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走到节骨眼上|走的拼音

　　经历了1997年金融风暴的冲击,经历了 1998年世纪洪灾的洗礼,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祈愿1999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从李洪志到李登辉,从驻南使馆被炸到水患灾情又至,难题层出,险象不断,真令人忧思丛生,百感交集。
　　在种种棘手的困境面前,中央表现出了坚强的理性和勇气,政局与社会的稳定亦成为重建繁荣的基础。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民间,真正头疼不已又挥之不去的还是一连串经济难题。4月6日,朱?基访美,"总理办外交",WTO谈判风雨交加;此后数月,江泽民下基层,"总书记抓经济",国企改革时时在心头。WTO,关乎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国企,关乎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最高领导人亲历亲为的背后,掩映不住的是强烈的紧迫与焦灼。
　　
　　几个轮子都出了问题
　　
　　平心而论,中国经济的问题由来已久,积蓄既深,其症结亦远非经济二字所能概括,确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之所以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人民日报》7月28日社论用了"全力解决"4字,亦即不是只用一种办法一部分力量,而是要想尽千方百计用尽一切力量---显然是因为,再不解决的话,经济问题有可能演变为比较大的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坦率讲,此种苗头在各地并不为少。近年来,在一向庄严肃静的各地政府门口,静坐已成寻常,主角则是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欠薪教师、失地农民、集资市民等等,概于经济有关。对当前的经济问题,中央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从消费角度看,物价总在下降(到今年6月,全国商品零售价总水平已持续下降21个月),消费就是不长(从1996年至今央行已7次降息,各商业银行亦推出众多借钱消费业务,但对消费的刺激仍不明显),工农产品普遍过剩(据国内贸易局对今年上半年605种主要商品供求情况调查,供大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品种共占99.8%),市场销售全面疲软(降价大战此起彼伏,市场却一直不见起色,商品房和汽车两大消费市场也很不乐观)。从投资角度看,政府单兵突进,财政独木撑天(1998年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和1000亿元银行配套贷款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后,拉动经济增长速度1.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乏力(1998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6%,个体投资仅增长6.1%,集体投资更下降了3.5%),外商投资下降(今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为194亿美元,下降19.6%)。由于去年的2000亿基建投入的高峰期已过,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放慢,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从出口角度看,出口继续下滑(去年外贸出口仅增长0.5%,今年上半年更下降了4.6%),顺差大幅减少(上半年贸易顺差只有8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46.8亿美元)。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如今的态势是,消费不振,民间投资下降,从而导致内需减少;出口下滑,又意味着外需减少。内需、外需都不足,过去跑得很快的几个轮子都出了问题,则单靠政府财政投资的扩大断难加以弥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自去年三四季度有所回升后,今年已转入下降趋势。去年四季度增长为9.1%,今年一季度为8.3%,二季度为7.1%,月月回落。如不采取有力措施,三四季度有可能降至6%以下。
　　客观来讲,6%的增长速度在世界范围亦属不易。但具体到中国---人口和就业是中国制定任何宏观政策的前提,GDP每增减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几百万人的就业或失业,如经济学家钟朋荣所言,"两三个亿的失业人口意味着一大批家庭的生活贫困甚至生存危机,意味着中国社会潜伏着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失业问题长期解决不好,偷和抢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方式"---倘若增长速度陡然下降,且数年没有起色,则牵连到的决非"经济"二字那么简单,而大局不稳的话,经济本身的结构调整与升级优化也将缺乏必要的条件。
　　正因为如此,中央在召开解决"法轮功"问题的重要会议前几天,在京先行召开省部级经济工作座谈会,提出了一系列"综合性对策"---包括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努力拉动消费;增加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整顿消费市场秩序,引导城乡居民增加即期消费;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继续推进国企改革;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可以肯定,在这一系列对策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启而不动"的局面有望打破。股市前期的火爆原因很多,其中有一点就是对宏观形势向好的"提前反应"。不过,这次启动究竟能持续多长?会不会过了不久又要打政策的"强心针"?"今天的债,明天的税",国债是要还的,财政赤字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就必须结合整个中国经济的深层矛盾和长远发展来探讨。
　　
　　经济学界的"甲方乙方"
　　
　　和一些领域的情况不同,中国经济学界在改革开放后一直保持着百家争鸣、相互批评的宽松姿态(据说在一些会议上,拍桌子摔杯子的剑拔弩张场景也会出现)。而批评,永远是接近科学与真理的最佳途径。经济学家近年来在一些宏观问题的争鸣大致包括:
　　1.宏观政策应把什么放在第一位
　　甲方:应把抑制通胀放在第一位,为此强调紧缩性政策(最极端的说法是"永远收紧银根")。乙方:应把增加就业放在第一位,失业比通胀更可怕,为此强调扩张性政策,强调一定的增长。
　　2.经济的冷与热
　　甲方:中国经济怕热不怕冷,最怕的是热,一放就热,一热就乱。乙方:中国经济怕热也怕冷,冷的时间太长,一下子想热也热不起来。
　　3."软着陆"
　　甲方:"软着陆"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于无形中化解了亚洲金融风暴的侵袭,功莫大焉。乙方:中国经济不需要"软着陆",需要连续飞行。"软着陆"搞不好,会钻到地下去,出来很难。
　　4.泡沫
　　甲方: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泡沫经济",尤其是金融与房地产,甚至还有"赌博经济"。乙方:中国经济并未出现"泡沫经济",偶然有些"经济中的泡沫"。经济开放,开闸放水,难免会有泡沫。
　　5.扩大投资
　　甲方:扩大投资要与结构升级相结合,而不是启动重复建设,启动通胀。乙方:扩大投资并不等于乱上项目,关键是投资主体要承担投资责任。
　　6.通货紧缩
　　甲方:中国经济不存在通货紧缩现象,因为货币供应数量仍有一定增加。乙方:中国经济存在通货紧缩现象。虽然货币供应量上升,但货币流通速度有很大下降,且很多货币没有用于投资、消费,又回流到银行,银行有大量闲置头寸。
　　7.改革与增长
　　甲方:中国经济不应盲目追求增长速度,而应首先在经济体制、企业微观机制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乙方:不能不改革,也不能不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很大,现实中有大量的资源闲置、设备闲置、劳动力闲置和外汇闲置。
　　8.需求与供给甲方:经济的好坏主要不是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供给方面有没有活力,因此应千方百计优化供给。乙方: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为此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需求。
　　9.国企改革甲方:关键在加强管理。乙方:关键在产权改革以及形成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同时要收缩国有经济战线,"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这些看法,侧重点不尽相同,甚或大相径庭,但都透射出对中国经济的拳拳之心。事实上,随着对中国经济越来越深的认识,甲方与乙方之间的共识正越来越多,而且更加辩证。
　　
　　用共识引导我们前进
　　
　　这些共识包括:
　　1.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都是需求膨胀的短缺经济,但近20年经济高速发展后,目前确实出现了需求不足的过剩经济。对此,不能听之任之,而应采用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部已决定增发600亿长期国债)和适度货币政策加以刺激。目前通胀率较低,正是采用货币政策直接提高农民和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时机。
　　与此同时,财政投资必须及时到位,确保用之有效,决不能中间搞截留私分,下面弄成"三边工程"、"胡子工程"、"豆腐渣工程";货币政策的使用要适度,通胀率要温和(有经济学家认为5～9%为宜)。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尽管对当前经济有相当大的助推作用,但只是权宜之计,也有一定限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结构本身的优化问题。
　　2.可以鼓励居民消费,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的忧患意识实际上是好事,是在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短期内无法到位情况下的一种理性选择。过分强调消费,等于为了消费而消费,为了生产而消费,是本末倒置的。鼓励消费不应过于急躁,给人一种"逼着消费"、"改来改去都是算计老百姓口袋"的感觉(住房,你自己买;医疗,你自己管;股市,大机构在社论配合下出货,中小股民纷纷高位套牢;教育,又产业化了)。消费是人的天性,现在人们之所以消费倾向减弱,必有其原因,只有从根本上解除这些制约因素,消费才会有大的增长。
　　3.不能只靠政府投资大包大揽(政府投资方向本身也应多样化,如教育、科研、技改等,不必全部集中在基建上),必须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比如,降低税负和不合理收费,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以提高民间投资的回报率;以立法形式进一步保障民间投资的安全性,不能搞成"偷国企的钱触犯刑律,偷私企的钱是民事纠纷";在融资方式上要对民营企业放宽,为此可组建一些非国有的小银行、投资基金。
　　4.不仅要启动物质产品的需求,更重要是启动非物质产品的需要,如旅游、教育(1998年,中国有160万人因私出国,相当部分是留学,每年数百亿巨资"出国"刺激别国经济)、保健、文化娱乐艺术等等。
　　5.要把治理通缩的一个着重点放在供应方面。需求不足,出口受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产品竞争力弱,同一层次的重复产品多,有特色、高技术文化含量的精品少。根据专家们的研究,中国的产品过剩有明显的结构特征。在制造业,钢材、纺织、化工等行业的初级产品大多过剩,而高档钢材、高档面料、精细化工产品等仍需大量进口。家电产品中的各种核心部件也大都依靠进口。农产品过剩,也是品种和结构的问题。服务业,大多集中在传统饮食、商业等领域,信息、咨询、中介、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则明显滞后。如果我们的产业结构没有有效的升级,巨大的投资长期集中在产业层次低、技术含量低的生产和服务领域,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则再刺激需求也是没有用的。要真正优化供给,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增长方式必须改变和优化。据测算,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60%,美国超过80%,亚洲四小龙大体在40～50%之间,而我国为30%左右。我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6倍、韩国的4.5倍、美国的3倍;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10～30倍。由于产业技术水平的落后和研究开发能力的薄弱,我国不少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建立在高关税、非关税措施保护和政府补贴的基础上(如轿车的现行关税水平还处于80%的高水平,且同时配有严格的进口数量限制)。创新,是企业的生命力之源,也必将是中国经济的活力之源。必须创造种种有利条件,增强整个经济的创新能力。
　　6.治理通货紧缩很重要,治理企业发展所面对的经济环境更重要。中国短命的企业多,其实与生态环境大有关系。除了减轻税费压力、少干预、铲除经济腐败、平等竞争、维护良好市场秩序等,还有一个关键是要"解除管制,放开竞争"。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的季洁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目前,在银行、电信、保险、铁路运输等领域,我国仍实行比较严格的市场准入控制制度,带有行政垄断的特性。如银行业,实行的是国有银行寡头垄断体制,尽管银行抱怨呆坏账太多,效益不好,但各地银行几乎都有最好的办公楼、最好的福利待遇、最好的住房待遇和标准、最好的收入。这体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对国有银行来说,只要有人存款,就有用不完的钱,成本控制对国有银行几乎没有约束力。不能指望这样的机制会产生高效益的商业银行。
　　维护垄断,特别是维护需求扩张较快的产业领域的行政性垄断,抑制了民间投资和投资需求的扩大。垄断形成的高成本,抑制了对这些产业产品及相关产业产品的消费需求,是导致新的结构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系列政策的"强心针"令中国经济启动在即。但是,如果不能尽快铲除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障碍和制度,不能真正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激发企业家创新才能的发挥,则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还可能面临经济启而不动、走走停停、行之不远的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不久前指出:中国经济走到了节骨眼上。短期要启动增长,长期要优化结构;短期要速度,长期要效益;短期要靠政府措施刺激经济,长期要靠好的环境让经济良性循环……长长短短,远见近计,双重的使命纠缠在一起,对我们是严峻的考验,也是宝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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