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_高考三论

　　高考作为一项影响重大的国家考试制度，是各种教育与社会矛盾的集合点，上关乎国之昌运，下关乎民之命运。因此，高考改革必然是一项异常复杂浩大艰巨的系统工程。 　　2007年，高考报名人数历史上首次突破千万。近日，本刊记者就高考引发的废存争论、现存利弊、改革的现实困难及探索等专访了国内高考改革问题研究学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
　　
　　争鸣篇
　　高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存在十全十美或两全其美的招考办法。从某一特定的角度去观察，可能所见都是事实，所言也都有一定道理，我们只能在各种选拔方式中，众利相权取其重者，众害相权取其轻者。
　　
　　高考应改革而非革命
　　
　　记者：近年来国内对高考制度的抨击此起彼伏，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刘海峰：高考是一个高利害、高风险的考试，长期受到高度关注很正常，更何况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但我始终认为，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激进派，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抓住高考的弊端，对高考大加批判，号召废除高考，出发点虽很好，但无法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一些言论过于情绪化。
　　记者：一些学者认为，高考是阻碍素质教育的罪魁祸首，也有论者说，高考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最后一个堡垒，还有的提出以水平考试代替选拔性考试。这些说法也不无合理之处吧？
　　刘海峰：从某一特定的角度去观察，可能所见都是事实，所言也都有一定道理。责备高考阻碍素质教育如今已成了流行语言，但这种“单边论证”很少顾及意见的可行性，较少从系统和整体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意识。
　　把高考和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更是荒谬。国外许多市场经济国家早都采用统一考试，只是统考分数在录取时权重不同而已。而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前苏联从未统考，倒是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后的俄国，最近几年也走上了统考道路。
　　提出以水平考试代替高考也是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社会永远是分层的，社会职业也永远是分类的，如今社会已从重“学历”变为重“校历”。这是水涨船高的结果，也是学历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规律。
　　记者：最近，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指出，高考需要改革而非革命。您赞同这种说法吗？
　　刘海峰：废除高考，所有的矛盾和问题照样存在，或更甚。高考的竞争、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社会地位的竞争；高考竞争加剧，实际上是当今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在教育和考试上的反映。世上没有灵丹妙药，若不以考试这种具有刚性标准的办法来竞争，就很可能用权力、金钱或关系来竞争，如果那样，弱势群体、社会资本较少的农村家庭的孩子想上大学就难于上青天了。
　　最终，应试的弊端解决了，其他恶性竞争的问题却浮现了。即使“将高考送进坟墓”，不久后还得将它重新请出来。
　　
　　千古难题的历史轮回
　　
　　记者：历史上科举制经历了千年，在清末被废前很长时间有“废科举、兴学堂”的争论，许多人把废除高考与之相较，您如何看？
　　刘海峰：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发挥巨大作用，是隋唐以来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需要在人事制度上的反映。其实早在北宋时期就已发生过科举存废之争，甚至曾采用直接从学校取士以代替科举的办法，结果出现免试入学者多为当官子弟的现象。为此，苏轼力主坚持以考试取士的办法，认为尽管科举有不少局限和弊端，但“立法取士，不过如是”。
　　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
　　记者：历史往往有惊人之处。说近点，时下的一些看法与1966年人们对高考的看法也很相似？
　　刘海峰：是的。文革废除高考后，许多高中生最先也觉得相当喜悦轻松。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痛苦就来了。竞争性考试就是这么奇怪，在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会产生许多应试的弊端，当你身处其中时，会感到巨大的竞争压力，巴不得解脱出来。可是当你挣脱考试的枷锁以后，往往会发现连同公平竞争的机会一同失去了。当陷入无序的恶性竞争环境之后，你可能变得很怀念过去那么痛恨的考试制度了，文革前后“老三届”中学生对高考的看法转变便是这样。
　　
　　利兮弊兮皆高考
　　
　　记者：无可否认的是，高考制度确实存在许多弊病，您认为在教育层面有哪些较为突出？
　　刘海峰：在高考指挥棒之下，中小学教育的确出现很多不良现状：中学只抓智育而片面追求升学率、文理偏科、近视率攀升体质下降，影响求异思维和个性发展、学校办不出特色、教改不易推行等，片面应试的消极影响造成智育一枝独秀，形成知识偏狭的弊病和学业成绩至上的功利心态，扭曲了高中教育的目标与理想。而以“升学主义挂帅”向下延伸甚至延伸到幼儿园，有人曾说，中国的中学生成了世界上压力最大、最不快乐的群体之一。
　　记者：以应试教育为特征的高考导致中国人缺乏创新能力，所以国人在本土很难获得诺贝尔奖，对这一说法您怎么看？
　　刘海峰：与其说当今中国创新性人才的缺乏是高考的影响，不如说这是教学制度、学术管理以及其他非教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日本接二连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都是在日式“应试教育”体制下成长的。没有公平合理的升学考试制度将优秀人才选拔出来，中国人离诺贝尔奖也许还更遥远。
　　记者：30年来回头看，您认为高考最大的功能是什么？
　　刘海峰：实际上，高考除了具有为高校选拔合格人才，还有维护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包括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不单单有教育功能，还有政治功能，包括社会功能，以及文化功能等等。总的来看，我觉得对中国教育和社会而言，高考制度是利大于弊。
　　记者：您认为高考与素质教育是一对矛盾体么？
　　刘海峰：关系是双重的。高考至少能够“逼迫”广大学子刻苦学习，能够提高考生的学习能力，经过高考历练的学生比以前成熟，今后再遇到什么艰难复杂的考试或其他需要统筹安排时间的活动，也较能应对，为顺境中长大的孩子提供了一个真枪实弹检验和磨练自己心理素质的机会，还是一次考生品德教育的契机。
　　
　　困扰篇
　　高考改革是一个庞大的话题，需兼从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全局的视野来探讨，如果高度重视甚至过度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没有改变，如果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氛围没有改变，如果诚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激烈的竞争不可避免，那么高考改革必将伴随着文化传统缓慢的变迁速度，举步维艰。
　　
　　困扰之一：人情网络难以突破
　　
　　记者：有人认为，即使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其背后也交织着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您赞同这个观点吗？
　　刘海峰：中国向来是一个人情社会，凡是竞争激烈的地方肯定是人情与关系最希望介入的地方。而大学招生是教育界竞争最激烈的领域，如何防止人情与关系的干扰是高考改革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子女考大学如今是一个家庭的重中之重，只要有托关系的可能，很少有人会不加以利用的，许多家庭往往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为自己子女升学问题奔走联系。
　　记者：如果连刚性的公平竞争都难以避免人情网的纠结，那么用非刚性指标衡量考生又将如何抗拒人情的干扰？
　　刘海峰：公平选才与全面考核之间往往难以兼顾，在以分取人与舞弊不公这对矛盾之间，人们往往宁愿公平竞争而接受艰苦的考试，而不愿接受理论上全面考核实际上容易为特权把持的推荐。
　　目前我国高校招生在主体高考机制之外，实际上也开辟了其它一些选拔渠道，比如保送生制度、艺术体育类的招生，还有些特殊专业的单招、特长生等。但这些渠道在推行中问题较多，也有些就退了回去或有所收缩。例如保送途径，就存在有的中学送良不送优（优的留着要为学校考状元），还有的送“官”不送“民”。考生的平时成绩和平时表现都不是刚性指标，标准也不一致，更难避免人情干扰。
　　
　　困扰之二：诚信缺失防不胜防
　　
　　记者：如今很多持高考反对论的人以美国招生模式为佐证，认为我国的高考改革可发扬“拿来主义”，是这样吗？
　　刘海峰：我认为行不通，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障碍，即诚信缺失问题。中国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相当突出，实行申请入学或其他参考中学成绩、表现、老师或校长的推荐信作为录取依据的方式，有一个基本的条件是需要较高的道德水平作为依托，否则好经可能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再好的设想都会出现走样和异化。如中学历年在校成绩多是由科任老师评定，随意性较大；当考试成绩与升学挂钩而竞争对象却不是本校学生时，这种考试便失真了；若规定必须以同校或同班学生中的排名作为录取依据时，权力、关系、金钱等就很容易介入其中。
　　另外，中学生的在校表现因为没有可操作的刚性评价指标而失真，推荐信普遍夸大。在美国人们很重视一个人的信誉，中学成绩和表现较少弄虚作假现象，但在中国，家长替孩子捉刀做作业、假的竞赛作品和成绩等现象普遍存在，难辨真伪。
　　记者：在诚信缺失的情况下，如何防止花样百出的舞弊是否为高考改革难题？
　　刘海峰：即使是防止极少数人作弊，也不得不将所有的人一体看待，采取可以排除作假的方式来选拔人才，在公平选拔同时存在刻板的竞争与全面考核却同时存在舞弊不公之间，几乎存在着非此即彼的关系。高考要改革，必须突破此关。
　　
　　困扰之三：激烈竞争不可避免
　　
　　记者：与高考改革一脉相承的学生“减负”问题提了多年，中央三令五申发了许多红头文件，却越减越重，为何总不见成效？
　　刘海峰：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你可以说是某种规律在起作用，强大的传统教育价值观、家长望子成龙的期望在起作用。高考竞争是必然的，中国人高度重视甚至过度重视教育的价值观短期内很难改变，追求升学率在今后几年还可能愈演愈烈。
　　记者：独生子女政策是否也是竞争加剧的原因之一？
　　刘海峰：有影响。过去一个家庭通常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当一个孩子没考上大学，还可以有另一个孩子努力，可能对一个孩子的升学希望只有百分之五十。但独生子女不同，考上就是百分之百的成功，没考上就是百分之百的失败，因此对孩子的期望和压力比过去更大。
　　记者：如今高等教育有大众化趋势，但为何依然存在激烈的竞争？
　　刘海峰：这种竞争有其社会性，参照具有高度重视教育的传统的日韩和台湾地区的经验，即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入普及化阶段，名牌大学的入学考试竞争仍然相当激烈。所以说，无论采取什么措施进行高考改革，也无法避免激烈竞争。
　　
　　探索篇
　　高考改革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矛盾：考测能力与公平客观的矛盾、灵活多样与简便易行的矛盾、扩大自主与公平选才的矛盾、考出特色与经济高效的矛盾。但在未来的改革探索中，高考必然会改变完全凭一张试卷检测所有层次、所有地区、所有类别的考试的大一统状况，走上兼顾统一与多元的道路。
　　
　　先求稳，再求进
　　
　　记者：您认为高考改革的决策者们应该如何面对当前改革进退两难的困局？
　　刘海峰：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高考改革相当敏感且影响重大，一方面，决策者应有“因时制宜”的强烈的改革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循序渐进的平稳心态。不能翻来覆去，看到问题就想改，改了以后问题更大又倒退回去。特别是当前有的省的科目改革，在没有充分调研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贸然进行改革，改得太快太频繁，令中学教学无所适从。所谓稳中求进，并非不思进取，无所作为，而是指改革高考这样重要的制度，应该在全面研究和长远规划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行。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应鼓励积极探索科学可行的改革方案。
　　
　　既统一，又多样
　　
　　记者：您认为当前高考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刘海峰：兼顾统一性和多样性是高考改革的发展方向，统一高考制度的最大优点和最根本问题均出在“统”字上。统一招考，尽管存在偏重共性测量等不足之处，但能够在较大范围内为各校提供衡量考生文化水准和能力的标准尺度，具有可比性；可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提高入学选拔的效率与可信度，减少因经济因素和招生舞弊所衍生的考试不公平现象。
　　我个人认为比较理想的招考方式是既有统一考试成绩，又有各校单考成绩的复合式两次考试录取模式。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和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高等教育对象的集中性也被打破，考生将来自各种年龄段和各行各业。高考若不与时俱进，“统一”的优点则可能逆转为其生命力的扼杀者。
　　记者：您所理解的未来高考制度应是什么样子？
　　刘海峰：高考的走势肯定是朝多样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对不同层次的高校区别对待，高端多元（自主选拔录取）、中间稳定（本科）、低端放开（高职高专等），形成一种科学、公正、合理、分层次、多元化的选拔人才的招生考试体系，逐步建立起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为主，与多元化考试评价和多样化选拔录取相结合，政府宏观指导、调控，高校自主招生、自我约束，社会有效监督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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