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是转变发展方式的良机] 2008年金融危机

　　我跟踪经济形势二三十年了，看到这么糟糕的数据还是第一次。如果内需和外需比例、投资和消费比例不进行大的调整，经济要想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已经很难很难了。 　　 　　“这是我的新名片，今天刚启用，你是第一个获得我新名片的人。”郑新立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只简约地印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的头衔，此前，他曾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2000年6月至今，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4月18日上午，在海南博鳌，郑新立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把改善民生放在第一位
　　
　　《南风窗》：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此前说，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已连续4个月回升，并一举越过标志着经济扩张与收缩分界线的50点关口，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很可能已企稳回暖。而日前发布的一季度GDP增长为6.1％。您怎么看当前经济形势?
　　郑新立：一季度经济形势，总的来看，各项经济指标仍处于低谷但是在低谷中也出现了一些企稳回暖的亮点。
　　之所以说低谷，第一是因为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很低，只有5.1％，工业增加值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指标。GDP增长6.1％还是把国民收入平减指数算上，即算上物价的负增长，才达到了6.1％，实际GDP增长只有5％多一点。第二，最大的问题是出口，出口下降19.7％，这个降幅可以说是多年来都没有过的；利用外资合同额也下降了37.15％，利用外资的下降意味着今后出口形势会更严峻，因为我们出口的增长很大程度上靠外资来带动。第三，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下降0.6％，特别是PPI(生产者物价指数)下降4.6％，说明通货紧缩在加剧。第四，财政收入下降了8.3％。
　　从上述四个指标看，我的判断是形势十分严峻。我跟踪经济形势二三十年了，看到这么糟糕的数据还是第一次。但是在这个严峻形势中也有些亮点，一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达28.8％；二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消费加快了；第三是货币信贷增速加快，一季度累计增长了4.58万亿，把全年的贷款额度用了90％以上，有人说是井喷式增长；第四是汽车销售和商品房销售增长很快，3月份汽车销售增长了26％，商品房销售增长了21％。
　　总的来看现在的形势处在一个最困难的阶段，但我判断二季度要好一些，按照现在的政策力度，预计=季度GDP可达到7％，三季度可达8％，四季度达9％，全年可达到7.5％～8％。
　　
　　《南风窗》：那么在您看来，全年“保八”的目标能否实现?是否有必要推出进一步的经济刺激政策?
　　郑新立：去年四季度我们出台了1000亿元的财政投资，今年年初2万亿投资也已经下达了很大一部分，出现以上四个亮点，说明这些措施已经对经济运行产生了积极作用。
　　决定今年能否保持8％的GDP增长速度，关键就是要看扩大内需的政策能否弥补出口大幅度下降带来的影响。当时定8％增速时是基于出口与经济增长同步，也就是说出口也增长8％的预期之上的，现在看出口要达到8％的增长几乎不可能，除非出现奇迹，但奇迹出现可能性不大。因为一季度出口下降近20％，二季度手里没多少订单，3月份华东出口博览会比去年同期订单少了20％～40％，已签的订单也是短单、小单，下半年订单很少。
　　
　　另外，从发达国家的形势判断，下半年市场根本不可能回暖，进口还在萎缩。这不是我们没本事，是外边市场没需求。所以，虽然二季度出口形势可能比一季度稍好一些，但好不到哪儿去。今年的出口形势，我判断很可能是负增长，如果是零增长就是非常好的情况了，还有可能下降5％，甚至下降10％。如果出现上述三种情况中的一种，出口上不去，国内消费一下子又弥补不了，就必须分别用1.1万亿、1.5万亿、1.7万亿的投资来弥补缺口。因此要实现8％的GDP增长，可能需要增加投资1.1万亿～1.77万亿来拉动。上述规模是我个人的一个测算。
　　
　　《南风窗》：那您认为，以上可能的新一轮投资的规模主要应该投向哪里?
　　郑新立：我觉得新一轮的财政投资要作调整的话，要把改善民生放在第一位。特别是近期能够增加消费的要放在第一位。比如说，工业品下乡要扩大范围，扩大补贴的范围；医疗体制改革要加快推进；社会保障要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要扩大规模，争取今年要多开工一些保障性住房。这些要摆在第一位，这些跟改善民生有关，另外又跟扩大消费有关。
　　第二位就是投资要结合十大产业规划的实施。把投资放在拉动产业升级，促进技术进步、新技术的产业化这些方面，通过这一轮的投资提升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希望能在危机过后，我们的企业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也就是说第二个投资重点要放在推动产业升级上。至于基础设施投资，我认为现在的规模已经不小了。
　　因此，新一轮的投资如果要调整的话，不在于财政投资自己搞了多少个项目，而在于把财政投资作为一个杠杆，用它来撬动社会投资增加、撬动居民消费的增加、撬动银行贷款的增加、撬动出口的增加。也就是说，财政资金应主要用在贷款贴息、贷款担保、资本金补助以及减免税收这些方面，让财政资金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样，同等规模的财政资金，拉动内需的作用会很不一样。
　　
　　结构调整的动力
　　
　　《南风窗》：从国家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来看，其中有3万多亿投向民生、基础设施等方面，投资投向主要为国有经济，这部分投资创造的就业是有限的，对拉动消费起到的作用也有限，并且，政府投资可能会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您怎么看?
　　郑新立：现在看来，要把出口下降的压力变成结构调整的动力。有人讲，GDP为啥要增长8％呀，定低一点5％～6％不也挺好吗，日子也不受影响；投了这么多钱，将来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出现投资失误、出现不良贷款增加，反而起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了。
　　实际上，这次出口的大幅度下降，应把它看作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机遇，看作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和压力。如果出口下降的压力能逼着我们调整结构，调整内需和外需的结构，调整投资和消费的结构，那么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我们扩大内需，着重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借助这个力量。对发展方式的转变会有实质上的推进。所以我们今年要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不光是GDP高或低一两个百分点的问题，而是抓住这个机遇进行结构调整，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或者说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么一个问题。
　　
　　《南风窗》：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您就一直主张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中国应主要依靠内需支持经济增长，时隔十几年，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也有学者说，扩大内需我们错过了十多年。 您怎么看?
　　郑新立：上一轮扩大内需，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们面临通货紧缩时实行的扩大内需战略。应当说那一轮扩大内需对我们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那一轮之后，尤其是2003年之后，经济增长进入了新一轮上升期，这轮上升期是以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为特征的，钢铁、化工等行业发展得很快，这就需要投资增长比较快。另外在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里，出口增长也很快，从2003年到2007年，新一轮上升期出现了投资和出口快速增长的局面，所以我们连续六七年GDP的增长达到了两位数。
　　这是我们利用国内重化工业增长较快、美国低利率政策导致的房地产和经济繁荣对中国产品的吸纳能力也比较强等机遇实现的。外需占的比例比较高，年均投资率也很高，达到42％，为历史上最高的时期，而最终消费率在这期间降为50％，为历史的最低点。这是由这几年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
　　现在看来，依靠出口的增长、投资的拉动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模式已走到尽头了，如果内需和外需比例、投资和消费比例不进行大的调整，经济要想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已经很难很难了。我们不能等待，而是要通过内外需结构的调整、投资消费结构的调整为今后一个时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一个新的条件。
　　
　　《南风窗》：今年我国财政赤字合计为9500亿元，其中2000亿为地方债券。这个赤字规模创出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最高纪录。那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可用空间还有多大?
　　郑新立：9500亿的赤字还没有达到GDP的3％，还在安全区内。另外，即使今年突破3％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过去多年我们财政情况较好，赤字比较低，所以偶尔有一年财政赤字高一些，对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随着今后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点财政赤字很快被经济增长的规模消化掉了，不会成为什么问题。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讲，我们随时准备加大财政刺激经济增长的力度，我们有的是“弹药”。9500亿的赤字，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用完，还留有一点余地。根据需要，我们再发一些国债，来支持改善民生、支持产业升级也是可行的，不会给我们的经济增长带来多大的负担和负面影响。
　　
　　《南风窗》：一季度人民币新增总量达到4.58万亿，而我国原定的全年新增贷款规模为5万亿元。您认为全年规模将被突破多少，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有所控制了?
　　郑新立：应当说一季度银行贷款大幅度增长是一件好事，因为目前银行的流动性过剩，银行贷款的增加不仅是扩大内需的需要，也是银行自身提高效益改善经营的需要。大量的钱贷不出去，效益就要下降了。但问题是银行的贷款投向一定要有贷款回收的保证，投向好的项目，要有抵押，有担保，这样贷款的快速增加就不会产生不良资产。
　　
　　现在的银行贷款跟过去不一样，约束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过去银行贷款听政府的，现在银行都企业化了，信贷员贷出去的款收不回来，饭碗就砸了。银行的机制变了，银行会产生大量不良贷款的担心不必要。
　　
　　智库的独立性如何保障
　　
　　《南风窗》：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在3月份成立，因其成员的高规格广受外界关注，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机构?
　　郑新立：我们这个机构未来定位是一个民间机构，一个独立的智库。跟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一样，它们吃事业费，我们的工资靠自己挣，跟他们相比，我们民间的成分更大一些。当然我们一些主要的负责人具有政府的从业背景，比如理事长由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担任，执行副理事长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等8人担任，副理事长包括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以及中投董事长楼继伟等10人。这样的架构可以利用我们积累的政府人脉关系和从业经验，进行很多重大问题的研究，研究结果为政府的宏观决策服务，但是我们不花财政的钱。
　　
　　《南风窗》：这个机构的资金主要来自哪里?
　　郑新立：资金来源是这样：一是会员会费，保障我们日常的运转。二是我们马上要成立一个基金董事会，主要是央企提供的资金支持，这部分资金用于我们做公益性的课题研究，这些课题向全社会招标，现在我们的央企有这个实力。美国1000多个智库，都是靠社会捐助。经常有些外国人或机构用很少的钱就调动了我们的研究力量和研究人员，我们现在也有这个能力做一些公益性课题的资金的投入，研究一些重大问题。三是我们也考虑提供一些咨询服务以获取另一块收入来源。
　　
　　《南风窗》：你们的咨询和其他的咨询公司有什么差异?
　　郑新立：我们的咨询主要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咨询，为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提供咨询，为外国政府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制定发展规划提供咨询，主要是服务这三大对向，通过这块咨询收入来更好地做课题研究。
　　
　　《南风窗》：中心作为一个独立的智库，如果资金主要来源于央企，如何保持研究的独立性?会不会成为央企的利益代言人?
　　郑新立：下一步我们也准备扩大资金来源，董事会将来除了央企以外，也吸收一些民营企业资金，再下一步还准备吸收一些跨国公司的资金。现在有好多跨国公司愿意捐钱给中心，中心还没有向他们开放。未来我们争取捐款的来源要多元化，总之我们要保持客观的、民间的咨询机构的立场。央企的捐助主要用于公益性研究，公益性研究侧重于宏观经济方面，所以研究结果不太会受资助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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