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介绍_清末的外务部

　　作为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年轻的使馆参赞，初到北京，既在官宦中少有交游，又无官阶，不但囊中羞涩，且不谙京中风气，甚至连中式衣服也没有，更不要说官服了。我入仕京师，就是这样白手起家的。
　　根据１９０１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清廷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并由庆亲王奕 为总理部务大臣，满人、大学士那桐为会办部务大臣。此外，还有会办大臣兼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左、右参议各一人。外务部下设四司，各司设有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二人，额外行走六人。另设有五股，分别为俄、德、法、英、日本。各股的成员，均为年轻的外交官，他们或在国内或在国外学习过本处所要求掌握的语言，并且十分精通，专事口译或笔译。此外，还有中文秘书处和新闻处。前者由著名的学者组成，致力于特殊信函的起草等文字工作。后者，由于事属新创，职司重要，其成员都是一流的英语专家，享有特殊的地位，俸禄也较高。
　　外务部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学习或在驻外使馆工作过，由于受过同样教育，有着类似经历，彼此相处很和谐。即使是较高的官员，他们中有些人可能连一句外国话都不会讲，但思想也都比较开明，对外部世界较为了解，这与其他各部官员迥异。其原因在于，他们长期办理外国事务，与各国外交官经常接触。庆亲王一年中仅到部里一次，缘其身为内阁总理大臣，公务实在繁忙。大学士那桐则每周到部里―次，仅待一小时。因此，外务部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专任尚书、侍郎、丞参、郎中主持办理。然而，所有与驻外公使馆来往的重要信函，每天清晨都要送交内阁，供总理部务大臣和会办部务大臣详阅，以使他们及时了解正在办理中的外交事务。实际上，外务部的所有公文，无论备忘录还是急件，都要经由多人过目，舛误和疏漏几乎不可能发生。此乃部务办事程序的优越之处。
　　尽管外务部待遇优厚，但我的俸银仍然不敷各项支出，不得不觅求兼差。其时，严复先生在学部任审定名辞馆总纂，我在他那里谋到一个职位。这与我的例行公务并不冲突，因为外务部午后才办公，我可以自由支配上午的时间。
　　外务部为部员提供免费午餐。当时的厨师是一个重要的员役，每月月底，俸银都由他发放。我们领到的是钱庄的银票，实际上使用的是白银，既有银锭，也有小额的碎银。当年流通的货币是银两，按白银的重量计值。我在京师任职，须购置整套的官服和一些礼服。根据清朝的礼制，将所有的服装准备齐，需要一笔很大的开支。因为，不同的季节要穿不同的服装，甚至每周都要变换服饰。衣服的面料必须有所不同，其种类有罗纱、丝绸、锦缎等。此外，衣服还有单、夹、棉之别。冬天穿的官服，选用的毛皮料就有五六种之多，诸如白鼬、羔羊、狐狸、黑貂等。每种毛皮官服有时还须备有两件，其中一轻一重。置备齐全所有这些官服，最少也要数千两白银，这其中还不包括日常所穿的衣服。
　　我是第一个身为参议却舍弃骡车而乘胶轮人力车的人，在这一点上，我打破了京师官场的惯例。其时，即使所乘都是骡车，也因乘坐人的官品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参议乘坐的骡车，车帏的底边是绿色的。尚书和侍郎的骡车车帏底边则准许用红色，与他们所戴顶珠的颜色是一样的。此外，按照规定，品级高的官员到部里时，门吏须高声通报。由于我乘的是微末之员才坐的人力车，最初门吏颇为藐视，并不通报。后来，他们记住了我的官品，对我乘人力车也习以为常了，才开始高声通报。直到我购置了一辆马车，这些傲慢的门吏方对我毕恭毕敬起来。当时，只有大学士才有乘坐官轿的权利。轿子由四名轿夫肩负而行，步履如跑。另有准备替班的轿夫乘坐骡车，而非步行，尾随其后。
　　北京的住宅轩敞精致，但缺少现代的舒适，冬日里，屋内冰冷刺骨。外务部的主要官员，特别是年轻人，都在国外生活过，因此兴起了按照现代式样改造居室的时尚。他们在室内铺设木制地板，安放大型火炉，摆设洋式家具，悬挂厚实窗帘，还安装了电灯。
　　房屋之间，则用封闭的走廊相连。他们还雇用了西餐厨师和经过训练的仆人。这样做既为了生活的舒适，也为了应酬同事和外宾的来访，结果使得他们国际性的社交活动渐渐地多了起来。这种变化，一定会搅扰了已经过世了的顽固派的在天之灵。
　　在一家国际网球俱乐部，中外女士轮流担任主持人。通过这些活动，我国同胞与居住在北京的洋人之间的隔阂渐渐消除。由于国际交往的增多，北京的社会生活变得富有魅力。相互酬答的官方宴请，很是频繁。新落成的外务部建筑，厅堂宏敞，陈设华丽，很多盛大集会都在这里举行。越来越多的女士，包括满族皇室格格们，都对社交活动产生了强烈兴趣，活跃了京师的气氛。尽管北京赛马俱乐部的建筑规模有限，跑马场并不宽敞，可是，每次举行的比赛，都吸引了很多的观众。
　　
　　阅读背景：
　　颜惠庆（１８７７～１９５０），清未民初外交官，曾留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１９１０年（宣统二年）先后任外务部主事、参议。１９１２年任外交部次长，１９２０年任外交总长，此后多次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内务总长，并数次兼、代、署理国务总理。１９３１年任南京国民政府驻美公使。１９３３年任驻苏大使。全国解放后拒绝去台湾，坚持留在大陆。１９５０年５月病逝上海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特电其家属致唁。
　　《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３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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