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今后挑战 中国:应对被误读的挑战

　　 “任何一个国家,都习惯于凭经验去看待世界。如果中国崛起为世界最强国,她就会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喜好去塑造世界。因此,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实在有些过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会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中国未来带给世界的影响,将可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超越美国。”
　　“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新的全球霸权力量的出现,都会导致国际秩序的重大转变,英国和美国的情形都如此。关于中国,人们很容易接受一种看法,即:中国的崛起最终将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
　　――摘自(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
　　
　　20年间,中国在“崩溃论”、“威胁论”的指指戳戳、纷纷议论甚至责难和谩骂声中未曾停下快速发展的脚步,又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优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大外汇储备国、GDP坐三望二,世界最大出口国……于是,全球对中国产生了超出其能力范围的期待,要中国承担过多责任与义务;有了中美共治世界的“G2”之说, “中国统治论”的调子也响了起来。不过,与前几种论调的激烈言辞、恶语中伤相比,“中国统治论”形式上来得很“学术”,而且充满了“溢美之词”。
　　不过,很多人还是从《当中国统治世界》中读出了“捧杀”中国的味道。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俞贵麟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中就指出,从国际舆论的角度看,西方一些势力对中国要么“棒杀”要么“捧杀”。对付“棒杀”,我们有些经验;但对付捧杀,则是个新课题。现在“捧杀”中国的言论越来越多。《当中国统治世界》书中“专家与读者热评”一项列出了若干学者对该书的评论,其中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阎学通指出,这本书在暗示人们,中国崛起的结果将不是中国越来越像西方,而可能是世界越来越像中国。
　　无论这些势力有意识地对中国进行“棒杀”还是“捧杀”,就其出发点来说,大体上都可归为对中国不怀好意之列, 而且,这些人未必真的不了解中国,有的甚至是中国通。但就其数量来看,这些人毕竟是外国人中的少数。在两会上,许多从事对外关系、对外交流工作的代表和委员都指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碰到最多、感到最头疼的一件事情,还是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真的是不了解、不理解,是他们对中国的误读。无论过去的“中国威胁论”,还是今天的“中国统治论”、“中国强硬论”,受这些论调影响甚至完全认同的人当中,大部分还是由于对中国不了解,而并非一开始就怀有恶意。这一问题的要害之处在于:太不利于创造一个中国今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了!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本国国情,而且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国际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军事环境,当然也包括舆论环境。而且,不利的舆论环境将直接影响到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环境。打个比方:一辆车以50马力的动力前进,如果遇到的阻力也是50马力,结果只能是寸步难行;假如前进的动力有40马力,但阻力只有30马力,车还是会向前进的。
　　今天,中国的发展遇到了新的“坎儿”,只有加大马力、减小阻力,才能超越障碍,实现新的发展,“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如何才能让世界正确了解认识中国、从而减小中国前进道路上的外部阻力呢?
　　
　　中国:大而不强,欲强还弱
　　
　　要让外国人正确了解认识中国,首先国人自己得准确认识中国。这是我们对外客观准确讲述中国的基本前提。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有了不少让别的国家羡慕又有些害怕的硬实力指标;“中国制造”行销全球;中国人游遍世界,就连世界经济的老大老二――美国和日本都垂涎于中国旅游者的庞大购买力,对中国游客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越来越多的外国政要、国际组织官员向中国人民表示节日祝贺,甚至有人说,中国的春节快要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节日了;还有国际体育比赛中获得的一块块金牌,五星红旗的一次次升起……所有这一切,真让中国人扬眉吐气!
　　然而,清醒之士则指出,今天的中国仿佛一个长成大个头的少年,尽管“尺寸”很大,但骨骼还不那么强壮结实,发育得还不全面、成熟。中国已是树大招风,但在一些方面却弱不禁风。
　　两会期间,为了采访从事外事工作的代表和委员,记者在会场上以及代表和委员驻地“泡”了几天。出租车上司机问我:温总理这人平时挺随和低调的,怎么这次讲话那么严厉啊?我告诉他:那是因为中国政府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时间又紧迫。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 今年发展环境虽然有可能好于去年,但是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两难”问题增多。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裘援平认为,中国现在正处于大而不强、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时期。她用几个“难以为继”,指出了中国今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从国际上来看,支撑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世界经济逐步形成了一个大的循环――美欧消费、东亚制造、资源富集国家提供资源产品,然而,这样的一个循环在金融危机之后面临深刻的变动,因此依赖这样一个循环的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其次,新兴经济体和能源资源富集国靠出口获取了大量外汇和金融资产后存于美国,这种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关系也面临着大改变。再有,近年来,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问题突出,从而使得靠大量物质投入,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哥本哈根会议争的实际上是发展的空间,某种意义上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了一种“倒逼”的态势。从国内来看,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众多的矛盾和难题。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大量篇幅用于民生方面,就是为了解决大量的社会矛盾,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失衡问题。而这种失衡也是难以为继的。
　　
　　中国:做好自己,说好自己
　　
　　裘援平告诉本刊记者:中国有着多重国家属性――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亚洲最大国家,还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等等,由此带来了多重利益诉求、多重安全困境,面对的是多种国际矛盾。这是我们外交上面临的一个难题。
　　她说:中国硬实力的快速发展,本已对全球在心理上形成了很大冲击;再加上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剧烈冲击下仍有出色表现,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面临一个新的更深刻的相互调适。近一个时期,外界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疑惧明显增多,不仅来自发达国家,而且包括发展中国家。比如今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正式启动,中国产品的进入就引发了印尼的激烈反弹。当然,国际市场是竞争的,中国产品是凭实力进入的,但我们必须要考虑这种状况能否持续。再比如,我们企业海外拓展时的阻力也在增大。现实情况是:某些国家、某些势力对我们的防范、遏制在增多;但另一方面,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被快速推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心,国际社会对我们承担更多责任与义务的期待在增加,我们在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上的参与权、话语权甚至决策权都可能增加。这种背景下,要力争有利的国际环境,以较小代价实现较顺利发展,而不是成为国际矛盾的焦点、别人的靶子。但我们得扪心自问:准备好了吗?
　　
　　先要调整好心态
　　新华网的消息说:“根据各省份地方两会公布的数字,2009年全国共有14个省份经济总量超过万亿元,有26个增速超过10%。有的经济学者和媒体为此兴奋不已,甚至拿我国的一些发达省份与一些小国的经济总量相比,得出我国部分省份‘富可敌国’的结论。”对此有政协委员指出,只(听)报喜不(听)报忧、夸大成绩而遮掩问题,太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心态和行为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忽视、回避发展中的问题,才是最危险的事情。
　　中国前驻埃及大使吴思科告诉本刊记者,他曾看过一本书,书名大概是《中国就是要争第一》。他不无担忧地说,这种话在特定场合、针对特定问题讲是合适的,比如国际体育赛事。但千万不要将此话无限制地推广到中国对外关系的所有领域,那样做非但不妥,而且往往有害。他说,我们讲要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并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是为了说给外国人听,而是中国的国情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只有这样做,才会有利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否则危害极大。他还特别指出,仅从GDP来理解一个国家的实力是很浅薄的,必须要看综合国力。从综合国力角度看,中国的弱项不少,问题挺多,这也正是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的原因所在。所以中国必须踏下心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即使将来真的强了,也要记住“月有盈有亏”。
　　应邀参加政协“对外友好”界活动的外交部副部长翟隽对本刊记者说:我们一些干部的确有“飘飘然”的感觉,甚至认为中国已不是发展中国家了。人家讲“G2”,我们一些同志就很高兴。干部浮躁会导致和加重民众的浮躁,继而就会产生超出国家实力的要求。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根本利益有害。
　　
　　让世界听懂中国,理解中国,认同中国
　　很多从事外事工作的代表、委员都有一个共同感受:让外国人听懂中国很不易。当然,这是其间存在的多种不同造成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背景、表达方式,等等。裘援平认为,内外话语体系对接上存在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往往简单地把对内的这套话语体系用在对外工作上,这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外国人甚至把我们这套东西看成是另类。因此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很迫切。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国际话语体系问题。
　　全国政协“对外友好”界的委员一致认为,公共外交可以在“让世界听懂中国,理解中国,认同中国”上发挥重要作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指出,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务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帮助国外公众理解真实的中国。他认为,公众参与公共外交,也是一种广泛的爱国情怀的表现。“公众要有公共外交的意识,要练好‘内知国情,外知世界’的基本功”。他还举例说明了公共外交的独特作用:2008年2月,美国大导演斯皮尔伯格辞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一职,引起了各界关注,连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都被记者问及这个问题。试想,如果我们电影界有公共外交意识,特别是一些大牌导演能出来以合适的方式做些工作,不仅形式上匹配,而且收到好效果的可能性加大。有从事外宣工作的媒体人士更是鲜明地指出,缺乏公共外交的安排,中国希望展示的形象是无法成为现实的。
　　中国外长杨洁篪两会期间在答记者问时谈到:“公共外交是中国外交重要的开拓方向,公共外交现在是应运而生、正逢其时、大有可为。我个人认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传播、交流等手段,向本国的公众、向外国公众介绍本国的内外政策,以便增进了解,减少误解。”
　　很多代表、委员都注意到了文化在公共外交中的重要作用――文化是“低政治”的,文化层面上的交流更易于相互理解、接受。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恰恰是我们的软肋所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在政协分组讨论会上指出, 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已将文化的重要性提到了似乎“不能再高”的高度:“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 其内容是什么。她意味深长地说:“中国是不能靠相声、小品走向世界的啊!”她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应该是个学习型的社会,而不应是娱乐型的社会。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梁衡也在人大分组讨论中指出, 文化对社会有教育教化作用,但是目前“发展文化产业”的口号,似乎过分强调了文化的经济价值,掩盖了文化的教化作用。目前大众所理解的文化需求基本上是指娱乐,能摸到的文化就是电视上的娱乐节目。梁衡一直主张把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分为六个层次,由低到高分别是:刺激、休闲、信息、知识、思想、审美。到底什么是先进文化,定义在哪一个层次上?“如果定义为娱乐层次,那是很危险的。”
　　在中外沟通上,媒体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告诉本刊记者:要做好海外推介工作,首先需要了解西方的价值体系、价值观――中国看重经济与社会,西方看重民主与人权。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认同、趋同他们的价值观,而是因为我们先得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用什么方式思考的。另外,在宣传手法上,中国的媒体往往采取一哄而上地掀一个浪潮、打一个战役的方式,西方则是采取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技巧上也有问题。比如,中国媒体专栏作家的体系没有形成,但西方媒体的专栏作家影响力非常大,他们有自己固定的读者群、粉丝,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政府高官、企业领袖。很大程度上讲,我们的对外宣传是在 “隔靴搔痒,隔山打虎”。我们不懂西方新闻传播的手法、观念。我们的英文报刊、电视英文频道,外国人不大看,因为它们都是用中国人的思维、以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在讲。西方人喜欢从微观入手,比如讲西藏问题,他们不会去讲第一第二,而是会从某个具体的喇嘛、家庭入手,用形象思维的方式,但其背后带出来的深刻含义,恰恰是他们要表达的价值观。刘长乐还特别提到,一些中国网民的过激言论让外国人很害怕。
　　针对“外国人惧怕中国军队”这一说法,空军副参谋长蔡凤震将军表示,他已经注意到了西方媒体对中国军队不真实的负面报道比例非常高,“中国军队在进行国际形象塑造、软实力建设上是弱项”,他特别强调军方一定要加入到公共外交的队伍中,将自己的“短板”补齐。
　　
　　小事例说明大问题
　　裘援平特别提到了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她说:“这绝不只是一个会不会外语的问题。”比如,我们讲“和平崛起”,中国人觉得挺好,没什么问题,但翻译成“peaceful rise”,就有麻烦了。尽管我们强调“peaceful”,但外国人的注意力还是在“rise”上。这是因为,在世界近代史上,“rise”这个英文单词,对于某些国家的发展进程而言是有特殊含义的,这些国家的霸权、扩张都是同它们的“rise”相连的。如今中国也要“rise”,外国人就很害怕。
　　还有一个例子更有意味。 去年拉萨3.14事件后,我们的某家官方媒体说,在暴徒面前“武警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耐”。外国人就不明白了:既然是暴徒,为何要对他们克制忍耐?是否正是由于这种忍耐,才造成了打砸抢杀数小时?说达赖是“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外国人就很困惑――自己看到的达赖不是这个形象啊?对此裘援平评论道:谈西藏问题、达赖问题,如果我们是从达赖分裂国家的角度、从国际法的角度去讲,效果就会好些。
　　
　　中国:走自己的路,不怕被“骂”
　　
　　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同样的事情,印度或巴西去做就风平浪静,中国去做一些人就会说三道四。西方一些势力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把中国当成眼中的沙子,或“棒杀”或“捧杀”。
　　有一种说法: 不少国家的历史进程,都绕不开“挨打、挨饿、挨骂”三个阶段。如果套用这种说法,中国似乎正处在“挨骂”(面临各种非议、责难)阶段。
　　两会期间中国外长杨洁篪在答记者问时指出: 现在外界有些人对中国是有一些误解的,比如有人认为,现在中国对外表现得越来越强硬。我想说的是,坚持原则立场同是不是强硬是两码事。国与国之间打交道,重要的是看是否占“理”。中国的外交是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己任,这就是中国外交的“理”。我想这也是国际关系准则所坚持的“理”。如果把一个国家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和尊严的行为视为“强硬”,而把侵犯别国利益的事看成理所当然,那么公理何在?
　　对此,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王帆在媒体上评论道,现在外界对中国的外交行为在解读上出现了变化。“其实,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始终一贯坚持原则,并不是因为应对金融危机上我们表现优秀才这样,更不是因为中国的GDP达到了多高程度才这样。”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蔡建国对本刊记者说:这么多年,这么多议论甚至责难谩骂声中,中国不还是快速发展起来了吗?比如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有些影响力的人,无论你在单位怎么做,总是会有人以不同的心态、从不同的出发点来解读。那你怎么办?天天都去对人家做解释?恐怕没人认为这样可行。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可能与别人进行沟通,但关键还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让事实来说话。
　　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孙振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一定要强调、保证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他说: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发展速度快、经济总量大,但我们人均却没多少, 比如人均GDP, 全球排在100位之后。 这是一个矛盾。中国面临的挑战大,但发展空间很有限。如果过早承担与我们发展水平不相符的、我们没有能力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对中国今后的长远发展是有害的。因此,国际事务中我们一定要强调、保证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以获得相应的发展空间,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比如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和发达国家所承担的责任、义务就应该是不同的,我们就是要争取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当然,我们也必须承担与自己发展水平相符的、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否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利,对我们争取国际话语权不利。处理好这个问题有难度,我们要努力找到平衡点。孙大使认为,在这方面,公共外交能起很大作用。“不光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东部沿海的富裕地区、大城市,还应该让他们看到中国西部的贫困地区、农村;看到中国的下岗职工,听到弱势群体的声音;知道中国存在的众多难题,让他们明白中国真的是需要发展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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