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工会冲击波]新建工会的审批

　　被伤害者就在我们周围 　　 　　写这篇报道源于和一名私营老板的谈话。我们聊到近年国企职工大量下岗，不少地方的下岗职工集体到当地政府门口静坐示威时，这名老板愤愤不平地讲：“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去政府门前示威，我们私企里的职工说下课就下课，怎么没有看到他们也到政府门口示威呀？国企职工是被国家‘包’得太久，产生了依赖心态，动不动就找政府。”
　　我问他：“私企工人下岗，从不找政府，也不知道到哪里找，你觉得这就正常吗？”他沉默片刻，说：“也不正常。”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非公有制经济逐步扩大，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已成为蓄积劳动力的主要地方，其中有不少国企下岗职工，更有大量“农民工”。这些企业不像国企承担那么多的社会功能，也远没有那么“温情脉脉”。在一些私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克扣工人工资、任意打骂工人、随便开除工人成了家常便饭。“广东顺德一镇级医院一年接受断手患者2000人”，“福建泉州发生慢性苯中毒惨祸，制鞋工人一死四伤”，“深圳一打工仔工作中苯中毒酿成白血病”，“浙江温州市发现多例职业中毒事件”，“妙龄女工惨遭火烧，无良老板不负责任”……类似这样的新闻几乎每天都在冲击着人们的视野。
　　这些被伤害的人就生活在我们周围，却又那样遥远。他们庞大却分散，相对于强大的资方，他们是一群无力的劳工，力量的严重不对称使他们在受到伤害时选择余地很小。特别是那些从农村来的民工，他们在农村看不到希望，到城市的唯一目的就是用自己的汗水赚点活命钱，哪里敢反抗老板！在受到伤害时，他们往往会选择忍气吞声，以求不被清退，极少有人会冲冠一怒，奋起反抗。
　　谁是他们受到伤害时的保护神？谁是他们合法利益的代言人？
　　
　　劳动局：风中摇荡的秋千
　　
　　据权威部门统计预测，我国近20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2010年和2020年全国劳动力供给分别为7.82亿和7.76亿，而劳动力需求分别为7.41亿和7.41亿，这两年的预计失业率分别为5.18％和4.42％。
　　如何保障经常面临失业危险的弱势群体？目前看，路子有三条：一是逐步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免除劳工的后顾之忧；二是现有劳动服务管理部门真正依法办事；三是壮大工会力量，工会组织应该从“服务政府”转变为“服务市场”。
　　去年5月，广东佛山一打工妹状告劳动局的案子在全国造成很大反响，就是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劳工利益的一个典型例子。打工妹小朱自1998年5月起在佛山某公司担任会计一职，但公司一直没有和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还拖欠她的工资。去年2月22日，小朱因向公司总经理提出不同意见，被总经理单方面宣告立即解除与她的事实劳动关系，将她赶出了公司。
　　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企业招用职工30日以上不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补签劳动合同，由于没有订立劳动合同造成职工经济损失的，由用人单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为此，小朱于去年4月2日用特快专递向佛山市劳动局呈交了投诉举报函，请求查处自己所任职公司的违法行为，要求劳动局责令该公司支付“克扣的劳动报酬及按规定需加发的经济补偿金及赔偿金”给她，并责令其补签书面劳动合同等。
　　根据有关条例和规定，凡符合规定的举报，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举报7日内立案受理，自立案之日起30日内结案。但50天过去了，小朱仍未收到结案回音。5月24日，小朱以佛山市劳动局未履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对违反劳动法行为及时进行处罚的法定职责”，“不依法在法定时限内结案”为由，将其告上佛山市城区法院。
　　此案一审打工妹小朱胜诉，后劳动局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行政判决，驳回打工妹起诉”结案后，打工妹朱小姐于今年1月9日再次起诉佛山劳动局，日前佛山城区法院已受理此案。
　　在一审庭辩过程中，原告律师的一段话颇具刺激性，称佛山市劳动局“官僚霸坐旱涝保收坑位，领用纳税人血汗凝聚的官俸，却不尽职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原告作为曾深受其害的草民，实在对其十分厌恶，决心今后不再继续姑息”。
　　不少律师向记者反映，一些劳动仲裁机构的工作人员素质较低，对劳工提起的仲裁申诉案件拒不受理，也不说明理由，相互推诿，连申诉状也拒绝接收，甚至将申诉材料弃入垃圾桶。当劳工到处上访，几经曲折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后，又以超过仲裁申诉时效为由不予受理，甚至使用仲裁决定方式送达即生效，剥夺了劳工的起诉权，致使劳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而对劳仲委的这些不作为，劳工没有一点办法，因为劳仲委是由劳动局、工会和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联合组成的，它本身不是一个行政部门，告它也无从告起。
　　尤让劳工绝望的是，现有法规对工人维护权益的行为，加以诸多限制。就劳动争议案件来讲，在程序上，不经仲裁，不能起诉，即使是持有劳仲委“不予受理”的通知者，也仍不能起诉。显然，只要劳仲委不受理，工人的权益就永远得不到保护。一名律师愤慨地指出：这简直就是让人投诉无门，典型的缺乏司法救济！让人稍稍有点安慰的是，去年2月份，最高法院出台一项新的司法解释：不经仲裁，不能起诉，但持有劳仲委“不予受理”的通知者，可视为劳仲委受理过的一种表示，可以向法院起诉。
　　客观来讲，劳动局严格执法的时候，远比它不作为带给劳工伤害的时候要多得多，但就是因为劳工力量太弱，他们寄予劳动局的期望太高，所以一旦出现劳动部门的不作为时，他们就会特别失望，特别地感到社会之黑暗。一名打工仔这样说：“我们来到这里，人生地不熟，老板欺负我们，你劳动局都不管，还有哪个来管？！”
　　有律师也指出，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劳动局，劳动局只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它在执法的时候必须考虑政府的意思。该律师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为了一个案子去某地劳动局，双方意见不一吵了起来，该劳动局一名负责同志有些气恼地说，都像你这样告，老板都走光了，地方经济还怎么发展？
　　一名在劳动局任职的朋友也私下发牢骚：“我承认我们在执法时有些时候屁股坐到了老板一边，但要知道劳动局只是政府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它能有多大的自主权？”
　　一名社会人士认为，这种现象其实很正常，根据博奕论的观点，博奕的诸方只有当他们的力量基本均衡时，才能达成较为公平的结果。而在资方、劳方和政府这三者之间，资方有资本优势，政府有政策优势，劳方除了人多外，没有任何优势，但人多不组织起来，一盘散沙，一点力量也没有。
　　该人士指出，要改变这种格局，唯一的途径就是将劳工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像国外那样，以工会的力量去参加博奕。
　　
　　工会：左右为难的中间人
　　
　　工会确实在行动，而且是大行动。
　　新年伊始，全国工会系统忙碌了起来。广州市天河区总工会的一名同志大吐苦水：“压力太大了，去年我们新建工会100家，今年一下子给了1500家的任务，15倍呀！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大跃进’的味道？！”
　　压力来自去年年底全国总工会在宁波召开的“全国新建企业工会组建工作会议”。所谓“新建企业工会”，指的是在非公有制企业里建立的工会。据广东省总工会孔祥鸿副主席讲，取“新建工会”这个名字主要是为了和公有制企业里面的工会相区别，但两者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宁波会议上，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建行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加快新建企业工会的组建步伐，最大限度地把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不仅关系到工会组织的健全、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维护和积极性的调动与发挥，更关系到党的群众基础、阶级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巩固。所以各地党委一定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做好新建企业工会的组建工作。
　　孔祥鸿的理解是：现在非公有制经济那么发达，吸纳的工人那么多，国际国内形势又那么复杂，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的“法轮功”一直在与我们争夺群众，你不去组织群众，有人会去组织，他们自己也会组织起来，那样就会威胁到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所以我们必须主动去组织他们，起到“凝聚群众，占领阵地”的作用。
　　全国总工会的具体部署是，到2002年底，全国新建企业工会组织数要达到100万家，比1999年底增加75万家；新建企业工会会员数要达到3600万人，比1999年底增加2300万人，加上必须重新组织起来的流失会员数，届时全国将有工会会员1.3亿人，约占职工总数的65％左右。具体到各省的任务也在会上由全国总工会统一作了分配。
　　各省马上行动起来，开始新建企业工会的竞赛活动。浙江、福建等省就新建工会工作专门出台地方法规，广东、湖北等地也在酝酿之中。明知压力大，但各省工会领导人明白，这是一项不容推卸的政治任务，再难也要完成。
　　于是就苦了基层人员。一名基层工会负责人讲：“我有什么权力要求人家建工会，我一不是工商，二不是税务，人家老板凭什么听我的呀！再说《工会法》只是说满25人以上的企业可以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没有说必须呀！”
　　据了解，目前该项工作主要是靠基层工会人员四处游说，招徕顾客。但效果显然不明显，一来外商和私营老板不理解，从内心不欢迎，认为工会就是站在工人一边和他们作对的，没有工会比有工会好；二来建会是要拨工会经费的，老板们不愿出这笔钱。
　　这样拖下去显然不行。于是“皮球”又踢到各省党委、政府那里。在听取工会的诉苦后，他们纷纷组织召开协调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协助工会搞好新建工会工作，尤其是工商部门，要结合工商的职能特别是登记注册年检工作，宣传和督促私企建立工会。
　　但工商部门内心不乐意。一名在工商部门工作的人士私下讲：“不是说要降低投资者的门槛、增强投资积极性么，怎么又加上工会这道坎，私营老板怎么想？”
　　
　　戏该怎么演
　　
　　不管怎么艰难，怎么不乐意，工作还是要做下去的，任务也是要完成的。不过，有不少人表示出内心的困惑：这样“大跃进”式的建会，到底能否真正起到维护工人权益的作用？用工会内部人士的话来讲就是：“台子搭起来了，戏该怎么演？”一名学者评述说：“看起来，新建工会的安定团结作用要比维护职工权益的作用大得多。维权是‘表’，是手段；控制好他们，加强稳定，才是‘里’，是根本。”加强稳定并没有错，问题是，劳工究竟会怎么看工会？如果不能实实在在为他们说话办事，他们会稳定吗？
　　据介绍，目前在非公有制企业工会里，工会主席几乎都是兼职的，这个职务不能给其带来任何经济上的收益，他要靠老板给他发工资去养家糊口。吃别人的嘴软，拿别人的手短。虽说那份工资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赚回来的，可现在劳动力市场严重地供过于求，有多少双眼睛在等着你下课呢！
　　一名私营企业工会主席开玩笑地说：“国企里的工会是连接党和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私企里的工会是连接老板和职工的桥梁和纽带。”
　　这样的工会永远只是一个中间人，而且更多的时候会选择站在力量更大的那一方。一名基层工会人士就这样讲：“这样的工会很难谈得上去维权，真要说维权，就得看工会主席的协调能力如何了，协调得好，工人状况就会好些，否则，就会很糟糕。”
　　“新建工会”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维护劳工权益的作用，能在多大程度上“服务劳工”而不只是“服务老板”和“服务政府”，决定着这场运动的前途。但可以肯定，只有工会的依附性减弱，为劳工服务的独立性增强，工会才能真正是合格的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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