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分利集团怎样搞垮苏联社会主义

　　勃列日涅夫时期利益集团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损毁表现在两方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抵制改革，直接阻挠了传统经济机制弊端的革除，使这些弊端积累；为了谋取新的私利，形成“分利坏效应”，使社会动力改变，放大了传统体制弊端。这导致戈氏改革前，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已经发生偏转。
　　
　　苏联作为一个大国，其制度剧变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丧失改革良机，为后来的领导人篡改改革方向创造了条件”之说能够成立吗?从被誉为“利益集团的鞭挞者”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关于利益集团与国家兴衰的理论中，我们来寻找答案。
　　奥尔森在其1998年出版的著作《国家兴衰探源》中，从经济学视角探讨了利益集团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他并不认为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他将利益集团划分为两类：广泛性利益集团和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由于特殊利益集团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因此其本质是“分利集团”。
　　分利集团与国家兴衰有何关系?奥尔森的研究结论指出，如果一国具备了分利集团建立和持续性发展的政治环境――“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动乱或被入侵”，就会使“分利集团持续发展”。奥尔森进而研究了分利集团对国家经济发展消极作用的机制：“分利集团的目的在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收入，从而导致全社会的效率与总收入的下降”；分利集团为了既得利益延缓全社会运用新技术；分利集团“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然采取排他性的政策”维护集团利益；为了达到自身目的，必然运用院外活动争取立法提高其成员收入，活动的结果是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的报酬，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进行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这种示范效应使企图获取更多收益的分利集团越来越多，从而改变了社会动力：“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社会动力的变化“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该国的生产增长受到阻碍，社会经济出现僵化衰退。
　　奥尔森指出，反之，如果一国不具备或破坏了分利集团建立和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比如遭遇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分利集团就会被削弱或被废除；这样的国家在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相当迅速地增长。二次大战以后英国的衰落和日本、西德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就是上述结论的有力例证。
　　
　　利益集团改变了苏联社会动力
　　
　　正如国内外学术界评论的，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他的理论解释勃列日涅夫时期利益集团与苏联兴衰的关系，可以找到以下的分析路径。
　　首先，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利益集团代表的是少部分人的利益，属于特殊利益集团即分利性集团。其原因在于，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的利益出现了两重性：一方面，作为苏联人民的一员，领导干部与全体人民的利益具有一致性；但另一方面，在改革面前，二者的利益也发生了明显的分离。十月革命后初期，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曾共同面临着苏维埃政权被资本主义世界绞杀的威胁，因而具有“保卫苏维埃政权就是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观。而二战以后，由于苏维埃政权巩固强大，苏联社会面临着对集权体制进行改革的任务，致使利益集团成员开始具有与群众利益不同的特殊利益：由于他们在工资、住房、交通、医疗、商品供应等方面的特殊生活待遇，以及垄断权力的“伴生物――礼品、贿金、相互利用等等”，只与是否拥有领导职务以及与职务级别的高低有关，而向企业下放管理权、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等改革将削减其权力，甚至剥夺其职务――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对于老百姓所拥护的改革，利益集团采取了抵制和反对的态度，他们维护的是少数人的私利，成为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分利集团。
　　
　　其次，奥尔森认为，一国具有稳定和平的政治环境，使分利集团获得持续性发展，是分利集团影响国家兴衰的必要条件。苏联的情况恰恰如此。二战以后，苏联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尤其赫鲁晓夫下台，干部任期制取消以后。分利集团获得了稳定、持续性发展的政治保障，逐渐形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以上分析路径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第三条分析路径：利益集团的谋私行为改变了苏联的社会动力和社会方向，而这种改变是通过利益集团以权谋私产生的“分利坏效应”实现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利益集团既以各种方式反对、抵制改革，维护集团的既得利益，同时，通过三种途径谋取新的利益。第一种，对上级领导溜须拍马，以期谋得更高领导职位，得到更高级别的权力、生活待遇和更多的权力伴生物。第二种，进行院外活动，使指令性计划做出有利于本部门或地区的改变，争得项目和资金。第三种，以权谋私，非法获得经济利益。
　　勃列日涅夫时期，利益集团通过这三种途径谋利，以小成本博取大收益，他们的行为被社会知晓，在社会上不断传递以后，人们起而效仿，在社会上刮起了三股风。
　　――媚上风。在领导干部任命制下，许多人通过与上级领导搞好关系得到提拔重用，加入利益团伙，得到无尽好处。于是，千方百计搭上级关系，给上级领导溜须拍马之风盛行。在1986年召开的苏共27大上，吉尔吉斯党中央第一书记马斯利耶夫、土库曼党中央第一书记尼亚佐夫等共同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现象。他们说，第一把手在解决干部调动的重要问题时，往往是个人说了算而无视集体的意见，于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不负责任和向上爬的思想泛滥。
　　向上爬思想的泛滥，使媚上不择手段，既在暗处进行，同时也在明处进行表演。苏联媒体则提供了淋漓尽致公开表演媚上风的浓缩版。1976年底恰逢勃列日涅夫70诞辰，为给总书记祝寿，《真理报》开辟了7天的专栏，于是中央委员会领导、加盟共和国的领导纷纷在专栏上粉墨登场，率先颂扬勃列日涅夫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人物”。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小地》、《复兴》、《垦荒地》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由别人代笔，但是1979年被有关部门不失时机地戴上了列宁文学奖的桂冠，出版部门马不停蹄地印刷发行180版，几乎达到每两个人拥有一册。媒体更是不肯放过对这些小册子进行天方夜谭式的吹捧，1978年11月12日《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的源泉”。还有些报刊吹捧这些小册子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勃列日涅夫这三本小册子的真实水平、价值、社会影响与这些吹捧相距十万八千里!颂扬者进行这种离谱的吹捧，不是其弱智，而是其精明。因为这种吹捧可以迅速达至上层，以便层层向上表达对勃列日涅夫的忠心，得到上层的恩惠。
　　――院外活动风。由于通过院外活动向中央机关示好，一些部委争得了资金项目，于是乎其他部门纷纷效尤，争先恐后提供各 种物质方便和服务，与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联络感情。
　　――腐败风。由于权钱交易可以迅速致富，腐败之风蔓延。为了实现致富的目标，利益集团的手段花样翻新，谎报指标、伪造企业账目、买官卖官、收受贿赂，甚至胆敢践踏法律，进行非法的权钱交易敛取大量钱财。例如，在1970年代，与生产和销售鱼子酱有关的领导和成员形成团伙，进行鱼子酱走私达10年之久，集团成员涉及渔业部副部长、渔业销售管理局副局长、索契市市长等高官以及苏联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等有关人员300余人，集团成员获得巨额赃款存入了瑞士银行。1986年《论据与事实》披露了一个事实，1980年代中期，拉脱维亚共和国储蓄所抽样调查的材料证明，储蓄总额的一半以上集中在3％的存款人手中。实际上，储蓄额的差距更大，因为有大量存款的人常常用好几个储蓄本把钱存在几个储蓄所里。这些富人的身份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可以肯定，其中包括通过权钱交易发财的领导干部。
　　
　　自下而上敷衍工作之风盛行
　　
　　日益蔓延的三股风腐蚀了社会风气，使社会动力改变：由于不注重与领导搞关系，仅诚实、认真工作的收益降低，而媚上升官、工作敷衍、投机取巧的收益提高，导致诚实、认真工作的动力减退，媚上、投机取巧、坐享其成的动力增加，结果，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自下而上敷衍工作之风盛行。
　　在最高层，政治局委员在就重大问题决策时，本应该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反复权衡、抉择，再通过决议。但实际上，政治局会议常常采取敷衍的态度，大家一致草草通过中央机关秘书班子拟好的决议。俄罗斯学者德?沃尔戈诺夫在他的著作《七个领袖》中披露，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政治局委员们事实上经常不是进行讨论，而是相互念自己的助手们为他们写好的2―3页讲稿。大家总是表现得“英雄所见略同”，照例不会发表同“事先由起草班子起草的决议草案”有多少出入的意见。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生活与改革》一书中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局有些会议开会的时间只有15～20分钟，即使是重大的问题，也很难进行认真的讨论。主持者惯用的言辞是，‘同志们已做过研究，事先交换过意见，也向专家作过咨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提什么意见?”政治局会议从主持人到参会者都在走过场，这一方面反映了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同时也反映了政治局委员工作态度的消极和敷衍。
　　
　　在加盟共和国和地方，许多干部敷衍工作的主要表现，是躲着问题走：“能不解决的，就不解决；非解决不可的，就不签字。”或者，“把问题推给别人……当实在躲不开时，为了缓和一下下面的不满情绪，就发指示或制订一些对以后不起任何作用的措施。”
　　躲避问题的风气在中央机关未能幸免。吉尔吉斯党中央第一书记马斯利耶夫在苏共27大上指出，敷衍塞责“不仅发生在加盟共和国，也发生在中央。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苏共中央看到了共和国的舞弊和违法行为的征兆。其中许多行为苏共中央机关没有直接进行审理，而又送到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
　　在基层，由于善于同领导搞关系的人得到重用、提拔，升官、升职提薪，以及劳动报酬的平均主义，打击了踏实负责工作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大部分劳动者对认真、高质量劳动兴趣的降低。1986―1988年，苏联相关部门对苏联广大地区11个工业部门的8800人进行了劳动动因的大型调查。调研的结果证明，大多数劳动者缺乏对高质量劳动的兴趣，出工不出力。198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在苏联全国各地工业和农业中进行了社会学调查，结果表明，全力以赴地工作的不足职工的1／3；在经济实力差的单位，只有17％的工人全力以赴地工作。由于工人对劳动的懈怠，结果形成了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在为出废品和损失而“工作”。同时，工人中“无故旷工，迟到早退”现象日益增长。以俄罗斯为例，工业部门平均每个工人旷工数量1980年比1960年增长了50％。
　　于是乎，勃列日涅夫晚期出现了这样一幅图景：政治局会议上千篇一律念稿子，基层单位工人出工不出力――苏联社会自上而下大量的人在比划工作!其结果，全国上下各个环节，虽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资源。却没有解决应解决的问题，没有获得应当得到的产出。分利集团对社会动力的改变，使国家各个环节加大了运转的成本，苏联的资源被无端地浪费，超级巨人亦难以承受无端的消耗!
　　
　　时代任务未完成，社会主义方向被改变
　　
　　利益集团“分利坏效应”对社会动力的改变，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发生演化。苏联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由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数个历史时期迈出的首尾相衔的前进步骤开辟出来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不同时期，由于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不同，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不相同的任务，每个时期完成了时代的任务，社会主义就向前推进一步，在新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任务完成，社会主义继续前进反之，社会主义道路就会中断。从十月革命以后至198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的任务可以用三句话概括：1920～1930年代苏维埃政权初期，是巩固政权，建立经济基础；二战时期，是保家卫国；二战以后，是改革创新，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让人民享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活水平，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体系的竞争中取胜。每个时期的任务，既是苏维埃政权的战略目标，需要社会上下团结一致才能实现，同时也是全国人民一致前进的动力。
　　十月革命以后至二战胜利的30多年里，由于苏联领导干部与人民同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因此全国上下利益一致，共同奋斗，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任务，保证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前进。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领导干部利益集团与人民的利益发生分离，没有完成借助改革创新在两个社会体系竞争中取胜的时代重任：利益集团为了一己之私利，从两个方向辱没了历史的使命。一方面，利益集团为维护既得利益抵制改革，直接阻挠了传统经济机制弊端的革除，导致这些弊端不断积累；另一方面，利益集团为谋取新的私利，形成了“分利坏效应”，导致社会上下敷衍工作，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端(由于经济、政治活动与最终结果无关，导致官僚主义、劳动懈怠等)迅速地放大――这些弊端在积累的同时迅速地膨胀，加速了传统体制功能的衰减!其结果是，苏联劳动生产率直线下降，拉大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苏联在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中没能占据优势!
　　1950年代以来领导人许下的“共产主义将在我们这代实现”的诺言已经越来越渺茫，人们对政府和社会主义的信任下降，倾慕、崇拜西方的意识在“夜间人”(指白天与官方保持一致，到夜间则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或批评时政)和“厨房辩论”(指为避免政治麻烦关起厨房门与家人或朋友悄声议论与批评时政)中滋生蔓延。因此，还在戈氏改革以前，由于人们意识形态天平的倾斜，苏联社会主义的方向已悄悄发生偏转!正是这种偏转，为后来民主派思潮的广泛传播和民主派夺取政权播下了种子。1907年梁启超曾批判晚清政府，认为其拒不改革致使中国成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在阻挡历史潮流方面不逊于晚清政府，他们因葬送改革良机而称得上“制造崇拜西方思潮之一大工厂”!
　　在这个意义上，勃列日涅夫时期利益集团的行径为后来的领导人篡改社会方向、葬送苏联社会主义的前程创造了条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利益集团堪称苏联社会主义的罪人!
　　他们应该被钉在苏联历史的耻辱柱上!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生活与改革》一书中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局有些会议开会的时间只有15－20分钟，即使是重大的问题，也很难进行认真的讨论。主持者惯用的言辞是，‘同志们已做过研究，事先交换过意见。也向专家作过咨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提什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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