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一个新的研究主题】

　　摘要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能否有效调节自身情绪状态的一种自信程度，它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各种社会心理功能。目前，已经就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抑郁、压力应对等方面开展了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关系密切。此外，有研究表明，在不同文化中，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结构上略有差异，在功能上相似。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心理健康
　　分类号　B848
　　
　　1　引言
　　
　　情绪状态标志着个体适应环境时的生物性动力状态，每一种情绪都代表着某种适应动力(郭小艳，王振宏，2007)。鉴于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不同社会心理功能，我们需要强调主动进行情绪调节的积极作用，通过调节情绪发挥积极情绪的正向功能，减少消极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
　　情绪调节是目前国内外情绪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认为它是社会胜任力和心理健康中不可或缺的过程。人们逐渐认识到情绪调节在人类自身发展与变化中的作用，特别是对个体的认知活动效果的作用(Ashby，Isen，＆Turken，1999)。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证实了情绪调节对注意、记忆、认知、动机等过程的影响(李静，卢家楣，2007)，同时，大量研究发现情绪调节的失败会导致情绪与社会心理方面的机能障碍。例如，许多临床障碍如物质滥用、广泛性焦虑障碍、复杂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蓄意自我伤害以及攻击行为等都是由于情绪调节功能减弱导致的(侯瑞鹤，俞国良，2006；王力，柳恒超，李中权，杜卫，2007)。情绪调节理论一直致力于发现作用于情绪与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因素，自我效能感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调节因素(Heuven，Bakker，Schaufeli，&Huisman，2006)。意大利心理学家Gaprara(1999)和美国心理学家Bandura(2003)分别发现个体在情绪调节方面的差异取决于个体对自身情绪调节能力的信念，而这种信念会影响个体情绪调节的实际效果，同时也会影响个体的情绪状态。最近在这两位学者的推动下，很多学者展开了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Regulatory Emotional Sel~Efficacy,RESE)的研究。
　　
　　2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界定与分类
　　
　　众所周知，自我效能感概念是由Bandura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它指个体以自身为对象的一种思维形式，是个体在执行某一行为操作之前对自己能够在什么水平上完成该行为活动所具有的信念、判断或主观自我感受(Bandura，1995；高申春，2000)，是一种自我把握感和控制感，而个体的心理与行为的改变都要通过自我效能感来实现。随着自我效能感理论的发展，Bandura又把自我效能感划分为一般效能感和具体效能感，前者作为个体的一种稳定个性特征，是个体应对、处理新问题或困难情境时的一种总体性自信程度，它的形成与发展有赖于不同任务领域的经验积累即具体效能感的形成，而且一般效能感主要是通过具体效能感对行为产生间接作用，所以要提高自我效能感的预测效果，须针对具体任务和具体情境的自我效能感进行研究(陆昌勤，凌文辁，方俐洛，2004)。根据这种分类方法，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属于一般效能感范畴。从1999年开始意大利心理学家Caprara就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个体在管理日常生活情绪体验方面具有很大差异，而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不仅在于个体管理技巧上的差异，还在于不同个体对调节自身情绪的能力感上有很大差异。同样的，Bandura后来在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进行界定时也强调个体管理情绪状态的能力感，认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主要包括识别情绪状态的能力感、理解他人感受的能力感及管理积极和消极情绪表达的能力感，据此，他认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能否有效调节自身情绪状态的一种自信程度(Bandura，Caprara，Barbaranelli，Gerbino，＆Pastorelli，2003)，而自信实际上是自我效能高的一种表现。
　　西方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经常将Perceivedself-efficacy for affect regulation，Affective self-regulatory efficacy,Self-Efficacy in managingnegative／positive Affect等混合使用，用来指代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遵循情绪的传统分类法，早期的情绪调节效能一般分为两类：管理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 managingnegative affect，NEG)和表达积极情绪的自我效能(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 expressing positiveaffect，POS)。前者指当个体应对逆境或令人沮丧事件时不会被生气、愤怒、失望、气馁等负面情绪击倒，即个体改善负面情绪状态时所具有的效能信念。后者指个体面对成功或其它愉快性事件时，积极体验或允许自己表达快乐、兴奋、自豪等积极情绪的效能信念。Caprara等人(2008)又在此基础上将管理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信念细分成两个维度，即管理生气／愤怒情绪的自我效能感(pereeived self-efficacy in managing angeffirrition，ANG)和管理沮丧／痛苦情绪的自我效能感(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 managingdespondency／distress，DES)，从而建构了一个二阶因子模型，并在意大利、美国和玻利维亚三国进行了跨文化研究，验证了该结构具有合理的信度和效度。
　　
　　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每种情绪都包含了独特的主观体验、外部表现和生理唤醒三种成分。情绪既是个体的主观体验，也是经常需要自身调节的对象，因此作为自我调节重要组成部分的情绪调节是个体主观性动力过程(孟昭兰，2007)。而自我效能感是自我信念体系之一，是自我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它是一种自我现象。个体情绪调节与自我效能感的双重自我主观性及情绪的不断变化性决定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有别于其它效能感的一种特殊自我效能感(比如学业自我效能感中的学业成就是独立于个体之外的，而情绪调节则属于个体内在的过程)，而且这种自我主观性决定了它必然与个体内在心理健康存在密切的联系。
　　现有研究已经证实，自我效能感在个体的自我调节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为自我效能感的一种，不仅直接影响行为而且还通过影响认知、动机、决策和情感而间接地作用于行为，对个体的人格和行为起着重要 调节作用，并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Caprara，Bandura，Gerbino等人的实证研究显示，情绪对健康及行为的影响作用受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它可以使个体有效应对压力、提高人际关系质量、提高主观幸福感，还对抑郁、害羞、亲社会行为、犯罪行为、成瘾行为等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3.1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作为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深受心理学者的关注，它主要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界定，许多研究已证实主观幸福感包含两个独立维度：情感维度(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和认知维度。个体对整体生活的满意程度愈高，体验到的积极情感愈多消极情感愈少，则个体的幸福感体验愈强，所以它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及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指标(丁新华，王极盛，2004)。在Caprara，Steca，Gerbino，Paciello和Veechio(2006)的一项研究中，认为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包括生活满意度、自尊和乐观，并把积极思维(PositiveThinking)作为其潜在测量维度，把幸福感(Happiness)作为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成分，指积极情感多于消极情感情况下的主观体验。研究结果显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自我效能感共同影响着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而且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有利于人际关系效能信念的提高，因为个体越是相信自己能够有效地处理自己的内心情感世界，那么他就越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够有效地应对人际交往环境。而且人际关系效能信念的提高有利于形成令人满意的、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提高社会适应水平，进而提高主观幸福感。管理积极、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可以提高个体对未来的积极期望、维持积极的自我概念、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感知到生活的幸福，从而有效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caprara&Steca，2006；Caprara，Pastorelli，Regalia，Scabini，＆Bandura，2005)。由此可见，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可以通过提高人际关系效能信念来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此外，Caprara和Steca(2005)的研究显示，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总是与高人际关系效能感、高共情效能感呈正相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通过作用于人际关系效能感与共情效能感进而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因为个体越是相信自己能够有效地应对自己的情绪并处理好人际关系，那么他就越容易理解他人的情绪(即产生共情)进而也越容易做出亲社会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际关系质量、情绪状态及亲社会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关系逐渐提高，因此，他们的研究既证明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可以作用于行为，也证明了它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密切联系。
　　
　　3.2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抑郁
　　抑郁是一种常见而且最能使人情绪低落的复合情绪，主要表现为负性情绪(以悲伤为主)的大量增加，正性情绪的明显缺乏。黄敏儿、郭德俊(2001)的研究表明，抑郁高分组包含比较多的羞愧、悲伤、自我敌意、恐惧、厌恶、愤怒等负性情绪，缺少快乐和兴趣；而在调节方式上，抑郁高分者在感受负性情绪时往往更多地沉浸于负性情绪之中，反复思考，并习惯于过多地表现、重视和宣泄这些负性情绪，在感受正性情绪时则更多地倾向于忽视和抑制，而且，他们比较少去感受、发现、表现、宣泄他们的正性情绪。抑郁高分者的情绪调节方式与一般的调节方式(减弱负性情绪，增强正性情绪)正好相反，这可能是抑郁不断增强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不适当的情绪调节方式可能是增强抑郁的重要原因。此外，Bandura认为，因无法带来令人满意的积极结果而引发的强烈的无效能感是各种不同形式抑郁产生的共同核心因素(郭本禹，姜飞月，2008)，情绪调节无效能感便是其中的一种，再加上个体采用何种情绪调节方式又受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此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高低会影响个体的抑郁状况。
　　Bandura等人(2003)对青少年的研究表明调节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和抑郁倾向存在高相关。这是因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低的个体无法有效应对自身情绪，当消极情绪受到过分重视并且得不到有效表达和排解时就容易引发抑郁。具体的，低消极情绪调节效能一定程度上会直接引发抑郁情绪，此外，低消极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还通过作用于学业效能感和共情效能感引发青少年女性的抑郁情绪，这是因为低学业效能感会直接引发低学业成就，高共情效能感引发高共情低学业成就与高共情又容易引发抑郁情绪(Bandura，Pastorelli，Barbaranelli，&Caprara，1999Bandura，Barbaranelli，Caprara，＆Pastorelli，2001；Bandura et al.，2003)。这种性别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一般男性具有较高的消极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他们通过改变对消极事件或刺激的认知来减弱负性情绪的影响，相信失败、挫折和阻碍是可战胜的，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目标并激发加倍的努力，而不是一味沉迷于沮丧和失望中。而对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低的个体而言，失败只会削弱动机、滋生沮丧和抑郁情绪。可见，造成抑郁的往往不是消极事件或刺激本身而是个体行为取向的效能感，而行为取向的效能感又在很大程度上受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控制，因此，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高低会间接地影响抑郁情绪。
　　所有个体在面临反对、损失、失败和挫折时都会经历失望的情绪，但每个人克服消极情绪的时间长短不一。实验表明，个体经常思索令人沮丧的生活事件和失望状态会放大并延长抑郁，而当个体全神贯注地投入于积极提升个人生活质量的活动中时，抑郁也就会终止。通过认知重建来增强控制沮丧情绪的效能感研究表明，当个体对自身能否控制反复思索令人沮丧或失望的事件或想法表现出低效能感时，则会促成抑郁过程的发生，并影响其持续时间和发生频率。由此可见，调节抑郁情绪本身的高效能感可以有效减少抑郁。
　　
　　3.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压力应对
　　在压力情境下个体往往容易产生焦虑、恐惧等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个体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应对面临的危险性事件(即应对相应事件的低自我效能感)是焦虑、恐惧情绪及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面对压力和挑衅情况下，那些不能充分有效调整自身强烈消极情绪的个体，要么可能不适当地将消极情绪具体化、扩大化，要么可能被害怕、焦虑或抑郁弄得不堪重负。相反地，体验积极情绪却可以增强认知功能、缓解因令人厌恶的经历而引发的扰人情绪，使人容易获得适应性应对并获得积极的社会交往体验(Fredrickson，＆Branigan，2005；Fredrickson，Cohn， Coffcy,Pek，&Finkel，2008)。当然，除了这些潜在的积极效果，不分情境地表达喜爱和快乐情绪也会引发消极后果。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管理自身情绪体验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而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生活技巧上存在差异，还因为他们在管理情绪的自我效能感上存有差异。实际上，特别是在消极情境下，当个体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时，相应地，他们对有效调节自己情绪缺乏自信(Waugh，Fredrickson，&Taylor，2008)。同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还会影响个体选择何种压力应对策略。有实证研究显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倾向于采用问题定向的积极应对策略，而情绪调节效能感低的个体则倾向于采用情绪定向的消极应对策略(刘霞，陶沙，2005)。应对危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能不受焦虑情绪的影响而成功地完成任务。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有效缓解压力对个体造成的消极影响，特别是负面情绪带来的不良影响，研究者普遍认为那些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自身情绪的个体比那些认为自己会受情绪摆布的个体更加成功(McCraty，Barrios－Choplin，Rozman，Atkinson，&Watkins，1998；Tugade&Fredrickson，2004)。
　　由此可见，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关系密切，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作用于行为导向的具体效能感(比如，学业效能感、社会关系效能感、抵制诱惑效能感、共情效能感等)进而作用于个体的心理(比如，抑郁、紧张、主观幸福感等)与行为(比如，攻击行为、亲社会行为等)，当然情绪调节效能感也会直接作用于行为，但影响力一般比较小。
　　
　　4　跨文化研究
　　
　　每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情感表达机制，所以文化差异和不同的社会标准很可能影响一个人感知和管理情感的方式，进而导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上的差异。当前，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跨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文化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结构是否相同：二是不同文化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否具有相同的作用。对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结构的跨文化研究(caprara et al.，2008)已经发现，个体普遍具有POS、DES和ANG三类情绪调节的效能感。POS代表的是表达积极情感的效能感，DES代表的是管理沮丧、痛苦情绪的效能感，ANG代表的是管理生气、愤怒情绪的效能感，DES和ANG是均属于管理典型负性情绪的效能感，在美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DES和ANG可以拟合成一个高阶因子即NEG(管理消极情感的效能感)，而中国的实证研究(文书锋，汤冬玲，俞国良，2009)则支持POS、DES与ANG之间只具有一阶因子模型。而且，东西方两种文化下的DES与ANG在内容上也略有不同。由此可见不同文化下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结构是有差异的。
　　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功能上，对美国、意大利、玻利维亚等国的跨文化研究显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作用具有跨文化一致性。即表达积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POS)与亲社会行为相关；管理生气／愤怒情绪的自我效能感(ANG)与攻击行为、易怒性呈负相关：管理沮丧／痛苦情绪的自我效能感(DES)与焦虑、抑郁、害羞及孤独呈负相关，与自尊、积极情感呈正相关相关(Capraraet al.，2008)。可见，不同文化下情绪调节的任务具有一致性，即调节积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更多的是表达并增强正向情绪，而调节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更多的是减弱并控制负性情绪。此外，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性别与年龄差异上，也具有跨文化一致性。一方面，相较于女性，男性能以一种更加健全的自我效能感处理消极情绪，但进入老年期后男性反而表现出比女性更低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女性处理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从成人早期到老年期呈现出逐渐提高的趋势。在表达积极情感的自我效能感方面，不同年龄组的男、女性都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且女性要高于男性。
　　
　　5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研究问题与展望
　　
　　情绪是行为的调节者，也是个体调节的对象它具有组织的功能，会对认知、行为以及情绪本身等起到驱动或干扰的作用，因此是一个需要经常调节的对象。能否快速有效地调节情绪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高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个体的压力应对、人际关系质量、社会适应水平、主观幸福感等领域都具有重要影响。
　　
　　5.1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对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测量，都只涉及到有限数量的情绪类别，比如，快乐、自豪、生气、愤怒、沮丧和痛苦等。而对其它情绪(比如羞愧、愧疚、尴尬、恐惧)的调节效能感的研究则较少涉及，而有研究证明，这些情绪对人类的行为同样具有很重要的调节作用，比如具有反馈、激发动机以及协调人际行为等道德功能(冯晓杭，张向葵，2007；俞国良，赵军燕，2009)。其次，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研究的被试群体过于单一。现有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研究主要集中在成年早期群体，对于其他群体的研究则较少涉及。而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情绪起伏变化最为明显的时期，这一阶段的青少年往往会比其他年龄阶段的个体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雷雳，2009)。因此，需要加强对青少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力度。另一方面，虽然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领域已经开展了跨文化研究，但研究的范围还很有限。因此，也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展开更系统、全面的跨文化研究。最后，从现有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初步梳理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直接作用于行为，另一条是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通过作用于其它行为导向的具体效能感进而间接影响行为。但是，专门针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用机制的研究还很少，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5.2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展望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领域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而对这一领域的探讨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扩展和深究的方向。
　　第一，对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测量将会增加情绪的多维度性，比如增加对恐惧这一基本情绪以及其它复合情绪的调节效能感的考察，从而获得对情绪调节效能感更加全面的了解。另外，在情绪的社会化过程中，普遍强调消极情绪的控制和积极情绪的表达，但事实上，在特定的时间和情境下，更重要的是表达和排解消极情绪，不合时宜地表达积极情绪反而是有害的，而且近年来积极心理学正快速发展，因此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中应重点关注积极情绪调节效能感对自我发展、社会性适应及心理健康等领域的作用。
　　第二，更多的实证研究将致力于证实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具体作用机制。相信自己有能力对自己的生活及各种事件实施有效的控制是自我效能感的核心，只有当个体相信自己能够通过努力达到预期目标时，个体才有足够的动机去实施行动并有足够的毅力面对困境(Caprara et al.，2005)，因此自我效能感对行动倾向及行动的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为一般效能感，其作用机制又有别于具体效能感，首先，它和具体效能感一样可以直接作用于行为，其次，它可以直接影响具体效能感(主要是行为导向的效能感，即相信可以通过行动达到预期目标的能力信念)进而间接地影响行动倾向及实际行动的实施，而且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主要是通过这种间接调节方式发挥作用的。至今虽已有少量研究证实了这种作用机制。但由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因此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作用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第三，更多的实证研究将致力于探讨情绪调节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及如何有效地提高个体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个体的情绪调节和心理健康都有重要影响。因此，了解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提高个体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在此基础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干预研究也将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
　　第四，对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将采用更加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比如对于一些发展结果，尤其是那些涉及到社会评判的行为，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采用自我报告测量方法上，而应该采用“多方法多途径”的研究思路，比如增加社会计量评级方法、行为观察法等自我报告以外的测量方法，对于亲社会与攻击等行为的考察也可以从同伴、家长、教师、自我等多途径深入、全面地考察。
　　虽然，目前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研究者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具体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还不确定，但是，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认识会更加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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