认同的意义。中国发展了，却无法解决信仰危机问题。因为中国人有信仰，却无法认同，无法自由表达。我们都“被信仰”了。
　　
　　人俗国家圣的象征性支配
　　
　　中国人国不离家，家不离国；爱国如家，移孝忠国，故能视家如国。至于在祖国与国家间，却有不同的社会学或政治学意涵。祖国是一融政治、伦理、道德和信仰为一体的象征价值体系。人可为她生，也可为她死。但现代国家，则是一个法律概念。中国学人把天下视为中国文化信仰的载体，而把国家当作世俗权力的统治者，仅因为天命信仰的制度建构总未能够完成，总是被那些身为人王、亦是教主的天子，把这一象征性支配，改造为对象征性的支配，而使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信仰方式。
　　因此，家国一体，实际上是把国家伦理化，把权力亲族化。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式建立了国家祀典，从此成为一朝一建、历代奉持的权力信仰传统。20世纪民国初年，国民党也有此作为，整顿信仰体系。可以说，家族亲子化的权力逻辑与国家伦理化的信仰逻辑，两者始终是彼此整合的。
　　在此亲子伦理的实践逻辑里面，给祖国拜年，等同于给母亲拜年，恰好因祖国是一个融权力、伦理和信仰为一体的象征体系，无形中也赋予了对国家体系公共权力的认同。
　　依照中国人的习俗，同是一家亲，必烧一炷香。而我们今日给祖国母亲拜年，必然就是同烧一炷香，天下一家亲了。如果说，祭祀仪式能创造人们信仰与崇拜的神灵，那么，给祖国母亲祭拜的仪式，也能创造出当今中国人信仰与崇拜的象征体系。在此，人与超越者的信仰关系，就能转换为人与母亲、人与国家的关系信仰。国家与个人的区别消失了，成为了“神圣的存在”。在祖国“被拜年”的同时，老百姓就“被信仰”了。其中，信仰与被信仰的逻辑差异，一字之差，何止千万里。信仰的个人自由，纳入了国家信仰之中。
　　给祖国母亲拜年，本无大错，但此举出自公权力的制度性要求，似在说明公权宗教性的建构取向。信仰是不能随意创新的。虽然，权高王为峰，人俗国家圣，但信仰不是国本，更非治国之本，它们仅仅是公民社会之本，无法成为象征性支配的手段。
　　
　　初露端倪的第三种改革
　　
　　朱学勤曾认为，30年中国改革可分两种。一种是80年代中后期开明官员与激进学者的合作，一种是政府与资本的合作。其结果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依近年来公权力的正当性建构路径来看，权贵资本亟需神圣化，很有可能会出现第三种改革，即公共权力与传统信仰的合作。
　　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在思想政治领域。一是思想解放，一是政治解放，故而出现了所谓的“三信危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30年的中国发展，把理想主义与世俗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无疑就为了证明这一改革起点的正确。迄今，经济发展了，但对此起点的正当性证明远未结题，“三信危机”尚未解决。
　　经济发展的现实，变成了国家正当性象征，甚至可以把国家视为神圣崇拜的对象。经济发展成为神圣的证明路径，给国人以意义深远的信仰要求。国家祭拜由此也会成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信仰核心。给祖国母亲拜年，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信仰要求，一种非宗教的宗教，把公权力神圣化的信仰仪式。所以，官方指示给祖国母亲拜年，似当为权力整合信仰，赋予世俗发展成果以神圣化的象征性建构。此当为第三种改革初露之端倪。
　　针对此类中国现象，我一直在思考“政教关系”作为一种外来术语，实难捕捉中国公权力与宗教信仰之间那种纠结与合作关系。国家与宗教的制度关系，表现在哪?国人被要求拜年，并非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不是西方术语中的政教关系。这既非国家，亦非宗教。它们却是信仰，权力信仰，文化或习俗信仰。
　　所以，今年被拜年，其中有奥秘。其不似宗教，乃教育、教化之教、国家、政道之设教。这在表面上是一项行政性任务，官意凌驾于民俗，公权规制了信仰，本质上则是建构国家正当性的一条路径。这些年来，官方管理文化，组织各种国祭、公祭，号召学生读经、国庆60周年长跑：而学术界不少国教提倡者也暗送秋波，彼此之间脉脉含情……
　　值得指出的是，近代的国民国家大多是“世俗化的神”。为国捐躯者为神圣，为国祭拜者成信仰，而信仰国家者当然就是国教了。由此观之，缘此信仰惯习的国家，实在是不需要另外去提倡什么国教的。能够如此享受祭拜的祖国，缘何还多此一举、复兴国教呢?只是那些国教提倡者们，是否也想像孔子一样被抬上供桌、享受祭拜的滋味呢?
　　这些都有一个指向：怎样才算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应如何信仰?而最基本的则是中国人源自于民族国家认同的那种普遍焦虑。为此，一项项活动，一次次公祭，一份份指示，暗中无不有所寓意焉。
　　
　　信仰之内，公权力敬请止步
　　
　　诚然，国家需要信仰。然其与宗教信仰、公民信仰本非一致。其实，信仰无非两大类型，一种是超自然的，另一种是超社会的。宗教信仰是前一种，国家民族、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是后一种。国人不知其异，以为信仰就可安心立命。虽然它们的制度分割与实践取向，会给中国人带来人心安定的某些效果，但在信仰实践的现实里面，它们之间却有很多很深层的混淆。
　　比如，对神的信仰，是宗教信仰的实践方法；对国家的信仰，则是牺牲的逻辑，其间有差别。牺牲逻辑可以替换，信仰却不能。尽管20世纪中国曾有多种宗教替代思潮，其中难免有为国牺牲者提供实践逻辑的被信仰要求，使伦理、科学、美育、哲学、甚至是政治理念，建构为国家信仰的共同体，牺牲者的信仰方法，把牺牲的逻辑与信仰的逻辑转换了。
　　正是因为这一根本性的转换，几十年来，中国社会被单位组织、中国民间资源被政治动员、中国人心被主义改造，一个称之为祖国的公共权力共同体，把国家置换为信仰，把国民打造成被要求信仰者。
　　因此，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公权力能给你信仰，亦能使你失去信仰，更能因此而要求你去信仰，失去了应有的信任与认同。而我们正忙着信仰的，大多是一个很难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
　　如何拜年?中国人心安何处?传统方法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现代社会的要求则是：信仰之内，公权力敬请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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