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北大红楼]北大红楼

　　沙滩红楼原是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因孕育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而驰名中外。北大红楼曾诞生和培育了两位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有影响力、最杰出的人物――李大钊和毛泽东。我从北大红楼度过青春年华,步入人生多艰的旅途。那是60年代风起云涌之际,一个有良知、有理想的青年无悔的选择。
　　
　　往事钩沉
　　1916年9月,北京大学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20万,筹建后来成为北大象征性建筑的沙滩红楼。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后,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主张促进了北大的发展,也促进了意义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正是从北大发源,瞬间发展成了席卷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五四”的游行示威,是从沙滩红楼开始的。那时候,北大的红楼后面还没有灰楼,是一片空场,大家在那里集合排队。同学们的爱国情绪火苗似的高涨,队伍走出了学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进发。队伍前面,举着一副白布对联,跟挽联一样:“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余孽死有头……”
　　作为当年北大图书馆的红楼,不仅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是我国杰出的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家、宣传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办公地,也是1918年第一次来北京领导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毛泽东的办公地。至今被辟为新文化运动纪念地的红楼仍完好地保留着他们两人的工作旧址,供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参观、怀念。
　　
　　红楼调研
　　北京革命圣地之一的北大红楼,1949年后迎来了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他们是北大图书馆系的周龙祥老师和几个大学生。他们和时任红楼文博所研究员的朱希元组成了学习调研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筹备处。我和他们认识的时候大约筹备处刚刚成立。那时,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成立了“12?26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专门学习和研究毛主席的生平业绩。我们首先想到去北大红楼串联,目的是了解毛主席青年时代在北京的革命实践活动。我与周龙祥老师不期而遇又志同道合,便欣然联合起来一起工作。
　　朱希元老师为我们找了一间靠马路的南平房当办公室。桌椅和文件柜都是现成的,房子很宽敞,门朝红楼(北)开。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去那里看书报、翻阅资料。我们有时还要到北大燕园的藏书楼去查阅旧书报,搜集资料。我们小组的李勇,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年级女生王华也经常惠顾红楼办公室。王华是我家的邻居,长得白皙、苗条,又爱说爱笑,后来去外地搞起了调研工作。李勇个子不高,但很结实,白皙的面孔镶嵌着一双闪烁、明亮的大眼睛,一看就知道是个混血儿。的确,他是第一任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大姐的孙子,其父是苏联人。父母离异后他就长期和祖父李富春、祖母蔡畅生活在中南海。他和我弟弟计三猛是北京八中要好的同学,所以在运动中,我们常一起开会,对运动中很多问题的看法一致。我们开展“12?26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工作后,李勇欣然参加。他平时少言寡语,工作中埋头苦干,勤奋扎实,抄写了很多资料。还从蔡畅大姐那里采集、了解了有关青年时代的毛主席的一些宝贵资料。
　　我们和北大师生一起搞了许多调查:景山东街的三眼井有毛泽东曾经住过的小屋;北长街毛泽东居住、办公,编辑《平民通讯社》、领导“驱张运动”的福佑寺;还有陶然亭公园,湖南会馆等。当地居民还记得毛泽东当时在湖南会馆开会时穿的是一件旧黄呢大衣。80年代,周龙祥老师因工作忙、身体又不好,就把北大调研来的材料都交给了我,希望我能完成他的未竟之志。这些珍贵的史料记载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先后两次来京开展革命运动的详细情况,放在我手中始终是沉甸甸的。
　　
　　一次鲜为人知的借书
　　80年代中,北大开展旁听、进修文科课程活动。我得到周龙祥馆长和大哥计红绪的支持,欣然前往参加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的进修。周龙祥老师虽然已不再教书,只负责图书馆工作,但他依然像从前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为了让我安心读书学习,他帮我买食堂餐券,还让我用他的借书证到图书馆查阅资料。他以一颗严师良友之心,关怀着我的成长,每到教师节我总会想到这位为人师表的老师。
　　当周老师知道我要把关于北大红楼调查的资料和多年研究的心得整理出版后,他热情支持、大力帮助,并向我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1954年下半年,报刊上出现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对此,毛主席十分关注,他特意写信给中央一些领导及其他的有关同志,信中说:“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134页)就在这一时期,毛主席想要借阅北大图书馆馆藏珍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又称《庚辰本》。此书成书时《石头记》作者曹雪芹尚在。当时脂砚斋屡次为他整理书稿,并加以评注,到庚辰年(1760年)至少已历四次。所以北大的这部书是最接近作者原笔的过录本。从脂砚斋对该书的评注考察:“说明此本所依据的底本,可能是接近作者与整理评注者自存本的一个钞本”。(1974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出版说明)由此可见,该书对研究《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有着特殊的意义。
　　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到北大,把介绍信交给马寅初校长。马校长知道陈玉龙与图书馆向达馆长交情甚笃,所以把借书的任务交给了陈教授去办。马校长知道善本书是不外借的,便叮嘱玉龙说:“我晓得向达的脾气,你要好好对他讲,毛主席需要看,书一定要借!可以提示一个借期。”玉龙到向达家里,给他看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传达了马校长的意见。当向达知道来人正等候在校长办公室时,立刻在介绍信上写下“同意借出,借期一个月”的批语。于是陈玉龙持信从图书馆善本室借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共八册,交给中央派来的工作人员,并请他们把借期一个月的期限转达给主席。
　　书拿走后,马校长、向达馆长和陈玉龙的心里都不平静,想到毛主席日理万机,会不会把借期忘了?没料到,只过了22天,中央就派人把书送了回来。见到完好如初的书后,马校长喜形于色,招待客人用茶。陈玉龙把书交给向达时,向达眼睛有些湿润地说:“想不到提前还回来了,主席,主席记得好清楚!”
　　北大人对毛主席的赤子之心深深感染着我。在举办首都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之后,作为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的我开始酝酿、筹备北大毛泽东诗词讲座一事。这个倡议首先得到了北大社会科学部领导、老师的支持,也得到了中国毛诗会领导的支持,逄先知会长批复说:“这是好事,我很赞成,关键是要抓落实。”回顾从红楼调研到启动毛泽东诗词讲座,历时近半个世纪。时代骤变,沧海桑田,从少年学子到花甲作家,时间和地域的间隔使我对这座百年最高学府总有一种遥远而亲切、陌生而真诚的情愫。我愿这高深莫测的学府圣地,伟人驻足、留恋、心系的美好校园,永远像晶莹、皎洁的北斗星,闪闪发光。成为鼓舞和照耀万千青年学子走好人生之路的摇篮!
　　编辑/韩旭 hanxu71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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