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幽默句子【周立波：幽默中产，再造上海】

　　周立波说时事已经有独立的态度，但还有待发挥，所以只是“豁令子”(暗示)，还不够“脱口秀”。但呵护他的人都在说：周立波能走多远，有赖于政治开明度，有赖于社会包容度。 　　
　　2009年的上海，确实出现了“满城争说周立波”的文化奇观。用周立波自己的话来说，“一个人引起了一座城市的骚动”。此前，《笑侃三十年》连演31场，场场爆满。最近一段时间“笑侃大上海”，45场票，5月20日一天售光；6月预售12场票，也是一天售光。美琪大剧院上下两层，容纳1300名观众。这是上海剧场久违的票房奇迹。
　　“我一个人今年可能冲4000万票房”，“将来可能会有我自己的传媒帝国”。周立波喜洋洋地告诉记者。他在提醒大家，周立波不仅仅是一个表演者，也不仅仅是一个笑星。从石库门跳出来
　　7月18日，晚上7点半，美琪大剧院已座无隙地。石库门布景。吹烟机吹出一团淡淡的烟雾，粤语《新上海滩》音乐响起，石库门的木门打开，周立波穿着风衣，戴着墨镜，顶着“许文强帽子”跳了出来，在舞台上秀了大半圈。周立波一语未发，观众席已经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报幕员问：你这身打扮是许文强还是小马哥?周立波开口了：我是小马哥的粉丝周润发……(停顿，观众大笑)的粉丝周立波。观众再大笑。
　　这是一个“非常上海”的出场秀。特别是从石库门里跳出来的动作，代表了周立波的审美观和文化取向。2003年，上海曾经有过一场讨论，“工人新村还是石库门，谁更代表上海?”显然，周立波的答案是石库门，而且他公开秀了出来。在与记者对话时，他却只强调自己是导火索，“能够让上海人来关注上海形象，让上海人重新反思上海文化”，但他“可能没这个能力”。
　　“谁更代表上海?”――看似问题很小，其实却是个大问题，一个关系到执政党意识形态在上海的既有地位如何被这座城市的人们重新审视的问题。
　　工人新村一方面体现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改变殖民化城市的面貌、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等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家对上海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的新定位。然而改革开放30年后，上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白领为代表的中产阶级重新崛起，工人阶级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而且这一趋势有如“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些当初被否定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陆续重返这座城市，人们已经相信这些生活方式无关意识形态，只是都市生活之需。白领阶层重新成为这座城市主流人群后，与之相伴的生活方式自然出现。“这个时代正好需要像我这样一个人，而我正好在这个点上。”周立波说。
　　这一晚的表演，周立波谈到了具有符号意义的高档消费区上海新天地。周立波在跟观众讲述“大上海”为什么值得骄傲，他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新中国国旗、国歌亦在上海诞生等，然后话锋一转：“80多年前，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知道新天地是块好地方。”顿时，观众席爆发出一阵会意的笑声，紧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喜欢逛新天地的上海白领们都看见了，中共一大会址就在新天地。时尚与革命，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元素，同生共处，它们之间并非“有我无你或有你无我”，不是互相否定，而是互相包容。这是上海这座城市重新可爱起来的一个例证。
　　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也就成为“一个可爱的男人说一些可爱的事情”。
　　
　　时事剧场，向前一步
　　
　　周立波的时事“脱口秀”被用来暖场。这一夜，他照例说了几个事，周立波博客门事件、许宗衡腐败案、卢武铉自杀案，以及上海倒楼事件。周立波首先拿自己说事――本周上海最大的新闻之一是，周立波前妻开博客炮轰周立波。观众用笑声和掌声回报周立波的不回避态度。
　　接着，他调侃起上海倒楼事件，“绝对黑色幽默，一倒成名”，“睡下去的时候在床上，醒过来的时候在墙上”，他再加上动作表演“临门一脚”，令观众爆笑不止。
　　“倒楼都敢说。”第二天到周立波位于锦江饭店贵宾楼的办公室采访时，记者“刺激”他。周立波的回答也挺幽默：“倒楼全上海都在说，只不过是我说的最精彩而已。我是在主流媒体上看到的，我从来不看小报上的东西。而且不是网络，网络只不过是我的参考。倒楼并不丢上海人的脸，再好的品牌都有报废率，这是正常的。”此话还透露了一个“秘密”，周立波说时事之所以安全，在于他的信息来源――既然主流媒体能报道，周立波就能说。就像凤凰卫视的杨锦麟读报，区别是，“杨锦麟读报不错，但他是一个蛮好玩的人，而我是一个能够制造好玩的人。”
　　说完上海时事，说全国，说的是倒掉的深圳市长许宗衡。他挖苦道：“许市长在位时最喜欢讲，我是人民的儿子。人民养一个儿子不容易，养大一个，捉进去一个。”现场爆笑。这个段子，“笑侃大上海”里周立波表演了数次，但每次博得笑声都特响亮。这一次，他继续发挥，对官员自称是“人民的公仆”也很不屑，因为人民做主人，官员做仆人还是会问人民拿钱，人民还得提防着。只有当官员说“我是人民的老子”人民才放心，“因为老子不问儿子要钱的”。
　　这么说时事，当然大快人心。
　　国际时事，周立波第N次说卢武铉，借机调侃陈水扁。于卢武铉，周立波表示了敬意，因为一个人敢于用死来谢罪，“是个真男人”。然后周立波模仿表演起关在台北看守所里的陈水扁：“阿扁错了吗?阿扁错了吗?有种放我出去，我就去跳阿里山，当然是极限跳，后面有根绳子的。心理素质也太差了，(卢武铉)才几百万美金就跳崖，我几百亿都没跳。生命是很可贵的，阿扁一定好好地活下去，活到我不想活为止。”从全场表演来看，这个段子，观众的反应最热烈，不仅台下大笑，周立波自己模仿完，也1印头大笑，台上台下一起乐开怀。
　　“正常社会里，新闻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大的娱乐。”复旦大学哲学系李天纲教授是上海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他注意到，周立波说的是“我们的政治，市民视角的政治”，历史地看，这是延续了民国时期上海租界里的文明剧的传统。滑稽戏，前身是1910年代出现的“文明戏”，1930年代演变为“独脚戏”。20世纪初期上海福州路、南京路舞台上所有的演出，都相当地“讲政治”、“谈时事”，机关布景，声光化电，古今中外，时事政治，全在舞台上，大气磅礴。对比而言，周立波比起当年还相差甚远。
　　李天纲说：“周立波说时事已经有独立的态度。但还有待发挥，所以只是‘豁令子’(暗示)，还不够‘脱口秀’。这不是个人的责任，几十年来，整个中国社会都因厌倦而对政治取回避态度。”呵护他的人都在说：周立波能走多远，有赖于政治开明度，有赖于社会包容度。尽管周立波还做不到像西方“政治脱口秀”那样，对国家领导人及政府，嘻笑怒骂，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是“表彰伟人”，但周立波确实比其他人向前迈出了一小步。
　　“我觉得他是上海人中的另类，具有同城人所罕见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对市民文化具有开创意义，同时，他正在推动上海市民学会消费‘国家时事’。”同济大学批评文化研究所朱大可教授这样评价周立波。
　　
　　为上海人集体疗伤 　　
　　记者请朱大可解剖周立波走红的原因，他说：第一，他表达出了上海人的自豪感；第二，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记忆力表达了上海人的集体记忆；第三，他的娱乐和时事模仿秀，制造了强烈的娱乐效果。他传承了上海人方言叙事的传统，而这种方言正在普通话的包围中衰退。周立波则对记者说：“某种程度上我激活了上海人的文化自豪感和城市荣誉感。这一点我很开心，有的说周立波你是上海的英雄，应该是文化英雄。”
　　回到剧场。时事暖场后，周立波开始切人“笑侃大上海”正题。他讲了一个关于“上海话没落”的段子――一个上海人判刑判了15年出来，实在没办法，到马路上抢钱，用上海话说：“钞票拿出来。”对方用普通话回答：“你说什么?”“皮夹子拿出来”(上海话)。“你说什么啊，你的态度不要那么恶劣么，请说国语好吗?”(普通话)抢钱的人只好用国语大声喝斥：“把钱交出来!”被抢的人这才一声惊叫：“抢劫啦，救命啊。”周立波表演完，一脸严肃地说：“现在上海拦路抢劫也要开(说)国语。”呼啦，台下笑声和掌声连成一片，非常热烈。周立波说出了上海人对上海话地位不保的集体忧虑。
　　这时周立波就像一个学者，他向观众阐述南北文化差异，城乡文化差异。周立波曾有一句著名台词引起诸多非议一“吃大蒜的怎么能和喝咖啡的在一起?”有人说，这句台词把“大上海主义”的优越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上海人清高，是瞧不起别――上海人排外，连北京人都被上海人视为“乡下人”。且看周立波接招：“咖啡和大蒜没有谁高谁低，只是口味不同而已。说吃大蒜就没品味的人，说明他自身存在着一种文化自卑心理。非洲卢旺达人也喝咖啡，高雅吗?孔子也吃大蒜，低俗了吗?”
　　有人会说，这是周立波为自己的口误在“辩解”。但台下的上海观众接受这个辩解，他们会心地笑了。周立波敢于面对人们对上海的成见、偏见，并在公共空间进行辩解，试图刷新上海在“全国人民”而前的形象，上海人显然欢迎这种努力。周立波还调侃说，中央电视台春晚导演递过来橄榄枝，但是被他婉言谢绝了，原因是：“一个人不要轻易击碎别人的幻觉。不要在别人面前炫耀别人没有的东西。一般上海人比较清醒，不是清高。”
　　周立波继续“暴露”“大上海主义”――海派文化是英美文化和江南文化交汇融合之后的产物，因为全国独此一家，所以海派文化生来就是被羡慕和妒忌的。顿时，掌声响成一片，周立波对记者说，他拥有上海人的认可就可以了，因为生活方式不同，“某种强加的认可是一种自取其辱”。李天纲则从周立波的舞台形象来解读这层意思：“(波波)舞台上的样子很挺括，鞠躬的时候，特意请观众注意他‘发丝清爽伐’。不猥琐，不拖泥带水，有‘台型’，讲‘派头’，是所谓‘海派’的‘派头’，观众都说：‘给上海人面子了’。”
　　对于有的上海演员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演，靠作贱上海男人，故意把自己的姿态调到比观众更低的水平，让观众看比自己更低的同类，获得心理上的瞬间满足，周立波表示了自己的不屑。他告诉观众，正是这些媚俗的表演使“全国人民对上海男人的看法达到高度共识”。周立波向记者亮出自己的底线：“你要我在台上去丑化上海人我是做不到的，因为我爱这座城市，贫穷、愚昧、矫情不是用来展览的，拿这种东西来展览，博取同情是很可悲的。一个演员不应该放下人格、放下自尊去博得可冷的掌声和票房。”
　　
　　塑造中产，再造上海?
　　
　　有人批评说，周立波现在的“海派清口”还只是演给上海小市民看的，潜台词是这座城市缺乏大市民和大市民文化。周立波对此很不屑，他更愿意用“成熟的公民”这种表述。他之所以说时事，不是叫板政治，而是因为“关心时事是一个成熟公民的表现”。
　　周立波很坦率地解剖这座城市的不足：“上海的硬件设施已经达到国际一流城市的水平，但是它的国民素质还没跟上，所以现在我们要创一流国民。创一流社会前提是先创一流国民，有一流国民才有一流社会。物质和意识要同步，否则你就是穿龙袍不像太子，所以软的和硬的要一起上。”
　　那么，“海派清口”如何塑造一流国民?
　　“他是愿意做的，自觉不说黄口，说清口，告诫观众，中产阶级首先应该是干干净净，有尊严的。他现在态度上还在调侃，更积极些，他是可以做的。”李天纲特别推崇《笑侃大上海》里的一个段子“酱油朋友”――周立波邀请观众一起来嘲笑“酱油朋友”，说“酱油朋友”往酱油里掺水，造假致富，连开车也不守交通规则，背只书包冒充安全带。周立波是鲜明地亮出自己态度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这样龌龊。是有原罪的。”这个段子，让李天纲觉得周立波确实“有点‘派头’的”。
　　周立波这样向台下的中产阶级观众解释上海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以及它的市民：“上海人含蓄，是李清照and the柳永的婉约派。上海拥有发达城市的气质，它是规则内的武林高手，规则外的谦谦君子。”对于京派与海派之争，周立波说，南北文化应互相了解，二者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你们拥有了阳光的灿烂，为什么不允许我们拥有月光的妩媚呢?”这段清口，比较清晰地传递了周立波的价值追求，其向中产阶级传播“游戏规则”的价值，这是法治社会的基石。
　　周立波说：“上海这座城市很讲规矩，上海人喜欢有事说清楚，亲兄弟明算账，这是上海人的口头禅，因为上海是一个生人社会，他们靠什么连接，就是这座城市的规则。凡是成为国际大都市，都是非常有规则的。欠发达地区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靠的是关系、亲戚，但上海靠的是规矩。”
　　周立波的“大上海主义”还表现在，尽管上海是中国中产阶级规模最大的城市，但是周立波直言“上海人喜欢自扫门前雪”。因此在表演中，他明确告诉台下的中产阶级：“冷漠的人是不可能管‘闲事’的!”周立波还对记者说，上海就全国而言是座精英城市，但是上海现在缺的就是精英文化，而周立波是表演精英文化的，而精英文化的特点应该是冷静实在，优雅含蓄。
　　然而，这能不能解读为周立波是一个心怀塑造中产阶级、再造上海梦想的戏曲改良主义者呢?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很简短对记者说了一句话：“我很有保留。”朱学勤还强调，他不可能像“余含泪”(余秋雨被网友如此称呼)那样。余秋雨说“100年才能出一个周立波”。倒是复旦大学学者钱文忠说得在理，周立波可以让上海人走出文化上的自我矮化，激发上海人的自信，可以让人热爱上海。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郦国义在5月14日的“周立波脱口秀研讨会”上表态：“大家都喜欢周立波，大家要爱护周立波。”因此，有人说，周立波的走红与政治的需要相关，与世博会前夕独特的开放氛围有关。
　　更有论者指出，一场又一场掌声雷动的演出中，上海中产阶级为周立波表彰伟人击掌，称赞执政党之伟大，歌颂和谐社会，反倒表现了上海中产阶级的特点，而这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吊诡之处。一方面，中产阶级对改革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上海中产阶级都是当今执政党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歌舞升平之中，他们一边享受新富生活的好心情，一边歌颂主旋律，一边在讽刺戏谑中消磨掉了改良社会的激情。因此，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被授予“和谐社会软实力”的称号。
　　“这个我受之无愧。”周立波说。
　　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郦国义在5月14日的“周立波脱口秀研讨会”上表态：“大家都喜欢周立波，大家要爱护周立波。”因此，有人说，周立波的走红与政治的需要相关，与世博会前夕独特的开放氛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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