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垃圾和民意】 广州南站地铁几号线

　　黄立川的孩子是个乖巧安静的小男孩,今年只有一岁半,长着两颗漂亮的门牙;父亲和客人交谈的时候,这个孩子时不时地离开玩具,依偎在黄立川的身边。 　　对一个并不年轻的父亲来说,仅仅因为这个孩子,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反对政府在3公里外兴建垃圾焚烧厂的计划。“我希望看到一个干净的广州”,黄立川摸着孩子的后背说,“我希望他能健康地长大。”
　　
　　“散步”改变政府态度
　　
　　关于番禺垃圾焚烧厂的争议已经告一段落。
　　11月23日是广州市城管委成立后首次局长接待日,几百名反对兴建焚烧厂的番禺居民先后赶到城管委和信访局前上访,随后到广州市政府门前“散步”。接访人员坚持根据信访条例规定,上访者必须选派5名代表陈述意见,但这个提议遭到了拒绝。不断有人出面向上访者宣读广州市长张广宁在一封群众来信上的批示,批示要求广州市有关部门和番禺区政府认真听取公众意见,妥善处理此事,但并没能安抚上访者的情绪。
　　毫无疑问,这是非常罕见并且严重的事情。广州市副市长苏泽群接到报告后前往接访,但由于在选派代表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副市长先是在广州市信访局的办公室里等了3个小时,下午又赶到番禺区信访局继续等待,却一无所获。他距离上访人群最近的时候只是一墙之隔,双方却始终没能碰面。
　　更具戏剧性的是,当天上午,正值番禺的居民在广州市中心“散步”的时候,番禺区却在召开一个听取居民对垃圾焚烧厂的意见的会议。30名居民代表参加了会议,并且在会场看到了番禺区区长楼旭逵。据《番禺日报》次日的报道说,与会的居民代表对区长亲自参加了会议感到非常意外。
　　“感谢市民认真负责、富有诚意的意见”,楼旭逵在这次会议上说,“我说过项目环评不通过,绝不开工,今天我再加一句,绝大多数群众反映强烈,也绝不开工。”
　　这番表态被看作是政府态度的一个转向。在此之前,番禺区和广州市政府强调的重点一直是垃圾焚烧比填埋更优越,要么就说番禺的垃圾焚烧厂是广州市重点推进项目。
　　番禺区随后发动了一轮宣传攻势,鼓励居民就垃圾焚烧厂的选址一事进行公开讨论。番禺区“四套班子”发布的一份倡议书号召,“运用文明的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的生态、文明的政治实现垃圾处理物质上文明、精神上文明、生态上文明、政治上文明”,希望居民“客观、理性、文明”地表达民意,用半年时间,“寻求垃圾处理的最优办法”。
　　
　　垃圾背后的秘密
　　
　　焚烧是一种有争议的垃圾处理技术。支持者认为,现有技术水平能够很好地控制有毒气体二恶英的排放,反对者则对此嗤之以鼻。绝大多数垃圾焚烧厂附近的居民强烈地反对垃圾焚烧,他们认为,垃圾运输和焚烧过程不仅污染环境,还导致当地癌症发病率畸高。
　　包括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在内的中央部委――尤其是发改委,一直支持垃圾焚烧技术,将其视为代替垃圾填埋的优先选择。
　　在黄立川位于广州碧桂园小区的公寓楼顶,本来可以看到原定要修建垃圾焚烧厂的位置,但放眼望去,视野里的一切都像是隔了一层毛玻璃。这座城市的空气污染全国知名(著名的呼吸系统专家钟南山院士说,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的),加上碰到了今年最严重的灰霾,黄立川没能将这个位置指认出来。
　　番禺是广州南面珠江口西北岸一个滨江临海的小县城,2000年被划入广州市区,以满足广州对土地不断增长的需求。被纳入广州市区之后,番禺的户籍人口只增加了6万人,但流动人口却增长了一倍以上。这个总人口250万人的城区现在每天产生1600多吨生活垃圾,有一座日处理能力1200吨的垃圾填埋场和5座每天处理600吨垃圾的小型填埋场和焚烧场。番禺不仅要处理本地的垃圾,还要承接来自中心城区的生活垃圾。随着填埋场即将填满封场,垃圾处理的难题困扰着当地官员。
　　最后,他们决定建一座每天能处理2000吨垃圾的焚烧发电厂,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厂址就选在距离广州碧桂园3公里之外的会江村。看上去,这是个一举多得的决定。首先,番禺的土地紧张,改填埋为焚烧有利于节约用地;而会江村本来就有一座垃圾填埋场;这座垃圾填埋场曾改建为简易的垃圾焚烧厂,但因为严重污染环境而停止运行,新的焚烧厂一旦上马,可以看作是“综合整治”的一部分。
　　选址是从2003年开始的,2006年选定了会江村,但一直到2009年9月,黄立川才从网上知道这个消息。
　　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陆续有零星的关于垃圾焚烧厂的信息发布出来,但从来没有引起过当地居民的注意。事后媒体的调查显示,番禺区政府对垃圾焚烧厂选址一事刻意保持沉默,连这块地皮所在的会江村的村民,大多也对此一无所知。区长楼旭逵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只有小范围的人(会江村村长和少数村民)才知道此事。直到3公里以外的小区居民介入此事,信息垄断的局面才被打破。
　　
　　“散步”如何可能?
　　
　　广州的“散步”活动很容易让人想到两年前的厦门PX事件。2007年,厦门市民反对有污染和没有通过环评的PX项目落户在自己的城市,他们先是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担忧和愤怒,接着发生了大规模的“散步”,抗议厦门市政府有违行政程序的做法。在持反对意见的专家的帮助之下,他们最终取得了胜利;PX项目最终放弃了厦门,迁址漳州古雷半岛。
　　厦门和广州都属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城市化程度高,其中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居民是熟练的网络用户,这带来了表达和组织的便利;后者还有活跃和富有批评精神的媒体。这一切营造了一个使人们能够参与讨论公共事务――尤其是与他们的利益切身相关的议题的氛围。
　　成功的案例也鼓励了后来的参与者。在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厂的活动中,厦门市民反对PX项目的经验常常被提到。厦门人的经验同样被番禺人所吸收。他们在论坛上开了专门的板块,吸引网友对垃圾焚烧问题进行讨论,活跃的ID不断地上传相关资料,给其他人的讨论尽可能地提供了材料的支撑。这些资料大多来源于网络(包括媒体报道和学术文献),但也有一些是他们实地考察得来的。
　　黄立川从来没有向外界公开自己的手机,但他的电话号码很快就成了一个呼叫中心。少数活跃的居民自然而然会成为抗议行动的核心,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事态能够持续发展下去的重要动力。
　　
　　问题并没有解决
　　
　　抗议并不是10月23日这天突然发生的。之前已经陆续发生好几次形式各异的抗议活动。在私家车尾部集体贴上环保车贴(上面有“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广州”的字样),征集签名,甚至包括行为艺术。一名丽江花园的女业主还身穿环保T恤、戴防毒面具,在广州地铁一号线和三号线里游走了两个小时,直到被警察带到派出所。
　　但10月23日的“散步”是最富有戏剧性的。最早的居民当天早晨6点已经在排队,有序而热烈的“散步”场面感染了和此事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由于许多人到了现场才开始制作标语,周围的复印店人满为患,有的店主为了表示支持,同意免费复印写有“反对垃圾焚烧”和“尊重民意”字样的标语。
　　黄立川和在地铁上表演过行为艺术的女业主等人最早进入了接待室。在那里,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但整个“散步”的效果已经超出了预期。“散步”的人们带来了几百张写有标语的纸片、环保招贴甚至口罩,但当他们离开广州市政府大院的时候,地面上很少看到垃圾。这是业主们事先在网上倡议的结果,执行的效果令人满意。他们展示了一个诉求有力而举止文明的市民群体的形象,而广州市和番禺区政府做出了让步;后者理智而快速的反应也得到了称赞。
　　双方达成了共识:2009年在番禺区启动垃圾分类试点,减少垃圾总量,延长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年限;同时继续讨论垃圾焚烧厂的选址问题。
　　如果回顾厦门PX事件,再对比其他案例中各地政府的表现,不难得出结论,抗议活动能够取得成功,关键的因素之一是政府必须在第一时间承认决策程序存在问题,并且愿意和市民进行理性的沟通。
　　如果中国的政治运作能够按照宪法设定的框架进行,一件紧迫而又有争议的事情――比如说垃圾焚烧――本来可以提交给最高决策机构――人大,由人大代表进行讨论和决策。王则楚说,广州市和番禺区应该“试一试”把权力还给人民,还给人大,用“有序的政治参与”,打破眼前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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