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追问本质:图书馆学理论的后现代走向】 姨妈后现代生活剧情

　　蒋永福，男，1961年生，教授，研究生导师，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兼任《图书馆建设》副主编，韩国图书馆协会终身会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基础理论分委员会委员。曾从事基层图书馆工作22年，历任副馆长、馆长。长期从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发表专业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2部，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等多项研究课题。
　　[摘要]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等学说，其实都是人们主观建构的产物，并不具有客观性。追问图书馆本质的努力，其实是制造图书馆学的“元叙事”。放弃对“元叙事”的制造，不再追问虚幻的图书馆“本质”，摆脱对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盲信，摈弃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束缚，尊重价值观之间的客观差异性，从而走向多元价值观之间的民主对话和博弈选择，这是图书馆学理论应然的后现代走向。
　　[关键词]图书馆本质　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价值多元化　后现代
　　[分类号]G250
　　
　　1　图书馆学“没有”研究对象――不再追问本质
　　
　　图书馆学有研究对象吗?这一质问似乎很荒谬，也很幼稚，因为在现代性视野中不可能存在没有研究对象的学科，某一学科之所以成立和存在，就是因为它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在现代性视野中，图书馆学理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在于其能够揭示和确认图书馆的本质，而这一本质就在于研究对象的准确认定上。长期以来，“界定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揭示图书馆的本质”的逻辑，顽固地支配着无数学者的思维路向。于是，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论文中，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说”，不计其数。每一种“说”的提出者，几乎都言之凿凿地论证和认定自己“说”的科学性、正确性、本质性……。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一种“说”能够得到学界大多数人的认同或赞许。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图书馆学本没有研究对象，还是因为我们如此众多的学者都只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而未达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显然都不是。问题出在思想方法上，即对现代性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思想方法的盲目崇信。按照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思想方法，图书馆现象如同自然现象――图书馆现象的产生必然基于某种“始基”、图书馆现象中必然存在某种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本质。然而，这种“始基”和“本质”是什么?谁能准确无误地发现并界定这种“始基”和“本质”?显然，谁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图书馆现象并非自然现象，它的所谓“始基”或“本质”其实是人的主观建构的产物，而并非它本身所固有的东西。既然是一种主观建构，就不可能产生统一或同一的界定，而只能是“观察视野”情境下的各种“一家之说”，甚至是不厌其烦的自言自说。包括当年声名鹊起的宓浩、黄纯元等以“知识交流论”来“追问图书馆的本质”的努力，也不能摆脱仅是“一家之说”的命运。
　　从后现代视野看，对图书馆现象的“始基”或“本质”的追问，实际上是人们总想做到“图书馆学的牛顿”的心态之表现，即欲求“一锤定音”、“一言九鼎”、“以一驭万”、“惟我独尊”的幼稚心态的表现。用利奥塔的观点说，人们以界定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方式来追问图书馆的本质的努力，其实并不是在“发现”本质，而是在“制造”本质――即在制造乌托邦式的“元叙事”(meta-narrtives)。
　　事实表明，图书馆的本质是一个无法用“元叙事”方式确定的东西。这种永远不可确定的东西，与其说它客观存在，不如说它“没有”!
　　
　　2　图书馆学“没有”理论体系――理论体系是“精神监狱”
　　
　　图书馆学有理论体系吗?这又是一个看似荒谬和幼稚的质问，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坚信：图书馆学既然是一门“学”或一种“理论”，必然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且，正是这种理论体系的存在，才使图书馆学得以成立。于是，自从施莱廷格起，学者们纷纷提出“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如在王子舟先生的《图书馆学基础教程》一书中就介绍有9种(包括他自己的)“理论体系说”。但是，这些所谓理论体系之间没有两种“说”是一致或相同的，有的“说”和其他“说”之间差异还很大。这说明了什么?还是思想方法问题――每个理论体系的提出者总想异想天开地提出一个比别人“科学的”、“优越的”理论体系。殊不知，所谓理论体系，仍然是提出者主观建构的产物，是提出者以自己的“学科价值观”为指导的“一家之说”而已。当然，对不同的“说”可以进行比较评价，但要知道，这种评价仍然无法摆脱时代的或价值观取向的“前结构”的影响，从而不可能作出绝对客观的、科学的评价。也就是说，各种理论体系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的关系，永远处于不可公度的分立状态。因此，只有不同理论体系的提出者，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体系。
　　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哈曼说过这样一句话：“理论体系不过是一所精神监狱”。所谓学科理论体系，实际上就是学科内容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不仅框定学科内容本身的结构，而且它还能框定认识者――尤其是初学者――的认识结构。这种认识结构一旦被认识者内化，就会变成长期支配认识者认知活动的一种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必然对认识者产生先验性的、作茧自缚式的思想禁锢作用，这种思想禁锢无疑是一种“精神监狱”。尤其是把某种“理论体系”写入教科书或出自某一“名家”的论著中的时候，其精神禁锢作用更是强大无比。
　　所以，热衷于理论体系的营垒，无论营垒者的主观动机如何，总是难免出现这样两种客观后果：一是所提出的理论体系与其他已有理论体系无法相融，只是“又增加了一种理论体系说”而已，这实际上为原本不确定的理论体系又增添了不确定性；二是由于理论体系本身所具有的框架性结构特征，所以所提出的理论体系极易对他人或后人产生禁锢思想的“精神监狱”效应。
　　可见，初学者或后学者，若想避免陷入“精神监狱”的牢笼，其策略就是对已有理论体系进行“解构”(deconstruction)。其实，在后现代语境下，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营垒，都难免被解构的命运――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言说，终将落得“扶不起来的阿斗”的命运。面对这种命运，与其像西西福斯(Sisyphus)那样徒劳无功地去营垒什么理论体系，不如像哈曼那样视理论体系为“精神监狱”，把它当作“没有”为宜!
　　
　　3　放弃元叙事，尊重差异性――走向多元化
　　
　　在上文中，笔者以图书馆学人砣砣追问图书馆本质和营垒理论体系的“西西福斯情结”为例证，批判了长期以来图书馆学人热衷于制造“元叙事”的努力。在笔者看来，这种制造“元叙事”的努力该到终结的时候了。以往“元叙事”的泛滥，源于思想方法上的价值一元论，所以，“元叙事”的终结，意味着转向价值多元论。这种趋势的应然性在于：
　　――制造图书馆学“元叙事”，实际上是在制造图 书馆学的“真理”，而制造出来的“真理”不一定是真理。“真理”不真，乃最大的不真，也是最大的危害之源。社会意义上的“真理”，其实都是人的主观意志制造和建构的产物，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性、必然性。或者说，所谓“真理”，其实都是由权力(包括学术权力)生产出来的。图书馆学中的“本质说”、“理论体系说”不断被生产和泛滥，实际上是图书馆学领域中的真理话语权的不断争夺过程。所以，对图书馆学“元叙事”所追求的“真理”来说，重要的不在于这种“真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而在于“谁在说”、“谁在建构”。谁是真理的拥有者，谁有权力界定什么是真理?对这一问题能做出肯定的答案吗?显然不能。“我们渴望真理，但在我们身上找到的却只有不确定”。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证明，轻易声称自己拥有或掌握真理是危险的，在这一点上，最具讽刺意味的就是希特勒当年发出的狂言：“我宣布我本人及我的继承者在领导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方面拥有政治上不会犯错误的权利”。图书馆学中的“真理”，可以轻易地被生产，但决不会轻易地被认可；与其生产“真理”，不如质疑“真理”。真理难寻，更难确定和垄断(除了权力予以干预)。在这种情况下，真理话语必须保持多样化和多元化(这句话不表明我本人是真理多元主义者)，任何人都不应该以真理的拥有者或发现者自居，而应该把是不是真理的判断权交给他人、交给历史――哪怕他人或历史也永远做不出“是不是”的判断。
　　――制造图书馆学“元叙事”的努力，诱导着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兴盛，抑制着方法论的多元化。图书馆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认为，可以用某种逻辑方法准确无误地概括和描述图书馆发展规律，这种逻辑方法可以简而化之地准确解释纷繁复杂的所有图书馆现象。逻辑实证主义者们还认为，实证方法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应受推崇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其他方法要么是虚幻要么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而应遭唾弃。于是，一些人开始沉迷于建构“逻辑图书馆学”、“抽象图书馆学”、“实证图书馆学”。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把图书馆的发展视为奔向某一事先确定好的目标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可以用逻辑的或数学的模型或公式加以精确描述，只要按照这种逻辑方法去思考、去实践，图书馆发展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得到普遍的解决。显然，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支撑的是“历史决定论”或“历史目的论”。然而，在后现代语境中，这种总体性、普遍性、精确性解决方案(即现代性解决方案)，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和解构。“自然并无计划，历史亦无剧本；原则上，并无任何单一钥匙、任何公式能解决个人或社会问题；普遍的解决并非解决，普遍的目的绝非真实目的”。还是哈曼说得好：“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揭示生活中的全部矛盾、全部特殊性，而不是把它大而化之，或是用虚拟的抽象观念、理想化的本体取而代之……上帝是诗人，不是数学家”。图书馆的发展决不可能按照某种抽象逻辑发展，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会事先显露出来成为“已知条件”，可供逻辑推理或数学计算。因而，“逻辑图书馆学”、“抽象图书馆学”、“实证图书馆学”理论不可能给人们提供普遍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其有效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极其有限的。图书馆理论或实践的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肯定不是单一的、确定的，反而肯定是多样的和多元的，因而，多样化研究方法和多元化解决方案及其博弈选择，才是不可避免的。
　　――制造图书馆学“元叙事”的努力，源于启蒙运动确立的理性主义一元论，而“启蒙的辩证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意义上的)表明：启蒙的理性主义在把人类从蒙昧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同时，又以“理性的自负”把人类推向了极权主义的深渊。理性主义一元论认为，“宇宙有一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皆有一个根本同一性。它一旦发现，就能为解决人类社会根本问题提供最终解决方案”。而正是这种寻求“最终解决方案”的理性狂妄使人类背上了“致命的自负”(哈耶克语)枷锁，由此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专制、希特勒的纳粹专制、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专制……众所周知，人类社会中的任何未来发展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有唯一的、万能的最终解决方案，图书馆发展问题同样如此。制造图书馆学“元叙事”的人们，总想拿出“最科学”、“最有效”的解决图书馆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方案，总想揭示出图书馆现象背后的那个虚幻的“终极原因”，殊不知，“终极原因”不可能被显现，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理性主义一元论的图书馆学“元叙事”，其实质是价值一元主义，而价值一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思想专制――惟我独尊，排斥异己。我们要知道，价值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因而，多元价值取向是不可避免的。主张价值多元化，并不一定陷入价值相对主义。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是：允许和提倡多元价值观之间的和平共处、民主对话、博弈选择。
　　放弃对“元叙事”的制造，不再追问虚幻的图书馆“本质”，摆脱对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盲信，摈弃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束缚，尊重价值观之间的客观差异性，从而走向多元价值观之间的民主对话和博弈选择，这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应然的后现代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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