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京城行医，也分三六九|旧京城四美

　　旧时的北京虽是京师所在，但医药事业却很落后。家祖缙桂先生擅长中医儿科，父张振启先生亦是皮科专家，故此笔者自幼对有关济世良医的故事耳闻目睹。 　　北京旧时有多少类行医者？他们是怎样的一种生存方式？
　　明清以来，京畿郊县，行医者大概分为四类。他们各行其道，彼此之间并不因生存而斗争。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服务对象不同，行医方式不同所成。
　　
　　
　　儒医，一等“贵族”
　　
　　旧时的中国是农业社会，行医者或家传或由师父带徒弟的方式传承。北京因是首都，文化底蕴深厚，所以第一类首推为“儒医”。
　　所谓“儒医”即是秀才大夫，他们是以古代医学经典著作为教材，不在索取报酬上斤斤计较。
　　北京的儒医有两种群体。一种是内廷太医院的大夫，还有经此门径传授的行医者；另一类则是在家中开设门诊，只开方不配药的秀才大夫。这个儒医群体相互之间时常往来聚会，面对流行疾病以及接触的病人情况进行磋商，这种以儒医统领京城的局面一直维护到清朝末期。
　　韩一斋先生是光绪年间太医院院判李子余的弟子，在太医院任恩粮。民国初年，在府右街石板房胡同寓所悬壶济世。
　　冯济卿先生早年曾为太医院吏目，民国初年，在崇文门外东河槽2号寓所济世。关月波先生则不同于太医院出身的名儒医，他开设的医馆取名“乐道堂”。早年还曾设私塾馆教授四书，以博览古典医学图书作为“远师”，通过自学理论后临床诊病行医40多年。他对肝硬变腹水、天花、麻疹、猩红热等时疫急症十分擅长。
　　清末民初的京城儒医远不止这些代表人物，还有很多因时代变迁而埋没。西方教会医院进入北京后，使得在京的社会名流以及官员商绅等多相信西医，北京儒医的地位每况愈下，以致在民国初期竟与一般药铺的“堂医”为伍，步入到直接与出售药品和经纪人之间的矛盾中，使之逐步成为具有江湖气的郎中。
　　
　　堂医，名副其实的实践家
　　
　　北京的药业向来行其商道，每个药铺都有自己的经营风格。除了经营南北生熟地道药材外，他们还兼营批发京畿各地乡镇。一般如西鹤年堂、同仁堂等大药铺设有参茸专柜，也有专门经营人参、鹿茸、牛黄、麝香、狗宝、虎骨的药铺，此类药铺都称为“参局子”，他们的药库很讲究，麝香、牛黄等还要设在地窨子里。
　　著名画家吴镜汀、吴光宇昆仲的祖上就是专营参茸的。当年在东绒线、石碑胡同一带都知道吴家参局子。这种专营名贵药材的药局一般不设门脸儿，多是以家庭为中心营业，从外观上看就是个宅门寓所的样子。
　　旧时素有买药不诊病之说，所以京城药铺掌柜以及东家只做中药的买卖，不准为患者诊病。各行都有章法规矩，彼此维护买卖生意的规则。如此一则可以使药铺不会为出售名贵药材赢得暴利而让患者担心，二则还可以让药铺与患者之间不会直接产生误会和麻烦，三则在抓药时由领柜监督不至于出现纰漏。早年，药铺包药时要把每味药分包，在纸上还印有药效及主治功能。一般开设药铺必须有位坐堂应诊的大夫，此位应诊的先生即是第二类医生――“堂医”。
　　旧时，北京的堂医分为两种，一种是名医轮流坐堂诊病，另一种则是久坐某一药铺的普通医生。此种堂医是京城医药界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但见多识广，而且擅长各科杂症，与三教九流各阶层的病人都能对答如流，在临床诊病方面有诸多经验。但堂医的文化程度却良莠不齐，甚至有的大夫还不能对付一般的常用字。
　　清末以来，随着西医传入北京，使得不少“儒医”从业“堂医”，从而使北京的“堂医”达到鼎盛。
　　
　　乡医，难登大雅之堂
　　
　　明清以来京城医者多半以家传方式行医，此种家庭世代行医，而又不到药铺坐堂开方，他们多是自己炮制各种药剂，诊治一般头疼脑热的常见季节病症，此种大夫即是第三类医生――“乡医”。
　　“乡医”的含义在北京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世代在某一地区居住行医的家庭，另一种则是向师父学徒期满后自行在家中开业行医者。区别于儒医的地方就是不开方剂，只是依照病人的症状治疗。
　　因系世代家传行医，有很多秘不外传的偏方或诊治手段。除了针灸、拔罐子，还能捏积治疗小儿食积、奶积等。对于中风不语、半身不遂等病，凭借家传经验利用针灸治疗效果显著。
　　民国年间，京城最后的乡医仅由回教民众传留。其中最擅长的科目也仅限外科，但疗效在当时任何医术都不能与之相比。
　　宣武门外香炉营刘云峰与刘少峰父子的医馆擅长治疗各类脓疮，他们还是尚小云主办的荣春社京剧科班的校医。他们刘家行医世代相传近百年，后辈耳熏目染大都能诊病开方。
　　丁德恩原名庆三，因医德高尚被人们尊称为“丁三巴儿”。“巴儿”是京中对回民的尊称，即是“爷”的意思。他在崇文门外羊市口开设“德善医室”，治疗各种外科以及皮科疾病。自行研制的白降丹、红升丹等成药疗效显著，可以与西医的消炎粉媲美。他的诊所是一座小木楼，故有“外科小楼丁”的绰号。
　　丁三巴儿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能背诵《外科正宗》，还把多年诊病的经验整理成《德善医室疡科效方》。他还经常舍药义诊。当时乡医的外科手术还处于原始阶段，诊所总是出资待患者进餐后再开刀。偶有患者排脓不畅时，这位丁三巴儿就会用清水漱口后吸脓排净，这种原始治疗方法使得患者们无不视为救星。
　　旧时，京畿各处以及关厢、村镇都或多或少地分布着乡医，他们因久居某地几代行医，基本维护着当地民众的诊疗，因为行医者的文化程度不高以及多数为经验诊病，所以历来不被儒医或堂医所尊重，故其他门户的行医者多不入此门习医。
　　
　　铃医，虎口取骨的杂家
　　
　　在京城的行医者还有最后一类医生，他们是左手提着一个小药箱，右手举着一个环形串铃的江湖郎中，这就是第
　　四种――“铃医”。
　　所谓“铃医”是指他们右手举的那个环形串铃，这个串铃好似太上老君手中握的环子，但中间加上了几颗铁蛋子，右手举过头顶后向左猛转，使得铃铛发出“哧、哧”的独特响声，这种声音与其他生意人用的响器家伙发音都不同，使人一听就知道是郎中来了。
　　郎中手里拿的这个环形串铃可不一般，它是唐朝的药王爷孙思邈所传。据说当年孙真人出长安入山修炼的半路，遇到一只老虎张嘴跪地乞求孙真人诊病。原来是老虎的口腔中有一根残骨卡住。孙真人随即就用药担上的一个铜环撑住虎口，顺手将虎口中的那根残骨头取了出来，老虎匍匐跪地相随孙真人入山。后人为了纪念孙真人为老虎诊病，以铁或响铜制环形串铃铛，取名为“虎衔”，民间口语称为“虎子”。
　　此类铃医于民国时期就在京城消失了，但在外城周边或郊区乡镇还偶尔出现。他们是一种游走的行医方式，原有自己的买卖道儿，与其他几类医生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生意冲突。而其他几类医生的病症还要仰仗这些铃医们来治疗，这就是所谓的“医不自医”。
　　另有一些串乡铃医还兼兽医，骡、马、驴、牛、驼、羊、猪、犬以及鸡、鸭、鹅等的疾病都能治疗，还擅长治疗被动物咬伤以及红伤。那个虽然不大的小药箱却如百宝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病症，仅凭着这个小药箱，全都能对付。
　　儒医名家叶天士曾经为一个让狗蝇钻进鼻孔的病焦急，各种医学书籍中都没有如何治疗的办法。用镊子往外夹根本没有效果，那个狗蝇还是一个劲儿地往鼻孔里钻。名医叶天士也急得心如火燎，听得街上有一个铃医在打串铃，叶先生马上叫人把那个铃医请来，询问如何应对这种急症。那个铃医一笑说：“用一撮热狗毛，塞入鼻孔，狗蝇一闻狗毛见热犯味儿，狗蝇自然往外爬，钻到狗毛中带出来。”以此法治疗果然见效。叶老先生千恩万谢，拿出许多银钱致谢，而这位铃医临走时却说：“见识有深浅，各行有高低。钱财如粪土，人情属第一。”尔后言明，同行诊病无须用钱。
　　
　　此四类医者有共同的祖师爷，就是被唐太宗敕封的药王孙思邈真人。儒医祖师是扁鹊、张仲景，堂医除了前几位神圣，还要兼供东汉名将裴彤，乡医一般多供华佗。伊斯兰教信徒则不能拜偶像，还须虔诚教门地起个古兰经名。孙思邈是铃医的嫡祖师，华佗也是他们必须祭祀的祖师。
　　旧时的这几类医生之间有着良性的循环链，“儒医”的病人是没病看病的贵族阶级，“堂医”的病人是有病看病的社会群体，“乡医”的病人多是就近就医或是专科诊病，而“铃医”则是专为看不起病或没看过病的劳苦民众解决燃眉之急。“儒医”制不了药，“堂医”开不了刀，“乡医”救不了命，“铃医”拿钱就跑。这虽然是当时社会对这四类医者的概括，但他们在社会中曾经起到互补作用。
　　编辑/冯 岚 ffee@vip.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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