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亲民形象 [外交:新政府的亲民形象]

发布时间:2020-03-13 来源: 人生感悟 点击:

      李肇星部长在与网友交流时说,“关于中国外交的‘软’、‘硬’之争,就能促使我们经常反省和深思。”通过网上的“交流,多从网友当中学到一些东西,使我们的工作增添一点新意,特别是能够使老百姓得到实际好处的思路。”
  
  前所未有的首创
  
  中国外交近来的一些新举措引起了世人关注,反映了中国外交变化的一个可喜趋势:
  2003年9月,外交部以“走进外交部”为主题,举办了首次“公众开放日”活动。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戴秉国率有关司领导接待参观外交部的首批观众。他们“对公众对外交工作的关心与支持表示感谢”,“扼要介绍了中国总体外交政策和工作”,表示“外交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服务的,外交部愿意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会继续以各种方式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与交流”。此种做法是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次。
  前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退休后,将他所经历的十件外交大事“真实准确”、“平实白描地写下来”,于2003年10月出版了《外交十记》,使国人从一个很具体、很直接的层面增加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了解。这在历任外交部长中也是首次。
  2003年12月23日,外交部长李肇星通过外交部网站的“外交论坛”及新华网的“发展论坛”与公众在线交流,在两个小时内回答了数十个公众关心的问题。这在国务院各部部长中也是首次。
  2004年1月16日,外交部举行了“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揭牌仪式,对外交档案进行解密和鉴定后,首先对1949年至1955年间形成的约一万余份档案对外开放。根据《外交部档案馆开放档案暂行办法》,将对从形成之日起满30年的档案分批向社会开放。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1月26日,中央电视台同时在三个频道现场直播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法国的新闻,特别是央视新闻频道直播了长达70分钟的“胡锦涛主席访问法国特别报道”。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报道国家领导人出访的时政新闻,这在央视还是头一回。
  
  外交不再仅仅为精英所关注
  
  外交中的这些首次或第一,反映了中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发生的变化给中国外交带来的深层次和积极的影响及变化。这种影响和变化一方面表现在,随着改革开放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外交工作的内容更加丰富,外交议题日益增加,参与决策的部门增多,决策过程也越来越复杂;议会外交、政党外交、经济外交等应运而生。为适应这些变化,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领导人提出“大外交”、总体外交或综合外交的概念,意在强调和要求在对外交往中树立大局意识、全局观念。
  另一方面表现在,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广泛使用使公众能够在网上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变化促成国内形成了所谓的“市民社会”。往日神秘的外交不再仅仅为精英所关注,同时也已经成为一个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面临危机或重大问题时,这种表现尤为突出。如国人对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和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所表现出的爱国民族情绪,以及网上关于对日关系的争论和在台湾问题上所反映的情绪,都是典型的事例。前外长唐家璇在接受《世界知识》(1999年第19期)采访时谈到这一局面时说:“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不同的渠道,就当前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工作表达他们的看法和建议。这充分表现了他们对于国际形势的关注和对祖国外交事业的关心,同时也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意识。这是近年来所出现的可喜现象。”
  
  外交:不仅对外也要对内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并与内政形成新的互动局面,呈现出新的特点。内政对外交工作的对象和决策都产生影响。外交工作在对外的同时还需要对内宣传,引导公众,公共外交应运而生。
  外交工作在空间上由原来的总体外交朝立体外交的方向发展。如李肇星部长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所说的那样,“外交官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中国政府的观点是从民间言论中汲取营养,又反过来为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服务。”
  由于经历不同、教育水平有异、知识结构有别,不同的人表现关注的方式不同,每个人的出发点也不一样,因此针对同一问题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观点,甚至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和争论。概括而言,知识界、学者通过媒体或学术刊物表现出的观点或见解理性强一些,而一般公众的意见所反映的往往是直白的爱国民族情绪。与此同时,由于对真实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大部分人表达的往往是一些朴素的牢骚,提出的建议也缺少操作性和可行性。对于这种情况,就需要有人对国内公众做解释、沟通、交流和引导的工作。
  因此,外交工作的对象已不仅仅是外国或国际社会,国内公众对外交的关注也成为中国外交需要考虑和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正如李肇星外长在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的揭牌仪式上所说的:(外交)档案既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也要为公众服务。外交档案对外开放就是为公众服务的具体体现。本文开头所谈到的局面也是为适应公众渴望了解外交所采取的具有开拓性的工作。这一切反映出中国外交的决策层对民众对外交的关注是高度重视的,也从外交方面反映了新政府的亲民形象。
  
  外交决策要引入公众的关注
  
  从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而言,公众对外交的关注是整体国民素质提高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综合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前外长唐家璇视之为“中国外交的一个强大后盾”。现外长李肇星则表示,“外交部也愿意接受全中国人民的监督、帮助,离开了全国人民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
  在决策过程中,国内民众,特别是媒体所代表的精英群体对外交的关注以及表达的各种观点已成为外交决策者不得不考虑的一个方面。如60年代初期,中国与许多邻国的边界问题得到了解决,当时并没有引起公众的议论,因为人们对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而且也无从了解。如今在解决现有边界问题时,恐怕很难不考虑国内公众所表现出的各种情绪。早些年港台的一些“保钓”民间团体自发乘渔船驶往钓鱼岛,以此来宣示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2003年大陆人士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互联网上不时出现有关领土边界问题的讨论。这些都是外交决策不能不考虑的因素,也是可资利用的外交资源。
  对于公众中所表现出的一些不无道理的意见和建议,可以促使外交工作者对现行的政策进行思考,使其更加完善。李肇星部长在与网友交流时说,“关于中国外交的‘软’、‘硬’之争,就能促使我们经常反省和深思。”通过网上的“交流,多从网友当中学到一些东西,使我们的工作增添一点新意,特别是能够使老百姓得到实际好处的思路。”至于大部分批评者,只要是从爱国的立场出发,所考虑的是如何把外交工作做得更好,就应当予以肯定。
  如何利用好这些不同的资源是外交工作所面临的一项任务。国内政治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以及内政与外交的互动关系被称为“双层博弈”,这已被理论和实践所证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内政干涉的做法,以及美中围绕知识产权谈判的过程,都是美国借国内压力来推行服务于其国家利益的政策。如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所披露的,在1989年美国借中国国内的“六四”政治风波对中国实施制裁后不久,布什总统即派特使到中国来解释说,美国总统“不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人”,其对中国的制裁“是在美国国会和社会的压力下采取的行动”,是为了照顾“美国人民感情上的需要而采取的行动”,“希望中国能够谅解”。
  对于中国外交来说,不管是把当前中国公众对外交的关注以及所表达的不同意见当做综合国力的一部分,还是视其为对外工作中“讨价还价”的杠杆,都是外交工作的财富,有效地加以使用则可以很好地为国家的外交战略服务。从这一点来说,公共外交的出现是中国外交的进步,更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相关阅读链接:
  
  风雨兼程 外交十记 2004年第1期
  李肇星网上谈外交 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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