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群书法家 杨群山:为了还原一个清晰的历史

　　对于很多人来说，书是收藏行为的载体，具体价值体现在版本之稀有、价格之昂贵上。然而能真的把书当书，买来认真研读，能够品咂出作为一本书的精神价值之藏者，罕有。杨群山便是这种真正懂书、爱书之人。
　　
　　还历史以真相
　　开门见山，杨群山首先对“红色收藏”的概念提出质疑。“红色收藏”是由收藏家秦杰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他将红色收藏定义为：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革命战争、建设新中国等活动中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遗存的收藏。显而易见，红色收藏是与新中国成立前的白色政权相对立的。然而在杨群山看来，这个概念有狭隘之嫌，其内涵和外延都受到了限制，“如果仅仅按照红与白对立的概念，很多红色收藏会被排除在外，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西南剿匪以及抗美援朝，毫无疑问都属于珍贵历史文物收藏范围。所以我认为的红色收藏：凡是与近现代中华民族为了争取自由、建设新社会，包括自由、民主、科学等方方面面的文献文物（纯文学作品除外），都算是红色收藏。时间界定在1955年之前。从1955年，特别是1957年之后，应该纳入另外的收藏概念。”
　　杨群山认为：在这个近百年的时间范围内，从1900年〜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民国时期，应该作为收藏的重点。“从1900年到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间，历史是相当丰富的，丰富到什么程度？可以说无边无际，我们可以作任何解读，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杨群山上小学时，“文革”刚刚开始，高考时赶上了“文革”的末尾，回忆起来他们读的教科书跟现在孩子的课本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教科书所反映的历史跟原原本本的历史是有出入的。图涅维尔不是说吗？历史是一座画廊，里面伪作很多，真品很少。我们把历史切开，一个事件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肯定有相当丰富的东西可以挖掘。我们要进步就必须认识历史，把历史还原成真实面貌，这个时候的历史是清晰的。”
　　杨群山提到杨奎松教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杨教授搜罗整理了大量的资料，最大限度地不带个人主见地把历史还原。现在有人提出：共产党当年搞“土改”就是为了备战，通过杨奎松教授的著作可见，这种解读是相当肤浅的，带有一种先验的印象。“现在的舆论宣传比较宽容，什么观点都允许发表，致使很多学者不负责任。有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去多做点工作，认真研读一些资料，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我们做这些工作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子孙万代。”
　　
　　5本红色珍品
　　在杨群山的两万多册藏书中，红色收藏占到2/5，其中有几套是相当稀有珍贵的。比如这套1938年出版的由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被杨群山奉为“镇宅之宝”。
　　说起这套书的经历，非常坎坷。1938年，这套书出版的时候只印了200套，中共地下党准备从上海运到广州，再从广州辗转至革命圣地延安。谁知到广州之后，这批书被日本鬼子发现，全部销毁了。第二批印制了50套，通过各种方式送到延安。炮火连天的年代，这套书是可以招来杀身之祸的。辗转流离几十年，当初的50套书，现在的存世量极其稀少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天早上，报国寺门口，一位老先生颤颤巍巍地两手托着这套书，下面压着一张纸条，写着600元卖。那时候旧书收藏还没有现在这么热，但杨群山一眼看到，便知这是一套极为难得的珍品，问老先生能否便宜点？老先生看着眼前的年轻人，略带诧异地问：“年轻人，你喜欢这书啊？这书很旧的。”杨群山说：“我知道它是旧书。”看老先生这样，不好意思再砍价了，就让老先生等一下，他去筹钱。谁知老先生果然在原地等了他一个多小时，杨群山交完钱把这套书拿回了家。偶得意想不到的好书，人与书的缘分，就这么妙不可言。
　　还有一本也是杨群山从报国寺地摊上捡的，叫《马列主义经济史观》。这套书已经被国家图书馆列为“珍贵革命历史文献”，印量极少，从馆藏的照片来看，品相比杨群山手里的这本差了不少。而杨群山购到这本书，只花了5元，也是很拿得出手的珍贵藏品。
　　好书遇见懂书的人，应该说也是一种幸运。杨群山藏有一本1930年水墨书店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由鲁迅先生翻译，毛边、道林纸。鲁迅先生不仅是作家，还是出版家，他对书的出版全过程都非常上心，从内容、开本，到封面设计、用不用毛边等，细枝末节也一一斟酌。在书正式付印之前，往往要跟出版社沟通很多次才能敲定装帧形式。
　　杨群山这本《艺术论》是1930年水墨书店的初版本，当时印了1500本，从1930年到现在已经80多年了，存世量很少。一些人知道杨群山藏有这本书，有出高价求购的，也有一些媒体想拿去扫描，均被杨群山婉拒了，“我自己翻一次都要掉一次渣，平时是舍不得拿出来的。”
　　大家知道雷锋，多是从《人民日报》于1963年3月5日发表的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之后。然而，杨群山有一本关于雷锋的连环画，是在雷锋死之前出版的。可见在毛主席题词之前，雷锋已经是一名乐于助人的模范人物了。通过这本连环画，大致可以感觉到当年的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是多么淳朴。“止庵先生说：我们究竟要付出怎样的代价，避免我们的浮躁、避免我们的虚荣，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地读书、做事、为人，哪怕不写什么鸟文章也好。这句话说得很好，对照雷锋这本连环画，现在社会进步了，物质生活发达了，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情感哪里去了？这很值得我们反思。我把这本书列为我的珍本。”
　　按照杨群山提出的“红色收藏”的范畴，有一本早期抗美援朝的英模手册，也是一件重要的红色文献。这本英模手册是在开大会的时候发放给与会人员的，印量极少，属内部资料，装帧非常漂亮，大红色封面、烫金的字，这么多年没有变色，用字大小疏朗悦目，照片印刷非常清晰，有一种古拙朴素的美。仅从品相来说，这本手册可谓精品，相当具有收藏价值。然而它最重要的价值是当年最及时最真实的记录。“要研究历史，还是要尽量还原，用我们预设的观点去靠拢，难免就要误读，贻误时代。如果说作一些抗美援朝研究的话，我宁愿用这些资料，而不愿用现在很多学者的著作。”
　　
　　红色收藏缘起
　　说到杨群山从事红色收藏的缘起，依然与一本书有关。
　　上世纪80年代末，杨群山在部队服役，有一次得了胃病，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病情渐渐好转，杨群山在医院呆不住，老想往外跑。从医院所在地东四十条往外走，有一条朝阳门内小街，有一家特价书店，爱看书的杨群山就老往那儿跑。有一天，他在书店里看到一本书叫《学习白求恩》，落款为毛泽东，还是油印本。杨群山纳闷：明明记得是《纪念白求恩》啊，怎么成了《学习白求恩》了呢？越往后翻越觉得文字不对，《纪念白求恩》是中学课本里要求背诵的重点课文，这本《学习白求恩》的文字有出入。
　　这么一想，杨群山觉得很好玩，花两块钱买走了。拿回来一对照，敢情是两回事，杨群山自然以为这本《学习白求恩》是错的。再后来，杨群山看了一些毛著，才知道《纪念白求恩》原来就叫《学习白求恩》，出版之前经作者多次删改，才最后定稿为《纪念白求恩》。
　　这件小事引发了杨群山的收藏兴致，“你看，如果对这些文件资料作一些研究，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我相信历史当时是非常丰富的，必须还原现场，越接近当时越好。不要轻易否定前人，前人比我们更接近历史真相。” 《学习白求恩》成为杨群山的第一本红色文献收藏，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上世纪90年代，书籍收藏还未引起重视，红色收藏更是人迹罕至，杨群山孑然独行在红色收藏之路上。直到有一天，他在《藏书报》上看到秦杰先生的一篇文章，提到了“红色收藏”，杨群山才知道“原来北京还有我的知音”，便更加坚定地沿着红色收藏之路走了下去。只是有一点，“但凡被人们炒翻天的，我尽量绕行，觉得变了味儿了。有些人的心理是奇货可居，每想到这事我就觉得挺别扭。”
　　（编辑  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

相关热词搜索：还原 清晰 历史 杨群山:为了还原一个清晰的历史 杨群山 为了还原一个清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