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洪灾的反思|2003年渭河洪灾

　　最近，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了水利界泰斗张光斗和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呼吁三门峡水利枢纽应该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以及今年渭河洪水泛滥的报道。张光斗说，渭河的老百姓太苦了。他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为了发电，水库的蓄水水位常年保持在较高水平，这使得上游地区特别是陕西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积严重。
　　据报道，今年渭河流域发生严重水灾造成了严重后果。据陕西省委、省政府统计，陕西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成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2．9亿元，是渭河流域 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但今年渭河洪峰只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小水酿大灾。事实上，渭河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条淤积严重的河流。
　　报道提到，潼关水位高是由于其下游的三门峡水库需要蓄水发电。据测量，渭河河床目前比地平面高出3米左右，渭河的水位更是大大高过渭河堤坝外的农田和房屋，成为“悬河”。而当年主持设计工程的前苏联专家却认为，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根本没有设计泄流排沙的孔洞。三门峡水库的工作人员对该水库水位对上游地区的影响并不否认。而之所以要保持如此高水位，水利枢纽管理局方面认为，如果失去了发电这一块，三门峡枢纽的正常运行就缺乏经济来源，这个枢纽的管理运作就无以为继。据介绍，目前三门峡水库每年可发电10亿度左右，收入约为2亿元，这是三门峡水利枢纽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要发电，就需要保持高水位，但上游地区将因此出现严重的泥沙淤积。而如果降低水位，又无法发电。
　　据了解，1957年6月，有关部门曾经组织了70名专家就三门峡工程的设计方案进行讨论，他们都是当时中国水力工程方面的权威人士。1957年出版的第7期《中国水利》杂志，第一篇文章就是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的综合意见。在这篇文章中，与会专家里已经有人提出，三门峡水库的修建可能会使渭河洪水水位抬高。但张光斗回忆：“那个时候一边倒，苏联专家说能修，你有什么办法?”他还介绍，当时反对最坚决的是一个叫温善章的水利工作者，并为此挨了不少整。现年80岁的温善章认为，如果当初的设计者能够更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反对者的声音，三门峡水库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尴尬。
　　张光斗老人对三门峡工程的评价是两个字，错误。如何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温善章老人反复强调的是制度。这个制度是一个能容纳多种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科学的制度。
　　今年渭河水灾发作，而92岁高龄的张光斗还健在，所以能向社会发出呼吁；假如渭河水患不是在今年发作而是再过些时日、假如张老身体欠佳，那么是否还会有如此呼吁?进一步来讲，无论是张光斗、钱正英、温善章，还是蒋彦永，都已经年过古稀，就连钟南山院士也已60开外。而类似渭河洪水、非典疫情这样举足轻重的大是大非，怎么只有如此耄耋老人出来大胆讲话?
　　三门峡水利工程的问题由于渭河洪水而暴露，但“问题工程”并不限于此例。最近媒体报道的就有福州长乐机场项目投资30亿到如今亏损逐渐增加到 11亿、绵阳机场好大喜功至今入不敷出、安徽淮阳兴建“亚洲第一”高尔夫球场投资30亿却半途废止……即使现在上马的一些项目，由于我们的责任追究体制不完善，也在继续增加并埋藏着各式各样的隐患。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将辖区GDP增长率当成考量政绩的惟一指标、不遗余力不计代价的现象还很普遍。中国经济需要增长，但是，不能让高增长掩盖类似环境污染、失业、社会治安、贫富差距、教育、医疗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就目前情况看，我们的增长还处于追求资本原始积累的盲目扩张型的增长，追求增长数量而忽略增长质量，追求粗放增长而忽略集约增长，追求增长本身而忽略增长的目的――即使按照斯大林时代的说法，增长的目的也并不是GDP本身，而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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