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在华鬼子兵【最后一个在华“鬼子兵”的“赎罪”人生】

　　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在位于济南市区南部的“七里山诊所”――这是儿科大夫山崎宏出诊的地方――一场突发的冬季流感,让就诊者塞满了狭小的空间。 　　山崎宏大夫真的很老了。102岁的寿星,白眉毛长长的,遮住了一对小眯缝眼。他拿起听诊器搁在一个小儿的胸口,告诉孩子的奶奶:“嗓子呼噜呼噜的,感冒了。”孩子的奶奶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山大夫给我看病,我的孩子也是找他,现在轮到了我的孙子。”
　　日本人山崎宏,在济南居住了70多年。1937年,29岁的山崎宏是侵华日军赤柴部队的随军军医。他离开家乡冈山,来到中国。命运让他留在了济南。小城悠然的生活节奏,常使他忆起宁静的冈山。而济南的孩子从小就听说,在七里山生活着一个不回日本的“鬼子大夫”。
　　研究抗战史的北京报告文学作家方军,20年来一直在跟踪采访健在的侵华日本兵。他介绍,战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128万,现在活着的不到13万。当年参战日军平均年龄25岁,绝大多数已作古。生于1908年11月25日的山崎宏,无疑是日本战败迄今滞留中国时间最长、有资料可查的最后一个“鬼子兵”。
　　
　　留在济南
　　
　　因为严重的耳背,我和山崎宏的对话多数时候要靠笔谈。像老一辈的日本人,他看得懂、也能写繁体汉字,习惯使用的还是中国已经荒疏的书面语。
　　“你哪年来到中国?”
　　山崎宏提笔写道:“七七事变。”
　　报告文学作家方军早年在外交部做日语翻译,上世纪90年代留学日本,接触到大量当年的“鬼子兵”。他告诉我,卢沟桥七七事变在山崎宏那代日本人心中有特殊的含义。
　　山大夫兄妹三人。父母在山崎宏12岁的时候双双病死。姐姐把山崎宏带大。山崎宏还有个哥哥,日本的传统是长子继承制,有弟弟在,哥哥就不必出门去服兵役。山崎宏说,“两个兄弟,怎么也得去一个。我小,所以我去了。不然会被枪毙。国家宪法规定的。”
　　山崎宏不情愿打仗,但是不敢说。来到中国之前,他在老家已经有了一个情人。
　　我写道:“她漂亮吗?”
　　102岁的老人笑得更腼腆了:“无所谓!谁不愿意漂亮?”
　　山崎宏是随日军步兵第10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及其步兵第10联队长赤柴八重藏所统领的部队,来到中国。先是在天津港登陆,而后杀到了济南。
　　他一笔一画地写下部队番号:“赤柴部队,十联队”。笔画短促有力,眉眼中好像突然放出一丝熟悉的杀气。
　　认识山大夫20多年的刘谟桐大夫讲,山崎宏从军经历只有短暂的几个月,因为看不惯日军烧杀抢掠,独自出逃。他希望从山东乘船回日本,但是阴差阳错留在了济南。
　　这段历史,山崎宏始终没有完整地亲口讲出来。刘谟桐大夫讲述的故事怎么听都像是一个反战的主旋律,而一个身陷虎狼堆的日本兵能否具有如此高的觉悟,令人怀疑。
　　一家济南报纸对山崎宏的报道提供了另外的版本:山崎宏在部队中违反了规定,为了逃避惩罚,只有选择做逃兵。回日本也要受罚,于是留在了山东。
　　这个版本相对合理,但还不能完全打消疑虑:日军血洗山东经年,这块土地伤亡惨重,一个落单的鬼子兵如何能够做到不被仇恨淹没?
　　我问山大夫:“为什么留在济南?”
　　老人似乎有意打岔:“毛主席说了,打仗好多年了,日本国家也穷了,一分钱也不朝日本要。所以,我要报恩啊。”
　　老人说的这段历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主动放弃了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索赔。
　　我继续在纸上写:“留在中国艰难吗?”
　　山大夫笑了:“难的时候都过去了。打仗的时候最难,现在都和平了。和平了还有什么难的?毛主席说了,愿意回日本的回去,愿意留在中国的继续改造学习。我听毛主席的话,留下来了,能有什么困难?”
　　我继续问:“‘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困难吗?有没有被当成间谍?有没有挨打?”
　　他再次否认,并且重复着前一句话:“听毛主席的话,还有什么困难?毛主席的伟大就在这里。”
　　后来老人的女儿提醒我,山大夫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这是他在后来的动乱年代得以保全的护身符。他女儿说:“如果他入了中国籍,运动的时候肯定早就被当成特务消灭了。不光他保不住,俺也得去要饭。”
　　“难道你不想念日本吗?”
　　他很坦然地告诉我:“老家都没人了,想那些没意思。现在我就等死了。”山崎宏突然想起一件往事:当年他在冈山的家人收到军方寄来的一个骨灰盒,原来失踪军医山崎宏被列入了战死者名录。但是,家人打开骨灰盒,发现里面盛着三块小石头。
　　“你说笑话不?”山大夫眯缝着小眼睛,笑得很开心的样子,“就三个石头,那就是我,我早就已经死掉了。”
　　
　　行医赎罪
　　
　　当方军得知,济南有一个100多岁的日本老兵,一直坚持每周六天出诊给济南市民看病,替当年的战争行为“赎罪”,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可思议。方军和100多个日本兵有过往来,这些珍贵的个人史他都收藏着。随着时间推移,当年的侵华日军像阳光下的雪堆逐渐凋零。现在和他保持通信的也只有3个日本兵了。能活到山大夫这把年纪的日本兵,真是太少见了。
　　等来到济南见到山大夫,方军相信了“仁者多寿”这句话。85岁之前,山大夫一天要跑三个诊所出诊。如今岁数大了,才减少到一个诊所。用行医的赎罪方式,让方军感到震撼。
　　我问山大夫:“为什么赎罪?”
　　他语气加重了:“打仗打到别人国家,当然有罪。”
　　“战争是日本政府发起的,你有必要为日本政府赎罪吗?你犯了什么错误让你不安?”
　　山大夫认真地说:“日本皇帝犯了错,参加战争的日本人也犯了错,都是有罪的人。”
　　让方军一度也感到困惑的是:山崎宏逃离部队后滞留济南的前因后果,始终语焉不详。从卢沟桥事变到日本投降的8年里,关于山崎宏的信息只留下两句话:他当了逃兵,路上中国人给他一些食物,他要报答中国人的恩情。后来他重操旧业,做了一辈子大夫。
　　随军医生山崎宏这段隐秘的个人史,难道被更为惨烈浩大的战争史吞没了?方军想到通过查阅山崎宏所在日军档案,去寻找答案。
　　在《天津史志》中,方军发现了赤柴部队的踪迹。
　　1937年8月21日,由日军第10师团步兵第10联队(联队长赤柴八重藏)主力组成的右侧掩护队,向静海进攻。这是赤柴部队在中国作战的开端。此时,正是随军医生山崎宏开赴中国战场的时候。
　　《天津史志》记载,山崎宏所在的步兵第10联队,1937年8月14日在塘沽登陆,到12月26日作为日军主力部队占领济南,为时4个月,行程500公里,几乎天天作战。
　　《天津史志》对赤柴部队在天津的暴行,有明确记载的达10次之多。比如:“1937年8月5日赤柴部队围攻杀死我29军37师驻府君庙一个排的守军,又进村逐户搜查杀人,36人死于刺刀下,其中妇女都是被奸淫后杀死的。”
　　山大夫后来告诉方军,自己是和另三人一起逃亡的。时间是冬天攻入济南不久。
　　1938年4月6日,赤柴部队在台儿庄战役中作为日军主力,被中国军队最精锐的汤恩伯部队集中约40个师的兵力围歼消灭。军医山崎宏如果没有逃脱,一定会在中国军队的强大炮火前化为灰烬。
　　山崎宏回忆,他一路要饭,试图往山东半岛的尖上走。他穷困潦倒,连一身衣服都没得换。“一看要饭的是个鬼子,中国人没揍我就是好事!”后来山崎宏就留在济南一家仓库当上了保管员,把仓库当成了家。
　　方军说,从常识推断,如果山崎宏“无心谢罪”,在日本人占领山东那些年,四处流浪的他完全有机会重回侵略者阵营,而不必沦落到受中国人接济。但是山崎宏没有。日军在山东恶行累累,山崎宏没刻意隐藏身份,居然在济南长期生活下来,可见并没做过杀人放火的事。
　　1946年始,投降的侵华日军及家属总计310万人被遣返,逃遁于中国民间的山崎宏怎么没有被遣返回去,仍然是个谜。方军判断,逃兵山崎宏应该是一位没有干过任何坏事的鬼子兵。“这样的人,在中日两国漫长的交往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人物。”
　　
　　“为人民服务”
　　
　　山大夫的家就在诊所旁。他和女儿一家一起生活。女儿女婿都退休了。外孙在公交公司上班。这是一户普通的济南平民家庭。
　　山大夫的中国妻子比他小11岁,是1947年山崎宏39岁时别人撮合的,在40岁的时候病死了。
　　山大夫每月退休收入有5000多元,但是生活出奇简朴。喜欢吃日本产薄荷糖。饭桌上常见的是老济南常吃的馒头、粥、咸菜。四川地震,勤俭的山大夫却让女儿帮着捐了很多钱。
　　女儿说,小时候很怕父亲,生活中的山崎宏常流露出武士道式的严肃。女儿一家对日本知之不多,她感觉父亲身上唯一残留的日本习俗,就是每天早晚冷水洗澡,一直坚持到95岁。
　　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山崎宏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大使。他的远亲在和歌山政府工作,1983年在山崎宏的牵线搭桥下,济南与和歌山结为友好城市。
　　山崎宏为济南市民免费行医,为战争赎罪的报道,在日本传播很广。前任日本首相中曾根为他题词:“大道无门。”
　　方军认为,中曾根对山崎宏的赞扬别有深意。“大平正芳、田中角荣、中曾根,好几任日本首相当年都打过中国。也只有这些侵华战争参与者,才知道15年战争给中国的伤害太严重了,所以他们才力挺两国走向和平。他们明白,山崎宏也明白,日本应该反省谢罪。”
　　2009年10月,山崎宏获得日本总理大臣奖,表彰他对中日民间交往的贡献。老人对得奖很淡然,唯一让他感念的,是在山东大厦举行的颁奖宴上,日本领事夫人特地为他做的那顿香喷喷的红豆饭。那是家乡的味道。
　　晚年山崎宏还做了一件为济南人称道的事情,他向红十字会申请无偿捐献遗体供医学解剖。
　　老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把自个完完全全奉献给了济南这座待他不薄的城市。“他就是毛泽东说的那种纯粹的人。”方军称赞说。而山崎宏习惯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来日不多了,有生之日,要多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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