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奋刘慧卿|亢奋意思是什么

　　刘氏蒙媒体“高规格”关注 　　翻开香港多份报章，我们可以发现，连日来，对刘慧卿8月中旬赴台出席李登辉主持的群策会，发表呼应和赞同“台独”言论一事，批判文章和声讨言论长篇累牍，占据了相当版面。
　　其中，不仅有来自大陆的专家学者的批判言辞，也有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团体代表各种方式和形式的声讨文章。一向在香港政治问题上扮演冷峻判官角色的英文《中国日报》香港版，也接连发表评论文章，猛烈批评刘慧卿支持台湾人民自决统独，预期她将“搞港独”犯下分裂国家罪，亦有立法会议员准备提出议案，要求罢免刘慧卿。这种批判规格，近年来似乎很少见到。记忆中，若干年前大陆媒体“炮轰”顽固主张“台独”立场的台湾“副总统”吕秀莲，以及对已经彻底成为“台独”教父和图腾的李登辉的批判，大概也是这种规模。这种批判规格和待遇，让平素喜欢利用媒体造势做秀的刘慧卿相当亢奋，她不仅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言行深刻反省，反而一改平日之支吾以对、顾左右而言他，不断重复其“台湾统独应由台湾人自己决定”的立场，甚至明确承认她支持台独的立场：“我都讲过，只要是他们的意愿，就会支持”；并公然再次重提“港人自决”谬论，似乎对自己终于成为香港媒体的“宠爱”对象颇感得意，大有借助今次风波为自己日后竞选连任立法会议员铺路垫底的意味。这种吊诡现象，耐人寻味，值得深思。
　　“博出位”的名声
　　香港是法治社会，言论自由仍然受到充分尊重，但刘慧卿和其他前往出席群策会研讨活动的香港人士不一样的是，她在会议上公然呼应了李登辉以及与会“台独”人士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污蔑和指控。在此之前，其实刘慧卿也通过视讯电话的形式，参与了陈水扁主导之下的民主基金会举办的类似研讨会，发表了对香港局势的意见和看法，这些意见和看法同样相当“出位”，却未见批判刘慧卿的文宣攻势中有任何提及。显见，批判刘慧卿的组织者对相关信息的掌握度并不完全和准确。
　　刘慧卿在香港政坛并不是主要角色，但素以经常利用某些政治场合表现泼辣和出位而闻名。曾担任英国特约记者、《远东经济评论》杂志以及香港多家英文媒体记者的刘慧卿，担任职业政客的历史并不悠久。上世纪80年代中期，她只是采访香港基本法咨询、起草工作的记者，因此与李柱铭等人过往甚密，进而通过地区选举进入香港立法会，在1997年前后独树一帜，组建“前线”政治团体，并以极端激进的面目出现在香港政坛之上。最为“典型”的纪录是，她对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姜恩柱提出控诉，要求姜恩柱交出中共在香港的组织名单。这场政治闹剧，最后以刘慧卿败诉告终。而刘慧卿和香港一批“职业街头革命家”采取“阻拦横躺街头”的示威方式，向到访的中央领导人抗议，更使她的“博出位”声名狼藉。
　　这次香港七一游行，刘慧卿是发起人之一，但不是主要组织者。只是这次在台湾的言行表现，以及大陆和香港若干报章组织了对她火力猛烈的批判，才使她再度成为媒体注视的焦点。
　　尽管在选区中，刘慧卿拥有一定支持群众，部分对其政治面目认识不清的市民，对刘氏的定期或不定期政治作态和表演，似乎也有所认同，但绝大多数香港市民，对刘慧卿一贯的出位政治演出和“脱线”言论行为表现，并不认同。即使在所谓的民主派阵营中，刘慧卿也不是主流构成成分，某种程度上，充其量只是政治边缘体，不尽然是香港“民主派”的坐标人物，甚至可以说，在行为表现上她和那些介日聒噪于街头的男女长毛们，有着更多的感情认同。
　　刘惠卿并非“民主派”
　　的坐标人物
　　在媒体铺天盖地猛批刘慧卿之际，香港《大公报》于8月29日刊登该报记者郭金锋对另一名赴台出席相关研讨会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涂谨申的专访。这是极为罕有的一次专访，在此之前，民主派人士在具有左派背景的香港报章出现，基本是负面的报导对象。但这次，《大公报》却给涂谨申半版篇幅，解释和说明他个人对“台独”以及中国统一立场的看法。涂谨申强调，自己是中国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祖国应该统一，是一早就已经接受的观念，“完全没有思考和挣扎”；涂谨申表示，1989年之后，自己是中国人的感觉很近，“我父亲……对共产党有不满，甚至不准我踏足内地，但他仍认为祖国要统一，应该统一台湾；如果我讲了一些离谱的话，第一个华叔(司徒华，香港支联会主席，立法会议员)就会骂我，甚至打我，何俊仁(香港民主党副主席、立法会议员、香港保钓运动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多次参与保卫钓鱼岛抗议和宣誓主权运动)那里我也过不了关。”
　　涂谨申专访内容的启示是：刘慧卿的言行，在香港社会无法产生大面积的呼应，多数香港市民，可能拥有涂谨申父亲历史上的相似遭遇，对共产党有怨气，有误解，受过极左年代的不同程度的摧残和迫害。但即使如此，他们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观念仍然相当强烈，对分离祖国的言行均不表认同；和涂谨申一样的民主派人士，尽管对内地现时的政治环境和政策作为有偏激的看法，也持有反对杯葛的立场，对某些政治议题的批判态度亦极为强烈，但他们和刘慧卿的利令智昏和强辞夺理，是有区别的，也不认同刘慧卿政治上的走火入魔表现。《大公报》这次罕有地刊登涂谨申的专访，显示左派阵营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不加思索地将民主派所有人和刘慧卿捆绑在一起，也没有对所有出席参与8月中旬台北研讨会的香港各界人士“一视同仁”，定论定性，这是一种进步。这种区隔表明北京以及负责处理香港事务的部门，在应对日益错综复杂的香港形势和诸多问题上，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冷静、务实、稳健和实事求是，是值得肯定的。夸大的政治联想
　　按照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少光的意见，根据现时港府提出的23条草案，分裂国家罪需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因此刘慧卿的言论不构成分裂国家罪。但刘慧卿的言论却违背了自己在当选香港特区政府立法会议员时的宣誓就职誓词，与《基本法》所赋予的政治道德责任立场也是背道而驰的。刘慧卿的言行违背了自己对香港市民的政治承诺和政治契约，因此受到部分香港和内地舆论的批评，以及香港警方按照香港法律程序对其进行司法和刑事犯罪的调查，符合情理，亦是理所当然。
　　在所有批判刘慧卿的文章观点中，有论者指责其企图利用“台独”为“港独”制造舆论。这种上纲上线的政治联想，似乎有些夸大。在现时环境下，“台独”只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梦境和虚幻，根本没有贸然实现的前提条件，陈水扁充其量也只是利用所谓一边一国主张，刺激大陆对台政策的忍耐极限，为其继续执政累积资源，或者可以说，“台独”意识的蔓延趋势，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它并不是实时的危险。就此而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分析，所谓的“港独”，相信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杜撰和想像。其目的是希望利用种种政治手段，撕裂一国与两制之间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极力虚化一国原则，无限扩张两制区隔。这是香港民主派极个别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在香港社会根本找不到基本的呼应条件，甚至被多数香港市民所唾弃；即便在民主派阵营里，也不可能获得起码的认同。
　　把刘慧卿的言行提炼到“港独”的层次，是否适当，这种定性之论，是否能够一针见血揭露刘慧卿的政治本质，似乎可以存疑。“痛打落水狗”固然畅快淋漓，但失之于偏颇，失之于客观，失之于准确，就失去了主观预期的批判效力，甚至会产生极左偏差的联想，被对手找到借题发挥的借口，更是得不偿失。
　　一拥而上，群起而攻之；过度批评，无限上纲上线，这种过犹不及的历史教训，实在太多，发生在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之下的香港，更是罕有。大陆社会已经确定和规范了逐步走向政治文明的方向，理性面对不同意见的社会氛围经已大体形成，构成了令人称道的文明框架，但香港的批判遗风，反而给人一种历史时光倒流的错觉。在刘慧卿风波问题上所衍生的诸多连锁效应，值得主事者深思，也值得当事者检视，更值得所有厌弃极左思潮和思维方式的人们思考。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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