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德福 皮德福:挖不掉的金墙脚

　　1958年的一天,西单电报大楼西侧的空地上,十几个背着帆布包的少年摆弄着两火车皮的木料。四五天后,十几块6米多高的大木板被拼接成一个直径4米的圆筒,一个身高不足1.7米的中年男子骑着自行车顺着木桶内壁上下翻飞。他的双脱手和大波浪式俯冲,引来观众连连的喝彩与掌声。
　　骑车的男子相貌平平,一对大得出奇的扇风耳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人就是飞车演员皮德福。从解放前到新中国成立后飞车风靡全国的十几年间,没有一个飞车演员超越过他。直到60年代中期,飞车表演作为危险演出被叫停,皮得福走过了他人生最风光的20年。
　　
　　学生眼中的大款老师
　　龚仲奎12岁那年考进了中国杂技团,学员班宿舍在白家庄。个头略猛的龚仲奎和另外三个师兄弟被选进飞车队,随队学习。他记忆中的老师皮德福是严厉的。“每天早上4点,老师就在窗户外面叫我们起床。如果叫一遍不起,他就要发火了,老师脾气很大。我们几个小子贪睡,没少挨骂。”高强度的骑行是飞车演员的首要基本功。他们骑着自行车从北新桥出发,途经西直门、黄寺、五棵松,一个大圈子绕回来足足有50公里,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
　　1960年,中国杂技团只有一辆小轿车,是供时任团长田蓝公务出行用的美国雪佛兰。凌晨4点～6点,这辆车特批给皮德福训练用。几个傻小子卖力蹬着自行车,皮德福开着雪佛兰监督。在自行车都难买的年代里,这一行人绝对是北京城街头的西洋景了。
　　龚仲奎对老师另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款。皮德福很有钱。
　　皮德福祖上一直是皇宫里的裱糊匠。宫里的房屋也有需要糊补顶棚的时候,偶尔红白喜事,糊个纸人纸动物,这一家人靠此为生。因为给皇家打工,自然要住在故宫附近,所以皮德福的祖宅修在南池子。直到1975年皮德福去世,他一直住这儿。即便用现代人的核算标准,他也是富的,一套皇城根的房子,可是上千万的身价呀。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初,皮德福就有二三十万元的存款。
　　1940年前后,还是一名普通舞台车技演员的皮德福随私人马戏团到马来亚演出,他第一次看见飞车表演。在马来亚演出的几年,皮德福与这名英国飞车演员成了朋友,不仅学到了飞车的技艺,还接受了这名英国人的馈赠――全部飞车道具。
　　皮德福开始独立演出,他为人开朗爽快,结交了不少朋友,有的干脆加入他的车队帮忙。阿明就是其中之一。阿明是个马来亚孤儿,名字是皮德福起的。当阿明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看到皮德福表演飞车,他一下就喜欢上这个会飞车走壁的小个子中国人。见皮德福表演辛苦,阿明嗖嗖地爬上树摘椰子给他解渴。
　　就这样,皮德福说:“跟着我吧!”阿明跟着皮德福一起进入中国杂技团,天资聪明的阿明无师自通,在后来的日子里帮助皮德福修理道具,维护演出电路。直到飞车队解散,阿明才独自进入中国杂技团马戏队帮忙。
　　
　　他像慈善家
　　解放前,皮德福已经有了自己的车队,在印尼、越南、泰国巡演。听到中国全国解放的消息,皮德福决定回国。上海向来是一个能接受新鲜事物的城市,皮德福一回国就到了上海大世界表演飞车,座无虚席,每天的收入有上百元人民币。上海的黑帮势力猖獗,为了能继续表演,皮德福曾给黑帮头领送过两根金条。“文革”中,这是一条很重的罪状。
　　“我是北京人,我就该在北京。”龚仲奎转述着皮德福的话。1955年,皮德福回到家乡北京,加入了中国杂技团。他的人马原班成为中国杂技团飞车队,与其并列的还有杂技队、马戏队和魔术队。皮德福和关玉和是中国杂技团的首批一级演员。
　　皮德福的飞车道具折合成一部分费用转让给中国杂技团。团里第一辆80人大轿车就是用皮德福运输演出道具的美国十轮大卡车改装的。可以说,皮德福是中国杂技团的首富,30万现金存款,在50年代的北京,绝对是一个富翁神话了。
　　就是因为太富了,让皮德福的生活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些格格不入。1958年前后,他的演出道具一律是进口的。自行车是英国三枪牌,摩托车是英国飞利浦牌,单人汽车是用德国维根轿车改装的。皮德福慷慨好客,三年困难时期,他带着朋友、同事进出鸿宾楼、全聚德、四川饭店等京城最富丽堂皇的场所用餐,因为只有这些地方的食品供应是无需票证的。皮德福酷爱饮酒,一个月20几瓶茅台。在龚仲奎的记忆里,老师中午、下午、睡前三顿酒是必不能少的。
　　皮德福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他拥有着巨额的财富,却放弃个人演出的财路,领着每月100多块钱的工资,心甘情愿地加入了中国杂技团;困难时期,他几乎花掉了全部积蓄,无非也是让朋友、同事吃饱吃好;在他巡演的日子里,收留了马来亚的孤儿阿明,就连一子皮小弟、一女皮少兰,也是他在上海孤儿院抱养的孩子……
　　
　　各地杂技团列队迎接
　　龚仲奎说老师的想法很朴实,其实,皮德福是个有立场的人。
　　1956年起,他作为中国杂技团飞车队的一名演员在国内各大城市巡演。飞车表演发展的鼎盛时期有几项绝活:皮德福的螺旋式飞车、自行车钻火圈、摩托车360度俯冲、飞车扔镖刀;龚仲奎继承了老师的大波浪式飞车;皮少兰的飞车射箭;皮少来与田伟荣的飞车对穿等。
　　在广西、海南,飞车队的演出票炙手可热,每日凌晨就排起购票的长龙,一个上午能卖出一周35场演出的票。皮德福每到一地,当地杂技团都会派出乐队到火车站站台奏乐迎接,多少入团的邀请被他婉言拒绝,还是那句话:“我是北京人,我只能在这儿。”
　　1962年,皮德福带队在广州演出,一个体形健硕的香港老板几次登门。龚仲奎清清楚楚地记得,老师一到下午就躲在里屋,让他转告香港老板:“师傅不在。”后来,龚仲奎才听老师说,那名香港商人想花巨资买走飞车队,甚至跑到北京和相关部门协商。“老师经常说,‘人总有一老,落叶还得归根。我在中国杂技团挺好,哪儿都不去。’”
　　龚仲奎很惋惜老师早早去世,“他本来就有胃病,平时不能吃米饭,面条也就一两多的量。”“文革”还没结束,皮德福就离开了。在他生命结束的最后10年,没能再表演飞车。这是他的遗憾,也是龚仲奎的遗憾。因为飞车停演后,龚仲奎又被调回杂技队,“如果能继续演飞车,可能我在北京也小有名气了。”龚仲奎淡淡地一笑,毕竟,时光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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