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交际舞与革命婚姻】延安的交际舞

　　1937年1月底，美国人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延安交际舞就是由其传授，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 　　延安10年（1937～1947）的业余时间里，其前五年的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革命队伍里时兴交际舞。陕北黄土地上，宝塔山下，延水河边，穿军装，着草鞋，明亮的汽油灯映照着一对对闻乐起舞的翩跹身影，是严肃紧张的工作、学习、生产、战斗生活之余，别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历史。
　　
　　拉歌拉出了交际舞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她是继埃德加?斯诺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并且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受到特别的重视。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先后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
　　这支年轻的革命队伍，一直盛行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回忆，“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
　　
　　队伍里刮过美丽的风
　　
　　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莱，时年45岁，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世界。她对朱德的第一印象是，“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然后，她在这个结实的人物旁边走来走去，直爽地说：“让我好好瞧瞧你！”
　　正是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倡导了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吴莉莉），是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她们被称为“三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能享有较大的权利。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
　　
　　以民主的名义起舞
　　
　　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何况，革命队伍里很多曾经生活在大城市，以及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志们，对交际舞并不陌生。很快，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
　　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在这种友好欢乐的时刻，她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和西方式的交际舞。“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遭到革命女将们的反对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
　　参加过长征的50位女英雄们，她们戎马倥偬的生活和工作，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她们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也没有必要去注意美化自己的外貌。她们从来不化妆，头发太长，随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在她们看来，把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交际舞一直是被当作外国的恶习遭禁止的。陕北那些乡下婆姨对这批强悍的女英雄们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然而，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的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被邀请参加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女英雄感到，男人们在异动，她们便想方设法制止这种“反叛”。
　　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回忆说：“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
　　这场矛盾的结果，是导致延安离婚率上升，以及贺子珍负气出走苏联。
　　
　　遏制不住的热情
　　
　　自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至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期间，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奔向延安。中共陆续创办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一系列面向广大青年学生的免费学校。
　　这些青年学生的到来使延安顿然间焕发出年轻的光彩。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的大礼堂和俱乐部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踏着黄土地的舞步，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双自苏联或重庆穿来的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胶底鞋或草鞋。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凉鞋。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间，从大城市来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买一块白布或蓝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朵小花，就更加别致了。冬季里将制服领口镶嵌上一道白色或蓝色的布边，也是很出众的时装。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被张仃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是延安绝无仅有的，还有萧军夫人王德芬当垆的窑洞酒吧供应饮料。但是，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装舞会。
　　
　　交际舞促成了革命婚姻
　　
　　鲁艺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菲是鲁艺的“校花”。1940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并且再也没有放下过。鲁艺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会跳舞，还反对跳舞。1939年7月，他从抗日前线带学生实习回鲁艺，正赶上文学系主任萧三提倡跳舞，进行指责，致使萧三负气离开鲁艺，转而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但随着交际舞逐渐蔓延时兴，他也走进了舞场。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他们在一起学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谐。
　　三年后的7月，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与周立波、林蓝两对新人，同时在窑洞里举行婚礼。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晚会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
　　当时的中央党校，主要是分期分批培训从前线回延安的高级将领。这里的舞会有邓发从苏联带回来的留声机和几张唱片，场地冬天有俱乐部，夏天就是露天的篮球场，大家学着跳着，不亦乐乎。“看不惯，试试看，一头汗，死了算。”这个顺口溜生动地描述了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将领们接受交际舞的心理过程。
　　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深入交际舞场的男女乱阵之中，既为将领们提供了宽裕的条件，又有了自由婚姻的美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延安交际舞热潮持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经过整风审干运动，1943年元旦以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在中央机关偶尔还有交际舞会，尤其是招待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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