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会见毕加索] 张大千会见毕加索后感

　　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常有一些出人意表的事情发生,错位、误读乃至歪打正着,都不可避免,给后人留下许多似是而非的迷团。张大千会见毕加索,便是其中之一。 　　张大千与毕加索,一个是中国古典绘画的继承者,顶尖级临摹高手,一个是西方现代美术的领军人物,艺术创新狂,两者可谓风马牛不相及。然而,由于特殊的机缘,两位艺术家曾经会晤,留下了引人入胜的花絮。
　　据张大千晚年的自摆龙门阵,他会见毕加索,起因是《大公报》上一篇以毕加索的口气骂他是“资本主义装饰品”的文章,而他的习惯是,凡是捧他的文章他可以不看,凡是骂他的文章他倒要仔细看,看人家骂得对不对,于是萌生了见一见毕加索的念头。然而,实际的原因并不是那么简单,圈内人知道,张大千是一个擅长炒作的画家,能在中国画坛弄出那么大的名气,除了艺术天才,还与他喜好结交达官名流有很大关系。
　　1956年夏,在陈西滢(时任台湾当局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的举荐下,张大千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在法国卢浮宫艺术博物馆举办《张大千近作展》。为吸引观众眼球,主办方将画展安排在卢浮宫东画廊,同时在西画廊举办“野兽派”艺术大师马蒂斯的遗作展,此举客观上将张大千与马蒂斯置于东西绘画双星并列的位置。或许是这个背景,使得张大千自信满满地会见毕加索。
　　张大千对西方绘画素无研究,对西方现代艺术更是不甚了了,然而他不像徐悲鸿视西方现代绘画若洪水猛兽而不遗余力地抨击,张大千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心态对待,一切复杂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张大千有一段著名的画论:“在我想象中,作画根本无中西之分,初学时如此,到最后达到最高境界也是如此。虽可能有点不同的地方,那是地域的风俗习惯以及工具的不同,在画面上才起了分别。”貌似公允的背后,其实还是根深蒂固的“中华主义”。
　　令张大千颇为得意的是,他是在没有任何人引见的情况下,自报家门,得到毕加索这位法国画坛泰斗级人物的接待的。作为后人,我们有必要补充,之所以如此,齐白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就在他们会面的两个月前,毕加索从另一位中国画家张仃那里得到一份礼物――一套木版水印的《齐白石画册》,便对中国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一直都在临摹。这一细节可以从张大千的自述中得到证实:落座甫定,毕加索就捧出五大本学习中国画的习作,全是学齐白石的,请他指正。我们不妨想象:沉迷于齐白石绘画的毕加索,遇有齐白石的同胞艺术家远道来访,岂有拒绝的理由?从这个角度看,张大千顺利地拜会毕加索,首先应当归功于齐白石,而且正是齐白石的铺垫,才使这次会见碰撞出石破天惊的火花。听完张大千关于中国画笔墨之道的介绍,毕加索开门见山,毫不客气地问:“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何以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接着又说:“不要说法国巴黎没有艺术,整个的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继而他进一步发挥道:“真的!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的黑种人有艺术,除此而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这些话后来在中国艺术界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发挥了复杂的作用。
　　张大千的自述中还有一个细节:毕加索陪同张大千夫妇参观自己的古堡庄园时,一位画商在一旁恭候,带着几幅要求鉴别真伪的毕加索作品,毕加索随手递给张大千,请他代为鉴定,张大千辨认一番,立即分出真伪,令毕加索大为高兴,更令画商惊异不已。这个故事令人怀疑,因为张大千对毕加索的作品素无研究,对他的立体主义变形更是不得要领。这种判断可以从主客授受《西班牙牧神像》得到印证。此画变形剧烈,方形人头,大嘴嘻开,眼睛一大一小,鼻子歪在一边,满头蝌蚪似的须发。张大千这样讲述授受这幅画的过程:“我们看毕加索的画册,翻到这幅画时,我当时无以名之,只觉得是鬼脸壳子,足见画得很怪,我太太忍不住要问:‘这张画是啥子哟?’毕加索说:‘画的是西班牙牧神。’否则我也不知道是西班牙牧神。外国人总是比较尊重女士们,他见我太太发问,总以为她对这幅画感兴趣,毕加索反问了一句,‘画得好不好?’我太太当然只有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结果嘛,他认为我们最欣赏这幅画,就把这幅画送给我们了。我太太还懊悔呢,她说早知道这样,我该挑一看来顺眼的再表示兴趣……”可见,张大千根本不懂毕加索的变形艺术,既然不懂,又怎么鉴定?
　　张大千与毕加索并无真缘,他们的交往后来不了了之。如果说张仃会见毕加索成为中西绘画交流史上的一桩风流韵事,那么,张大千会见毕加索就只是一个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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