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托、社会科学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国家

　　社会科学家并不必然接近真理 　　 　　良好的政治是知性的、理性的和睿智的，要在尽可能大的限度内与知识和思想相互对接和沟通，要以各种方式和渠道汲取和容纳智力资源。这个道理或者理想，在各个伟大的政治文明传统中均有体现，也总为历电上的政治先哲所申述倡扬。对此，美国亦不例外。19世纪晚期以来，将专业化社会科学学术所生产的知识成果注入政治和公共生活，提升政治和公共政策的科学和智力品质，是学界内外不少人士和机构团体自觉地，持续地加以追求的目标。美国历史上曾有一种成因复杂、根深蒂固的反智主义的潜流和传统，而且也曾广泛仔在对社会科学的轻慢。但到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科学不仅赢得了知识合法件和社会声望，而且营造出一种关于社会科学效用的浪漫主义态度：和自然世界一样，科学在社会世界里的运用也是无止境的，各种现象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加以客观、精确的研究，从而可以为决策和政治提供可靠的基础。
　　在20世纪中叶，随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品性由孤立主义转换为垒球主义，随着美国确立了冷战的国家目标和政治氛围，美国社会科学也变成了全球主义的和冷战导向的：通过地区研究和国际研究的学术体制的迅速建立，全世界都被纳入美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议程之中；而通过以“政策科学”和“政策导向的研究”为标号的战略研究、安全研究、心理战研究、现代化(发展)研究等，社会科学成为塑造美国对外政策的关键要素。冷战期间曾经有人断言，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化学家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物理学家的战争，那么就可以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社会利学家的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但冷战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社会科学家的战争。以往对外政策、战和大事由政治家、军人和职业外交官操持，但在冷战中，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却扮演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角包。
　　不过，事后我们发现，社会科学家并不必然地更接近智慧和真理。他们五花八门的理论和“精确知识”并不能能够保证政策的正当、正确、审慎和有效。他们尤其会用他们的理论和知识塑造强固偏狭的意识形态、支撑似是而非的现代神话，进而可以导致政策的、政冶的和道德的失败、错误和灾难。
　　
　　罗斯托和第三世界的冷战
　　
　　在我看来，最能体现美国社会科学对对外政策影响的个人，当首推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丰要设计师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1916―2003年)，而不是后来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之辈。
　　出生于俄裔犹太人家庭的罗斯托天资卓异，少年得志。19岁毕业于耶鲁本科，24岁拿到博士学位，曾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留学。二战期间以少校军衔在战略情报局工作，专司美国战略轰炸目标的选择；战后又曾短期在国务院任职，参与对德占领的经济事务；稍后还参与了马歇尔计划的制定。这种在政府机构和学界之间进进出出的经历，使他生发出沟通政策和学术研究的志向。
　　1950年罗斯托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任经济史教授，并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IS)兼职。在经济史学的主业之外，罗斯托进行过多项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研究，其中包括CIS的两项“敌情研究”项目，分别就苏联和中国的国内状况撰写研究报告――这属于在地区研究方面“玩票”。不过最重要的是，在CIS他开始以他的经济史研究为基础开发出一套“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并通过推介和政策建议使之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思想基础。作为这方面一系列分不清是政策性还是理论性的研究的总结，罗斯托在1960年出版了《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在他的“阶段”理论中，所有国家都将依次经历传统、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起飞、向成熟迈进和高额大众消费五个阶段。冷战中的西方、共产党国家和第三世界都可以被放在这个直线演进图式的特定位置上：西方是通过顺利过渡而达到“高额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阶段的现代化成功者，而美国则居于历史演进的终点，获致了现代化的完备形态；第三世界处在“为起飞准备前提条件”和“起飞”的过渡阶段，其脆弱和不稳定容易使之被引向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和极权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是对健康的、正常的现代化路线图的偏离和反动，是过渡社会的脆弱性所导致的“病症”，共产党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食腐动物”。这套理论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有直接的意涵：第三世界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否追随西方式的变革路径，是决定冷战前途和世界命运的关键，美国应该通过对欠发达世界施加援助和“发展指导”而影响其内部变革的方向和进程，使之免于为共产主义病症所感染。这一宏大理论体现了他所笃定的“将历史学，发展理论与政策融会贯通起来”的平生志向，也赋予了美国冷战政策以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正当性。第三世界对美国有了全新的重要意义，对外援助、发展指导、反叛乱和反游击战，这些新的冷战政策手段是在“经济增长阶段论”和现代化理论的浇灌下生长出来的。
　　有外交史学家曾说，如果没有第三世界，冷战在1960年代初就会终止。然而，有了罗斯托这批社会科学家的现代化理论，以及为这种宏大而严整的社会科学理论所支持和佐证的政策创议，1950年代逐渐趋于稳定的冷战在美国方面又被注入新的动力。罗斯托不仅成为现代化理论的标志性、明星式的人物，而且很快在冷战重心向第三世界转移的过程中被推向核心的决策层。对第三世界、援助和发展问题越来越感兴趣的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1957年开始与CIS和罗斯托本人建立联系，并于次年2月亲晤罗斯托。罗斯托成了肯尼迪的从龙之士，并于1960年大选后随着肯尼迪进入白宫，任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据说，罗斯托曾指着地图对别人说，苏伊士运河以西归邦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管，运河以东(指欠发达世界)归他自己管。他是一个极为高产的备忘录和政策报告的写手，肯尼迪说他“写得比我看得都快。”
　　
　　越战：“罗斯托的战争”
　　
　　1961年底，罗斯托转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1966年更接替邦迪任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在笔者看来，罗斯托在冷战史中的地位和意义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认识。实际上，对将美国引向越战灾难的一整套理念、信条、政策框架的形成，罗斯托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甚至是首屈一指的；而且，从将美国军队投入越战的起点《泰勒罗斯托报告》开始，在肯尼迪、约翰逊两个政府越战决策的每一个阶段，罗斯托都以积极主战的鹰派角色亲自参与具体政策的制定。有研究认为，约翰逊之所以选择罗斯托担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正是因为在当时很多高官已经开始怀疑甚至抵触越战政策的情况下，罗斯托始终坚持要往越南打下去，而他学识辩才又能发挥公关说服效用。当年美国的反战抗议者曾将越南战争称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在我看来，说越战是“罗斯托的战争”才更合适。
　　虽然罗斯托认为第三世界抗御共产主义的根本途径在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但是他也热衷于通过使用美国的武力来实现在第三世界的政策目标，而且坚信美国和第三世界的军队能够起到现代化的代理和催化剂的作用。他是“反叛乱”和“反游击战”的热情鼓吹者，而越南正被认为适合做“反叛乱”的试验场。他还对美国战略轰炸的戚力笃信有加，因此获得一个绰号“空军上将”。
　　1969年罗斯托从政府离职后，麻省理工学院因其在越战中的角色而不予续聘，他到了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安身。他始终坚持认为美国和他自己在越南都没有做错什么。他花费了很多笔墨来为越战辩解。他认为，美国在越南付出了代价，但争取了时间。正是由于美国在越南的付出，东南亚和亚洲其他地区乃至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才没有被共产主义所吞没，才在自由市场体制下走向繁荣。对此有学者指出，这就像是某人在脖子上挂一串大蒜，说这样可以防止吸血鬼上身；而他借以展示这个措施的效力的理由是，他的脖子上的确没有吸血鬼的牙印。
　　罗斯托去世的当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题为《观念和争议：把思想进到市场的60年》。书中有关于越南的一章，末垲纪录了他和夫人的一次对话。夫人问他：“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你在越南真的可能是错了?”罗斯托回答说：“当然想到过。经常想到。但是当我仔细地考虑其他可能之后发现，这是痛苦的但也是最好的选择。”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知识――包括“科学”名号下的知识――的一个常见的效果是，它会强化信念――包括显见的或者已被证实是错误的信念。
　　熟悉罗斯托的人都知道，在性格和人际交往上，他是一个温和、友善和宽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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