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有多黑 [救灾改变了中国的什么]

　　实习记者 王 博 　　记者 叶 边 　　内容支持 金灿荣 贾西津 　　 梅新育 张国庆 　　 雷 颐 　　 　　 　　一个良好的现代社会结构，应该由三个领域构成。一是高效、政治中立、清廉、极端负责任的政府政治体系，二是高效、富有竞争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界，三是自我组织能力很强的、健康的公民社会。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一个多月来，先哲的这句话被人们反复咀嚼。
　　此次抗震救灾，必将成为永恒的话题，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个多月来，人们心手相连，同舟共济。政府、军队、企业、媒体、民间组织、志愿者，还有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以不同的方式为救灾竭尽全力。以巨灾始，以大爱续，这是苦难的史诗，而在这其中，华夏儿女可以无愧。
　　２００８年，中国奥运年，本应是中国人民的喜庆之年。但是历史似乎要再次考验中国。南方雪灾、雪域骚乱、火炬风波、山东车祸，直到５月近七万人猝然葬身地震。但在震灾过后一个月再看中国社会，我们理解了温家宝总理看望灾区学生时在黑板上写下的“多难兴邦”四个大字。在这个沉痛的５月，确实有什么东西在良久孕育后破土而出。人们发现，在抗震救灾中，中国正在静悄悄地长成“公民社会”的雏形。
　　
　　五月花开：公民社会在救灾中崛起
　　
　　志愿者：守望天使的故事
　　陈静，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家在绵阳，离震中汶川只有９５公里。由于马上就要本科毕业，这个５月，她决定回家陪父母度过。１２日当天，家里一切照常。下午２点２５分，陈静的爸爸如往常一样梳理好头发，穿戴好衣物，拿起公文包走出门去上班。三分钟后，地震就发生了。
　　“地震持续的时间感觉特别长。我在狭小的空间里被甩得几次撞到墙壁。妈妈很镇定，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死死抓住厕所的门，因为如果门被撞坏了，就出不去了。我们都已经绝望的时候，地震却忽然停了下来……”陈静说到这里，显然心有余悸。
　　“我并非迷信，但我相信对于我爸爸，总有一种冥冥的力量在保佑。爸爸年轻时救过三条人命。爸爸只是按他的生活规律走出门去，地震却在他走到二楼的时候才爆发出来。即便房子倒塌了，他也绝对来得及脱险。”陈静坚信这是一种回馈善意的神佑。亲身经历了恐惧之后，她马上想到会有无数人难逃此劫。于是１４日，陈静就来到绵阳市中心医院当起了志愿者。
　　不断有伤员运送过来。大多数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骨折，许多人更是已经血肉模糊。血腥味混合着泥土与消毒剂的刺鼻气息，刚到医院的陈静一阵晕眩恶心，失明、失聪、失语，沉痛的悲伤瞬间撕裂她的心肺。她尽力抑制自己不去多想，只是默默地领取了代表志愿者的红绳子系在手腕上。除了伤员，她还看到许多像她一样的志愿者。她和他们一起工作，擦去伤员们脸上的尘土，帮助伤员们登记信息，迅速找到相对应的门诊，并且安慰和鼓励他们。
　　“最初我还想我真倒霉，为什么要从北京回去。后来我在医院，我就想，我回来就是要帮助这些人的，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种使命。”
　　陈静只是救灾过程中出现的无数志愿者中的一位。她的话说出了志愿者们共同的心声。只要是地震中存活下来的绵阳人几乎都在为抢救伤员做着志愿工作。在医院工作的志愿者们年龄相差很大，男的帮忙用门板抬运伤员，女的主要做护理工作。没有参与医护工作的人，也从家里做好了简单的饭菜，煮了许多鸡蛋，运送到医院来。
　　“我变得更勇敢了。在灾难来临的瞬间，人真的很脆弱。但在受难的时候，人又真的很坚强。我相信好人会有好报，像我爸爸那样。所以在以后的生活中我希望能尽可能地去帮助别人。”作为“８０后”，陈静以前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打击，这次灾难显然让她成熟了。
　　类似陈静这样的故事，一个多月来人们已经听说了许多。不仅是她，许许多多的志愿者都在救灾行动中得到了升华和提高，志愿者精神也在这次大灾中凸显出来。
　　一个公民社会的出现
　　“一个良好的现代社会结构，应该由三个领域构成。一是高效、政治中立、清廉、极端负责任的政府政治体系，二是高效、富有竞争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界，三是自我组织能力很强的、健康的公民社会。希望我们中国社会未来走向一个结构健全的现代社会。如果这三个部分都齐全了，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是指日可待的，它对人类的贡献也是指日可待的。”
　　“从汶川地震之后的社会反应来看，中国的公民社会好像已经出现了。其表现之一就是出现了大量的志愿者，而且他们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所谓的‘８０后’。他们很年轻，但是行动能力很强，虽然互不相熟，但可以很快地自我组织起来。‘８０后’的政治成熟度和自我组织能力，都远远超出我原来的预期。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现代公民社会，而且比原来的预期要早一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观察震后一个月以来中国的救灾行动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根据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在经济飞速发展几十年之后，会出现一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公民社会的物质承载者，但是第一代中产阶级还不能等同于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出现要进一步：这个中产阶级得要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和判断力，而且关键是要有自我组织的能力，建立ＮＧＯ（非政府组织），采取跟政府、跟企业不一样的行动。
　　而中产阶级的第二代人，通常就会考虑一些更进一步的问题，就会有更多的权利主张，也有更多的闲暇来进行自我组织。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公民社会。
　　金灿荣是美国问题专家，在他的研究领域中就包括美国的公民社会这个问题，因此他也长期关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他说，一位英国学者在汶川地震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政府和民众在震后的反应来看，中国社会正在出现一种雄厚的“社会资本”，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公民社会与“社会资本”
　　金灿荣认为，一个健康的、现代的公民社会，有助于这个社会积累“社会资本”，而一定的社会资本又是实现这个社会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它不是充分条件，是必要条件。
　　“社会资本”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共同创造的。金灿荣介绍了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罗伯特?普特南（Ｒｏｂｅｒｔ Ｐｕｔｎａｍ）用社会资本概念对政治现象的解释。
　　普特南的考察对象是意大利和美国。普特南发现，南北意大利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非常大。北部意大利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就已经达到欧洲最富裕地区的水平，而南部属于欧洲比较贫穷的地区。这两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差不多，人力资源情况也差不多，通过严格的社会分析发现，南部意大利受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还略高于北部。大家在同一个国家，政治、社会、自然条件都差不多，为什么经济发展会差距这么大？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社会资本”不一样。
　　在普特南的理解里，社会资本是由两个方面的内容组成的。一是“超越血缘关系的社会信任”，简单讲，就是对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的社会信任。二是“公民参与”，就是公民愿意用个人的力量，包括时间、金钱、人际关系等参与解决公共事务。这两个部分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公民参与”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志愿者主义”。社会信任和志愿者精神，构成这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如果一个社会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本，它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如果这个社会有强大的志愿者主义，它就比较容易搞好民主。
　　南部意大利盛行的是黑手党文化，看重家庭，但对陌生人极其不信任。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虽然聪明，但却勾心斗角。而北部意大利则是“教堂唱诗班文化”，虽然大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定期到教堂唱诗班进行社区活动，就建构出了一个超越血缘关系的社会信任，于是就发展出了“公民参与”的习惯。南北意大利，政治制度完全一样，人力资源基本一样，自然条件基本一样，但经济发展会有三倍的差距，原因就在这里：社会资本不同。
　　在对美国社会进行考察后，普特南举了这么一个例子：美国人很喜欢打保龄球，但与上世纪６０年代相比，美国人打保龄球的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是一家人一起去，跟社区的人一起玩，一起喝啤酒，这同时是个社交的过程。到了９０年代，大家就变成只是单独玩保龄了，玩了就走，没有交往。这个案例讲的就是美国社会资本的下降。
　　本来，美国是个社会资本极其发达的国家，这也是美国崛起的秘诀所在。在美国，人们一方面很独立，强调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它的社会团体又极为发达，非常具有自我组织的能力。原来互不相识的人们只是因为某个兴趣点、某一种公共事务而走到一起来，这就是社会信任感，他们愿意把自己有限的精力通过社会团体（利益集团）的路径投入到解决公共事务中。社会资本的发达被认为是美国的民主和市场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内在原因。
　　但是，根据普特南的观察，由于城市化带来生活和工作方式变化，由于电视使人们参与政治的形式发生变化，美国的社会资本近几十年出现下降趋势。
　　根据金灿荣的分析，陈静所代表的志愿者，就体现了中国社会正在出现的“志愿者主义”。只是陈静还是单枪匹马地参加到志愿者队伍中。还有很多志愿者则以ＮＧＯ（非政府组织）的形式投身于救灾行动中。
　　
　　社会资本与国家现代化
　　金灿荣
　　
　　现代化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安排，政治上就是包括大众参与在内的一个政治制度安排。各国都在争取现代化的目标，但是最后的表现却千差万别。决定差异的有很多因素，包括运气、自然禀赋、努力的程度，但从内部原因来讲，就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多与少。
　　从经济发展角度讲，有很好的社会资本，就意味着有很好的社会信任，就容易扩展信用，就容易搞好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有了一定的社会信用，就可以设计比较复杂的经济活动，市场经济就会繁荣。
　　从政治角度讲，政治现代化在不同的国家虽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还是有一些共性的。就是说，在政治领域，政府应该是透明的、制度化的、对老百姓真正负责的。它必须有效地让个人权利得到保障。如何使政府做到这一点呢？这就需要有一些制度保障。而制度保障的一个前提，就是老百姓必须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健康公民。他不是那么自私，他关心政治，而且懂政治，懂得用恰当的方法行使他有限的力量。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了健康的公民才有健康的公民社会，有健康的公民社会才有建立在公民社会之上的现代政治制度安排。它是这么一种逻辑关系。
　　
　　２００８，中国的“ＮＧＯ元年”？
　　
　　老慕和他的车队的故事
　　金灿荣所说的社会团体或利益集团，也就是人们现在常说的ＮＧＯ（非政府组织）。
　　在浩浩荡荡的志愿者队伍中，有一些人像陈静一样亲历了人间炼狱，满怀着幸存者对死难者的切肤之痛义无反顾地投身志愿服务；有一些人虽然没有亲历汶川现场，却曾有过类似的惨痛经历，例如唐山地震的幸存者，时常遭遇水灾并在年初遭遇特大雪灾的湖南人民，他们志愿服务的要求来自将心比心的悲悯情怀；而更多的人，他们没有经历过大的灾难，并不真实精确地知晓灾难来临瞬间的无措与恐惧、霎时与亲朋好友天人永隔的凄苦与悲凉，他们仅是通过各种渠道得知了消息，他们的志愿服务仅仅凭着对生命推己及人的关爱，正如金灿荣所言，这是独特的价值判断。
　　这些人中有许多是自己去捐款或者献血，甚至独自进入灾区直接参与救助、医疗、信息搜集等志愿工作，也有很多是以团体的形式出现，他们或者是曾因某个兴趣点已经走到一起并经常举行活动的团体，或者仅是出于对这次受灾群众的关心和爱护，为了形成更大的救助力量而结成的团体。这就是在这次救灾中极大地补充了政府功能、发挥了很大作用的ＮＧＯ，中国的民间组织。
　　老慕，中国传媒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的负责人之一。在加入校红会的三年里，老慕已经先后与多家基金会及关注孤儿、孤寡老人、流浪动物、希望工程、学术交流等不同领域的服务性ＮＧＯ进行了合作。这次地震发生后，老慕又迅速组织他的红会策划了赈灾义演、募集捐款、倡议献血等活动。但他最为津津乐道的却是和一支特殊的车队运送捐赠衣物的故事。
　　在捐款献血之后，老慕得知灾后重建急缺各种实体物资，媒体又报道说阜成门四川大厦２４小时接收募捐物资，于是就开始琢磨募捐衣物的事情。在跟四川大厦联系妥当后，老慕很快展开募捐行动。同学们积极性极高，衣物募集得很快，也很多。抱个满怀才拿得住的大捆，足足捆了３０个。老慕又高兴又发愁。上哪里弄车把这么多衣服打包送走？
　　一个年长的朋友给了他一个“北京高尔夫车友俱乐部”的网络地址。老慕查了一下，这个俱乐部都是开大众高尔夫的车友，当时也在组织捐款。老慕找到两位版主的联系方式，打了电话。版主建议老慕去论坛发帖，他俩帮忙顶贴。老慕于是在论坛里发了帖说明情况：“我们为灾区募捐了衣物，但是我们在运送上遇到了麻烦，现在我们希望周末就能把衣物送到，大概需要四辆车，希望有时间、有精力、路线方便并且愿意的朋友来帮我们这个忙。”老慕留下手机号，并落款“中国传媒大学红十字会”。没想到反响很热烈，上午发的帖子，到下午老慕的手机就响个不停。很快就凑够了四辆车。
　　“结果到出发那天来了六辆车，七个人。彼此并不认识，都是单线和我联系的。车是同样的型号，人却很不同。有新婚的年轻人，有看上去３０多岁的夫妇，住在我们学校对面小区的是一位特别可爱的阿姨，还有一个扮相特别酷的叔叔。这两三年在红会做活动，绝大多数时间还是在高校之间跟同龄人打交道，这次是和社会上的长辈联系沟通，面对的又是很不一样的人们，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人群。大家从来没有表露出任何团队的名义，但是大家的工作和彼此的默契，都让我特别赞叹。我们跑在长安街上，六辆颜色不一的大众高尔夫，打着双闪，排成车队往前走，我坐在头车的副驾驶位置，那种感觉，激动得都快疯了。车队在阜成门桥下重新列队，然后一顺绕进四川大厦后院。在那里帮忙的志愿者小声地惊呼了一句：这是一个车队！”
　　这是一个车队！这个车队，甚至他们这个车友俱乐部，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ＮＧＯ，他们没有注册，彼此互不相识，更没有组织。但他们“只是因为某个兴趣点、某一种公共事务而走到一起来”，散发着志愿者主义的精神光芒，与ＮＧＯ的理念是契合的。
　　
　　几百个ＮＧＯ参与了
　　救助和重建
　　实际上，在整个救灾过程中，形形色色的ＮＧＯ都参与进来了，起到了独特的作用。而较早进入灾区的，就包括一些诸如攀岩队、车友会、户外运动团体等“非正式”的ＮＧＯ，他们有一些无线电设施和专业器材，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进入一些别人进不去的地方，因为是小队伍，他们行动起来甚至比部队还要灵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长期从事国际ＮＧＯ问题研究，担任清华大学ＮＧＯ研究所副所长。她更多地从ＮＧＯ的角度看待灾后中国社会的进步。她介绍说，震后有几百家ＮＧ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救助和重建工作。
　　贾西津认为，ＮＧＯ的兴起，是市场经济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必然产物。无论在２００３年“非典”，还是今年南方雪灾中，ＮＧＯ都有过积极的反应，但是捐款、救济等活动遇到了明显的制度困境。这次的震灾爆发快、危害大、社会反应强，政府积极救灾，对民间的行动也表现了相当的宽容，这也是ＮＧＯ能够参与进入的一个条件。
　　根据贾西津的了解，ＮＧＯ在这次救灾中参与的领域很多，一是物资的调配，包括食物、水、帐篷、医药等各种物资。二是帮助传递信息。地震之后，当公众和媒体关注到某一个点、某一方面信息的时候，其他的点和信息很有可能也很容易被忽视，所以ＮＧＯ非常关注这些容易被忽视的领域和群体，包括帮助寻找失散亲人。三是作为医疗志愿者参与现场救助，包括普通的志愿者，帮助搬运伤员，护理照顾病人，协助政府在救治过程中的工作，也有一部分是专业的医师。四是一部分心理工作者前往一线参与心理救助工作，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疏导和心灵抚慰。贾西津说，ＮＧＯ的工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其参与领域比较细致、广泛、个性化。比如对儿童、妇女、老人和残疾人等这样一些特殊群体的帮助。因为ＮＧＯ本身分工是很细的，比如它是一个专门照顾儿童的组织，那么其在救助过程中肯定会有它自己的角度。
　　贾西津指出，１９９８年抗洪时期的社会募捐和志愿者参与，主要还是由几家全国性的有官方背景的社团临时动员，２００３年的ＳＡＲＳ危机和今年年初的南方雪灾应对，ＮＧＯ是“有反应没举措”。社会上也有议论：为什么在一些关键时候听不到ＮＧＯ的声音，看不到ＮＧＯ的行动。而在这一次的抗震救灾中，中国的ＮＧＯ真的开始行动了。尽管在能力上还是有一些欠缺，但是已经能够形成一种有效的社会力量。
　　
　　
　　ＮＧＯ的发展是一个
　　必然的趋势
　　关于ＮＧＯ，近年来中国公众的了解也越来越多。贾西津介绍说，在中国，ＮＧＯ组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上有政府背景的组织，例如红十字会、慈善总会、青基会、扶贫基金会等；再有一类我们可以称之为“草根”ＮＧＯ，在国家民政部门注册，有政府背景的组织和民间的组织，彼此之间也可能有联系和合作，比如“壹基金”，就是红十字会下面的一个专项基金，它与红十字会的互动就会非常多。另外像“南都公益基金会”，其本身是一个企业基金会，平常从事流动人口教育、打工子弟学校等公益活动，这次也参与到了救灾活动中来。
　　从登记注册的角度来看，ＮＧＯ可以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三种。从其活动领域来看，又主要包括了环保、艾滋病防治、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服务，等等，这些组织的数量很多。另外还有一些数量不多、功能却也是很重要的组织，比如思想库、孵化器、社会企业，以及网络等组织。前面所说的攀岩队、户外运动团体和车友会等并不是正式注册的组织，但他们的群体相对固定，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可以被视为是草根ＮＧＯ组织。老慕召集来的那个车队，就属于这种情况。
　　现在中国存在与发展的ＮＧＯ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目前的发展非常迅速。贾西津认为，就中国的社会需求而言，ＮＧＯ的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一个社会，经济越发达、越开放和多元化，就越需要自下而上的组织秩序。现代社会的基础本身是很多元、很活跃的，假如没有这种自下而上的组织秩序，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指令，那么它不仅对社会问题的反应性不够，而且可能难以应对所有社会问题，仅靠自上而下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存在较大的风险。
　　而现在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这种需求能不能够真正实现，让更多的组织发展起来。ＮＧＯ的发展是依赖于制度环境的，制度环境的发展应当是顺应趋势的过程，保障ＮＧＯ更加平稳的发展，社会秩序也会向更平稳的方向发展下去。如果制度过度压抑社会结社需求，就可能出现很多社会问题。
　　
　　中国ＮＧＯ的发展及前景
　　贾西津
　　
　　地震抗灾中ＮＧＯ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行动力和作用力，是与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和能力积累有关的。近年来，不仅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以年均１０％的速度递增，趋近４０万家，而且社区组织、农村合作组织、各种草根组织等形式越来越多样。近年来ＮＧＯ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是企业和强势群体的加盟，非公募基金会得以发展，它们不仅为ＮＧＯ带来第一批本土资金，而且吸纳了大量的企业管理者或专业人士，其资源动员和组织能力都初显新型ＮＧＯ的风采。
　　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结社本身应该是正常社会秩序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主体公共服务领域，应该有大量的合法性民间组织存在；同时，在公民表达、参与政治等领域，也应该有合法性的结社，这样才能够保证公民的结社权利。
　　在公民享有结社权利的基础上，处理结社和社会秩序的关系，需要的是法律的“规制”，而不是控制。控制是指限制公民的各种行为，规制是指在公民的行为之间确立一些一般性的原则，比如诚信原则、决策责任原则等，从而保障公民行为的效力。对现代社会而言，应该是减少控制，加强法律规制。
　　
　　企业的社会责任：老话题新含意
　　
　　首要任务决不是在遇到
　　灾害时的捐赠
　　按照金灿荣的说法，一个良好的现代社会结构，应该由三个领域构成。一是高效、政治中立、清廉、极端负责任的政府政治体系，二是高效、富有竞争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界，三是自我组织能力很强的、健康的公民社会。
　　带来６０多台大型工程机械，几乎与第一批解放军救援部队同时抵达灾区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总裁陈光标，“要捐就捐一个亿”的“王老吉”，再加上王石的捐款风波，网络上流传的“铁公鸡排行榜”……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老话题，在震后再次被热烈讨论，而且热度空前。
　　４５０多亿元人民币的捐赠热潮书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捐赠发展史的新篇章。但是在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看来，此次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固然是由震灾捐赠所引发，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首要的任务，却决不是在遇到灾害时的捐赠，而是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实践。
　　梅新育也强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首重日常生产经营环节，并不意味着发生重大事变时候的捐赠不重要，而是相反。在一个政府不推卸责任、也能正常运转的正常国家，政府是重大自然灾难的主要救援者和主要责任的承担者，但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上的慈善捐赠也是必不可少的补充，它不仅能够补充政府财政之不足，还能增强社会凝聚力。他说，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不遇到灾难，我们不能指望上天不降灾，只能指望遇到灾难的冲击时社会能够作出迅速、有力的应对。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凝聚力，而是一盘散沙，也就谈不上什么迅速、有力的应对了。
　　作为经济学者，梅新育更看重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履行社会责任，这包括以合格的商品和服务履行对客户的服务责任，根据当时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从薪酬、工作环境等各方面给予员工足够的待遇和尊重，遵守国家环境法规，等等。他认为，在中国当前的现实下，尤其需要强调这一点。如果对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过度放纵，对他们中的压榨员工、污染环境等问题视而不见，甚至百般袒护，这样的经济发展将注定是危机四伏、不可持续的。企业社会责任之类的话题在中国沉寂多年后于近年兴起，盖源于此。如果一家企业依靠残酷压榨员工、污染环境等手段赚取了大量不义之财，然后又从中拿出巨额捐赠，以此创造知名度，那么接受这种“带血的钱”是对慈善事业和社会责任基本宗旨的巨大嘲讽。在这次汶川地震后的捐赠热潮中，作出较大捐赠的企业中也未必没有“血汗工厂”，其中甚至可能有地位很高的人拥有的知名企业。
　　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实现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和社会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应提供的条件，梅新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企业要对得起社会的期望和自身的地位
　　企业理应履行社会责任，那么社会对企业会有以及应该有什么要求呢？公众舆论可以对企业进行“逼迫”吗？
　　对此次捐赠热潮中出现的所谓“逼捐”的说法，梅新育和金灿荣都谈了自己的看法。
　　梅新育认为，捐赠无疑应当出于自愿，应当反对强迫捐赠，企业捐赠也应根据企业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但某个个人或机构的行为应当与社会及公众对其的期望相对应，如果其行为不能与公众、社会的期望及其社会地位相称，公众有权利对之加以道德批判。道义规范原则之所以可以贯彻实践，根本上还是需要舆论的压力；如果否定一切舆论压力，那么结果必然是所有的道德规范原则全盘崩溃，这绝对不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愿意看到的情况。企业捐赠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一定要考虑能够对得起社会和公众的期望和自身的社会地位。无论是知名企业还是名人，既然他们从社会给予他们的知名度中享受到了很多他人所无法享受的利益，那么就理当为此作出相应的付出。
　　金灿荣也认为，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来讲，捐款必须是自愿的，是个人行为，对任何捐款都要尊重，对不愿意捐款的，也不能采取任何法律手段来逼迫他。但是随着公民社会的出现，出现了一种新的要求，即来自社会的，而不是来自公权力的一种压力，这就是道德压力。这个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欧洲、美国也存在过。一些ＮＧＯ也是每年对捐款进行大排名，叫“ｓｈａｍｅ ｏｎ ｙｏｕ”（让你丢脸），就是利用人们的羞耻感迫使其承担社会责任。这其中最有效的例子就是比尔?盖茨的转变。现在比尔?盖茨基金是全世界最大的慈善基金。中国网民的行为是自发的，但是与西方国家ＮＧＯ历史上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你有不捐款的自由，人家也有骂你的自由。这都是自由，都要得到尊重。如果你拒绝承担道德义务，那你就要承担这个骂名，承担你的商业损失。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
　　梅新育
　　
　　在正常的社会中，从长期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是一致的，但有时会发生冲突。政府和社会应该做的是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让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的商业利益统一而创造良好的环境。换言之，就是严格地督促劳工权利环境和社会环境。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股东利益之间同样是对立统一的，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完全可以协调起来。企业必须向股东负责，力求利润最大化，问题是如何才能赚取利润。如果企业赚取利润是靠无情压榨员工，以至于员工纷纷对其弃而远之，企业利润从何而来？的确有一些人、包括一些股东，将企业的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绝对对立起来，而股份制企业的某些特点又助长了某些股东的这种道德风险。有报道称万科公司追加震灾捐赠１亿元之后，遭到某小股东起诉，声称此举侵犯公司利益，此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在一家拥有多名股东的股份制企业中，长期股东把自己的利益和公司长远的发展紧紧捆在一起，有的股东只是想到短期的分红和短期股票炒作利益，如果一味追逐这种短期利益，必然与公司的长远利益对立，换言之，股东短期利益和企业自身利益之间也有可能发生冲突。长期股东的利益和企业的长远利益一致，因此也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一致；如果股东仅仅是希望攫取短期利益的秃鹫式的“掠食者”，那么他的利益和企业的长远利益是对立的，因而也和这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立。政府没有必要为后者提供支持，而应当努力和企业共同创造、维持这样的环境，使得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能够长久、全面地保持一致。
　　
　　大社会需要大媒体
　　
　　大媒体也是公民社会
　　不可缺少的
　　６月１１日，中宣部、中组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等联合举办抗震救灾事迹报告会。中央电视台记者张泉灵，介绍了她和她的团队在前线报道灾情和救灾工作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引起听众广泛的反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观众在中央电视台的救灾报道节目中，经常看到这位女记者在救灾前线的身影。
　　中国传媒界在这次救灾过程中的出色表现，全世界的观众有目共睹。尽管对一些媒体的一些表现有些批评，但人们在整体上对媒体的表现和作用颇为称道。与以往的灾情与救灾报道相比，这次中国媒体的整体表现，让人甚至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能想像，没有媒体，这次抗震救灾活动怎样进行。而且，中国媒体协调一致的能力、爱国心、社会责任感以及调动社会资源的能量，都令人瞩目。
　　用张国庆的话来说，中国媒体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心，无论是第一时间的报道，还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不间断的连续关注，无论是传达信息，还是抚慰受伤的心灵、调动国民的积极性、表达国民抗震的决心，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也被世界各国媒体和公众认可，这也使中国媒体的报道成为世界看中国，跟踪地震灾害的一个主要窗口。这充分表现出中国媒体的责任心和能量。
　　
　　新媒体，包括网络、ＱＱ、留言板、博客乃至手机短信等传播手段，也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表达了普通民众的一些想法，包括参与意识和决心，同时也传递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与互相支持，发起了全社会的救援和捐助活动，为失散的家人互相寻找提供方便，等等。这同时也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民众这种抗震的决心，以及中国的人情味，中国的凝聚力。
　　而且，媒体在配合政府以及各界的救灾活动中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比如央视等发起了赈灾募捐晚会，还有很多媒体请专家学者去谈抗震救灾、灾后重建、心理救助，这就起到了传递公众心声的舆论先锋作用，也成为了政府的好助手。
　　大社会需要大媒体，许多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大社会催生大媒体，从这次救灾活动中，人们欣喜地看到了这一点。而大媒体又是公民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应当为公民社会的建立和成熟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
　　
　　最大的遗憾是仍然缺少
　　世界影响
　　供职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张国庆，与金灿荣一样是美国问题专家，他的研究领域就包括美国媒体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同时，他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体会通过中国各类媒体传达给公众。因此，他对中国媒体的发展也格外关注。
　　在谈到中国媒体在这次抗震救灾和促进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时，张国庆先从美国媒体说起。他说，美国媒体在美国发展中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它起到一种社会监督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很好地表达了民意，也帮助政府去完善自我，制定出更可行的、更受欢迎的政策，同时对外起到树立良好国家形象、塑造良好国际环境的作用。所以，从建国开始，美国历届政府和领导人尽管也受到媒体很大压力，但总是支持媒体发展壮大。因为他们有一个基本判断：美国走向强大，必须有一个媒体的力量在支撑、在帮助、在推动。
　　总结美国媒体和中国媒体的发展经历，张国庆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体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仅起到监督政府、传递民意的作用，还是帮助一个国家成为大国强国的关键性因素。对这一点，我们还需要有更深入的认识。
　　作为国际问题专家，张国庆还在中国媒体救灾报道中看到了它在争取国际同情和救灾合作中的独特作用。他认为，救灾可以看作一个危机处理过程。危机处理本来是一个国内事务，但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危机处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国际事务。这次救灾过程中，中国媒体一方面是全世界了解中国灾情和救灾行动的途径，一方面还是国际合作的途径。一些国家的救援队、医疗队来到中国，还有很多国家和民间组织向中国提供大量支援，媒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这已是一个很具有外交内涵的事情了。
　　张国庆进一步指出，除危机处理外，应该说对外交的影响一直都是媒体所扮演的诸多角色之一。一是有助于树立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二是可以作为一个国际交流的纽带，使国外的民众了解本国，同时使本国的民众了解世界，也可以创造机会让国内外民众之间进行交流和碰撞，这本身也是在影响外交了。三是可以反映一些外交政策的变化。因为媒体是站在一定高度上的，和政府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又独立于政府，有自由的独立思考的一面，有公正、客观、有见地的观点，这对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是有帮助的，至少有助于使外交政策的制定更加健全，更加贴近民意，更有建设性。
　　从这几方面来说，媒体对一个国家更好地扮演国际角色、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是能起到大的作用的。
　　在张国庆看来，中国媒体尽管进步很快、表现出色，但最大的遗憾就是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不够，与中国的大国地位还不完全相称，这使得我们在抗震救灾及其世界性的信息传递中所起的作用受到一定局限。抗震救灾本身也是给全世界传递一个信息，传递中国民众的爱国心、政府的行动力、军队的鱼水情，以及媒体的责任感和社会各界的凝聚力，我们的媒体如果更强势，就可以更好展示自己，这也有助于纠正一些西方媒体，包括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误解，有助于创造对中国发展更宽松更有利的舆论环境。从这点来说，张国庆希望以此为契机，中国媒体能够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逐渐“强势”起来。媒体应该是政府的翅膀、民众的喉舌，是国家发展的助推器。
　　
　　中国媒体进步的原因
　　张国庆
　　
　　应该说，中国媒体最近这些年的变化进步还是很大的。这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是技术上的原因，互联网等一系列通讯手段、信息手段越来越发达，经济发展带动了这些技术取得惊人进步，使得中国媒体能量比以前大了。
　　二是与中国“入世”有关。“入世”一是使中国经济发展更加迅速，实力增强，这对媒体的强大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二是“入世”后中国和世界更亲密地接轨了，互通有无的程度更深了。中外媒体之间的互动就比较多了，国家间信息的交流，观念的碰撞也多了，这使中国媒体改变了自己的观念，能量增加了，管理上更现代化。
　　三是中国本身国力的加强使得人们的世界意识和以往不一样了。国民本身素质的提高，国民眼界的扩大，国民胸怀的开放和国民生活状态的进步，这一系列都体现在媒体上。媒体在报道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更加成熟，内容更加丰富。表现出国民世界意识的提高，以及我们的大国气度。
　　四是中国的大国意识更强了。由于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国民对世界上的变化，以及中国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个人在国际上的发展前途都充满了期待，这种期待转换成一种民族意识，就是我们说的大国性，大国民的国民性问题，这就要求媒体要更多地关注世界的风云变化，使中国整体的视野拓宽了。
　　
　　政府应该是什么样
　　雷 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革”中的三次地震
　　在金灿荣眼里，良好的现代社会结构还应该包括一个高效、政治中立、清廉、极端负责任的政府政治体系。中国政府在这次救灾行动中的表现更是有目共睹……
　　对灾难的反应往往最能反映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特点。今年恰好是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周年。３０年来，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在这次救灾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对此有深刻体会。当我们就此问题对他采访时，他用三个故事回答了我们的要求。三个故事就是“文革”时期的三次大地震，将那个时代的特点暴露无遗。他说，如果将三四十年前几次地震时的“抗震救灾”与这次汶川抗震救灾略作对比，不难看出政府执政观念、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进步。
　　１９６６年３月８日河北邢台地震发生时，中国正处在十年“文革”的前夜。直到地震发生后第三天，即３月１０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才播发了新华社关于邢台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３月１１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地震消息，标题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大力救灾》。３月１２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央慰问团１０日分五路到达地震中心地带，对灾区人民进行亲切慰问。以后，又陆续报道抗震救灾情况。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往邢台灾区慰问视察，这在后来传为佳话，这次汶川地震后温总理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许多人因此想起了当年的周总理。但是当时周总理的活动却并未公开报道。
　　当时的报道，已开始显示“文革”特点，强调“突出政治”、强调“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一定能战胜灾害，等等。３月１４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天津上海支援邢台地震区”的报道，就是以“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怀受灾人民”为副标题。没有“爱心”，只有“阶级情”。而周恩来批告赴邢台“救灾宣传”的解放军某部“在春耕春播、追肥浇水间隙中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已经冒了相当的政治风险。
　　１９７０年１月５日云南通海发生７．８级大地震时，“文革”已经处在高潮阶段。直到１月９日，《人民日报》才发表了新华社的消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这则消息只是笼统地说“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没有具体地点，对灾情只字不提，而且将震级调低为“七级”。其后，《人民日报》便再也没有关于通海地震的消息。因此，当时通海地震几乎不为全国人民所知。新华社这则消息，也是外国作出报道或询问后，周恩来在外交部上报的有关材料上批示要由新华社发一简要消息，以便回答各方询问后，才不得不发。
　　同日《云南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人民日报》没有刊登的中共中央慰问电，但通栏黑体大标题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切关怀我省灾区人民”。同版还刊登了新华社消息。以后断断续续有关于地震报道，但版面位置并不重要、突出，其中还充满了这样的“话语”：“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后来有人回忆：当时“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直到“文革”结束后数年，１９８２年民政部委托云南省民政局调查统计此次地震人数，才得到了１５６２１人死亡的准确数字。
　　２０００年１月，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３０周年祭集会，事隔３０年之后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了地震中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通海地震才广为人知。当时的种种情景，许多举措，确令后人难以置信。在灾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临时住房的时候，灾区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源源而来的是各种“精神食粮”：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和１４万封慰问信。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秘书组１月９日电话通知：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的物品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时，正是“文革”“批邓”、批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地震发生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通稿进行了报道：《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则权威报道全文的重点是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等等，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样轻描淡写的话一笔带过，刻意回避了“生命财产”一词。长期以来，灾害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不仅讳莫如深，而且属于“国家机密”。在随后几天的《人民日报》上，７月３０日的头版头条竟是与“抗震”无关的《是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照亮了共大前进道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斗争中成长》；８月１日，也是第二版才有“抗震”内容，但却是《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七级地震震不垮――小靳庄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胜利前进！》，“十二级台风”是指一年前邓小平的所谓“右倾翻案风”，而小靳庄是当时树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
　　
　　《深入批邓促生产――支援灾区多贡献》、《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深入批邓是战胜震灾的强大动力》……这些都是当时《人民日报》文章的标题。９月７日《抓批邓促生产》文章写道：“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摆正批邓、生产、抗震的关系。用批邓带动生产和抗震。”“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但是在同阶级敌人，特别是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中，而且是在同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现在，个别地区发生了地震，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唐山地震造成的那么巨大的财产损失、尤其是二十多万人失去生命，在“那个年代”却只是“多少一点困难”！
　　１９７６年８月号《红旗》杂志发表短评《人定胜天》，写道：“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我们一定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团结起来，奋发图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
　　由于长期片面宣传“自力更生”，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所以当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时，中国却对世界说“不”，拒绝了国际社会提供的任何援助。……
　　社会巨大变化，
　　执政理念也发生重要变化
　　三个故事讲完，分晓立见。雷颐简短地总结道：在近３０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府的执政理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１９７９年末，在唐山地震三周年后，终于公布了死亡人数。以后，每当重大灾情发生，救灾就是压倒一切最重要的任务。而且，在接受国际社会救灾援助方面，一些观念也渐渐发生变化。上世纪８０年初，改革开放使国门初启，开始被动接受国际援助，即不主动提出和要求国际救灾援助、并有限接受援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国际救援的认识也更深入。１９８７年大兴安岭火灾，中国红十字会终于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此后，在重大灾情时接受国际社会的款、物援助已成惯例。３０年来的许多变化，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更明显表现出来。这些都是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标志，更是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具体体现。
　　必须善待这种发展
　　总之，随着救灾的深入，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明显的新的迹象。而这些迹象在２００３年“非典”之后、今年年初南方雪灾之后，都曾显现踪迹。
　　
　　梁启超先生曾经总结中国人的毛病，就是“私德极其发达，公德几乎为零”。几十年过去了，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金灿荣指出，这一次地震后中国社会的表现，可以认为就是公民社会的雏形，符合公民社会的标准，符合社会资本的标准。公民社会的标准之一就是，除了有一个中产阶级，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外，还必须有一些独立的价值观，比如说对人的生命的关怀、对社会的关爱，还有就是自己的独立性，不等不靠，组织起来就去帮助灾区的人民。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政府的职能和理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从经济领域有限度地退出了，现在就要求经济界在获得新的资源和权利之后必须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同时，中国到了认真培植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的时候了。
　　“总之，我个人对公民社会在汶川地震之后的出现是这样看的。第一，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它的出现比我预期的要早，而且这次表现还非常不错。第二，从公民社会背后，我们看到了它蕴含的社会资本。这是值得我们欣喜和骄傲的。而且，我国正处在民族建构过程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中国’这个概念的感召力会越来越强。因为我们原来的小社区不存在了，这个时候人们可能希望寻找一个更大的社区来作为我们的心灵家园，所以，‘中国’这个概念的感召力与中国公民社会的上升是同步的。”
　　“我们的这个公民社会还处在初期阶段，我们的社会资本还处在积累阶段，必须善待这种发展。政府要善待，我们社会中人要善待，公民社会自己也要善待。”
　　金灿荣这样总结了他对中国出现的公民社会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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