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硝烟已经散去_硝烟散去，历史恩怨随风飘

　　 　　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文清的长子、四川省公安厅纪委副书记李海拿出精心保存的父亲的遗稿和部分资料，满含深情地向我们讲述了他父亲的革命生涯和与身边人的恩恩怨怨。
　　
　　戎马一生，从腿到眼七处伤痕
　　
　　父亲是1930年春参加红军的。
　　那时，湖北松滋遭大旱，地主又逼得紧，17岁的父亲不得不外出谋生。不料新婚妻子被地主少爷霸占，父亲回来后前去论理，却遭到毒打，祖宅被烧，父母被赶。受此奇耻大辱，满怀深仇大恨，父亲一心想着要报仇。当时老家正闹红军，贫苦农民纷纷找队伍投红军，加入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列。父亲下定决心参加红军，他到处打听红军的行踪，整天坐在村口路边，望眼欲穿，生怕错过红军经过村庄的机会。一天傍晚，听说邻村在过队伍，他心急火燎地赶过去，见一支背着长枪短炮、大刀长矛的队伍正在过河，便一挽裤腿跳下河去，跟着队伍走向对岸。这一走，就走进了漫长的革命生涯。
　　父亲参加红军的第二年就差点在一次激战中牺牲。那是1931年初春，在湖北房山县反围剿战斗中，父亲身负重伤，右腿被炸弹炸伤，弹片嵌入大腿骨里（直到去世也没有取出来），腹部被枪弹洞穿，肠子流出体外，用一个碗扣着。由于没有药，伤口化脓长满了蛆。那次战斗部队伤亡惨重，救援力量跟不上，奄奄一息的父亲躺在路边一整天也没被抬走。直到傍晚总部路过时，贺龙军长见父亲躺在路边，以为他牺牲了，就叫人把他掩埋了，这才发现他还活着。
　　贺龙亲自叫来担架，嘱咐了一番，把父亲送到巴东县万仙洞一农户家养伤。两个月后，父亲伤愈归队，作战更加勇敢，第二年便升任红3军19团3连连长。
　　1932年2月，在湖北鸡公州十里铺战斗中，父亲左上背中弹在洪湖柳关四医院疗伤，伤未痊愈便归队参加反围剿战斗。在红3军19团与湖北军阀夏斗寅部在瓦集庙7天7夜的浴血激战中，父亲右眼被炮弹皮擦伤，简单包扎后，用左眼继续瞄准射击，指挥战斗。战役刚结束，部队尚未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又投入到与川军刘湘部从湖北沙市向苏区进攻的反围剿战斗中。1932年，围剿和反围剿斗争异常惨烈，贺老总在一次动员会上讲：“我们红2军团没有后方，我们的后方就在我们的脚板上！”父亲的眼伤因为战事频繁未能得到及时治疗，右眼视力模糊，已看不清东西。最要命的是眼伤引发经常性头疼，伴随着父亲征战南北，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到达延安后条件有所改善，贺老总曾亲自向贺彪部长交代，安排我父亲去苏联治疗眼伤。当时，父亲任715团参谋长，随部队挺进大青山，去苏联治疗眼伤没有成行。直到1945年8月，父亲任晋绥边区2军分区司令员时，右眼已完全失明，头疼加剧，还是在贺老总的关心下，住进延安和平医院治疗眼伤并做了眼球摘除手术。戎马一生的父亲，从腿到眼全身上下七处伤痕，解放后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
　　
　　贺龙暴怒，“把李文清拉出去毙了！”
　　
　　父亲常说，他这条命是贺老总捡回来的。但有两次贺老总又亲自下令枪毙他。
　　一次是在过草地的时候，已担任团长的父亲奉命率团殿后，尾随大部队负责收容工作。“雪皑皑，路茫茫，高原寒，炊断粮”，前面的部队把能吃的野菜吃得精光，连草根和树皮都所剩无几。一路上，都是红军战士的饿殍。父亲的团队，一路收容伤员，一路也在大量非战斗减员，3000多人的队伍走到草地边缘时所剩不到600人。就在他们精疲力竭，咬着牙挣扎爬行的时候，距离几公里的草地那边发生了激烈的枪战。事后得知，这是贺老总最钟爱的骑兵排遭遇了敌人，由于得不到增援全部壮烈牺牲。
　　贺龙召集团以上干部会大发雷霆，将父亲五花大绑，连说三声“枪毙！”执行者将父亲拉了出去，父亲一不喊冤，二不求饶，狂吼一声“让老子在抗日战场上去死！”千钧一发之际，随红二方面军行军的刘伯承细心地询问父亲当时的情况，父亲客观地汇报了，一是情况不明，二是全团已完全丧失战斗力。情有可原，父亲被降为士兵，到前线去背弹药。
　　
　　还有一次是当团长的父亲跟政委因争吵升级进而动武惹的祸。那时，红军的装备很差，对偶尔缴获的精良武器十分钟爱。一次，部队在消灭日军吉田大队后缴获一支造型精致的手枪，父亲想留着自用。这时，负责清点战利品的政委“坚持原则”，收了这支手枪“上交”。后来，政委在延安把这支手枪送给了一个女学生。“老子想要，他却收去藏起来讨好小女子，真不够意思！”他去质问政委，开始还半开玩笑，后来骂骂咧咧，最后竟动起武来。父亲拔出手枪顶上火就追着政委跑，政委惊慌失措一路奔逃。其实父亲也就是吓吓他消消气，但时值延安整风期间，有左倾思想的人抓住这件事攻击贺龙部队的土匪习气。贺老总大怒：“这个李瞎子要干啥子？！”命令将父亲五花大绑，就地正法。关键时刻还是有人出来讲了情，这次，父亲由团长降为营长。
　　文革中，专案组整贺龙的黑材料，逼着父亲揭发贺龙。父亲一下笔，就写贺龙是怎样救了他的命，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事。专案组的人挑拨：贺龙两次要枪毙你，你还包庇他？父亲吼道：你懂个球！
　　当了将军的父亲，对小人仍然口粗。
　　
　　腰被打断，周树怀“永远不原谅这个暴君”
　　
　　周树怀是父亲的同乡和战友，但解放后两人几十年不说一句话，隔膜很深。
　　1932年春，部队打了胜仗。连队不知从哪弄了条肥猪，炊事班长周树怀一时高兴，和班里的几个战士先开了个“小灶”，把猪下水吃了。父亲得知此事勃然大怒，命令全连集合，把周树怀吊在树上，腰被打断。事后，父亲也知此事处理得太过分，深感内疚。周树怀一直不能原谅我父亲，直至文化大革命，这两位从红军时代一个连队打拼出来的战友再也没有讲过一句话。在军区大院，后勤部副部长周树怀和副司令员李文清两家老死不相往来，行同路人，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曾为此事多次调解，但周树怀每每想到腰疼发作的痛苦，就坚决不肯原谅父亲。
　　1968年8月28日，军区副政委谢家祥带了几个人突然来到我家，向我父亲宣布了军区党委“关于成立专案组对李文清进行审查的决定”，随之将我父亲带走。这一审就是5年（1972年时任副总长的彭绍辉伯伯对父亲讲，当时军区未向军委报告此事），那一天，我们家被赶出了军区大院。军区“牛棚”在天回镇牧马山上，有一个连的兵力看守，有30来家被扫地出门的“黑帮”分子及家属被集中在此进行劳动改造。
　　父亲在劳动之余还要向专案组写交待材料。专案组给我父亲罗织的罪名主要有3条：1、贺龙的黑干将。在《最后的脚印》和《转战荆江南北》里“肉麻”地吹捧贺龙；2、假党员；3、历史问题。
　　父亲曾给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专案组不断地要父亲写交待材料，同样一个问题写几次，写完一次就收走，然后将前后几次写的予以对照，如有出入，就抓住不放，深挖细查。后来父亲学精了，写完材料后，就偷偷地记在小本子上，字写得很小，很潦草。一只眼睛，太难为他了。
　　
　　专案组在得知父亲和周树怀之间的历史恩怨后，对周伯伯软硬兼施：“只要你证明李文清是假党员，那么你和贺龙的关系问题可以不追究。”周伯伯义正辞严地说：“要我证明李文清是党员可以，要我说假话，你们找错人了！”为此，周伯伯也被打成贺龙死党，蒙冤多年。
　　1972年春，林彪事件已过去半年多了，专案组也不像以前那么凶了，身心疲惫的父亲疾病缠身，专案组不得不将我父亲送进成都军区总医院治疗。在失去自由被隔离审查的5年中，没有一个战友和部下敢来看他（即使有，专案组也不会允许）。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老父亲只希望儿女们能多陪他一会儿，也可以从我们那里了解一些外面的情况。
　　
　　最后日子，两位老人冰释前嫌
　　
　　1999年，父亲病危。
　　4月8日，我在医院照看父亲。父亲生命垂危，但他关心的却是国际时事和社会治安情况。当我给他讲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科索沃、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时，父亲震怒了，要我把地球仪拿过去，把科索沃的具体位置指给他看。虽然父亲已经没有举手之力，但却志在千里，“狗日的美国太欺负人了，要打我们奉陪！”我从父亲身上看到了军人保家卫国的本能与豪情。这时，值班室紧急通知，美领馆前的示威已发生到打、砸、烧，要我立即归队。父亲知道这一情况后，对我说，维护治安是你的职责所在，你去吧！之后的3个月因为忙于工作，到医院看望父亲也是匆匆忙忙。1999年7月13日，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每当我想起父亲最后的那些日子，心里就特别难过。尤其是他和周树怀伯伯的最后一次见面，更是让我终身难忘。
　　那天，我在医院陪父亲，忽然看见病房门口站着一位老人，老人穿着一身没有佩带领章帽徽的旧军装，手里拄着拐杖，一声不吭地望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是周树怀！”父亲努力想坐起来，周伯伯示意父亲躺下，步履蹒跚地走过来。也许是几十年两人没有讲过话，也许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两位老人相互凝视着对方，眼泪夺眶而出。10来分钟过去了，谁也没有开口。突然，两位老人抱在一起放声痛哭……
　　几十年的隔阂顿时烟消云散，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刚直不阿的秉性把两位老战友的心又紧紧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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