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双户口注销带来的问题

　　记得，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内的个别媒体上探讨过“我国户籍制度现状”的话题，说世界上好像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还在实行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而我们中国即属其一。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丰富，对于“户口”的一系列问题，我终于确信历史遗留下来的，我们正在沿用的东西并不公平，体现出严重的歧视，它留给人们的是心酸的历史和守人痛楚的现实。我也确信，只要我们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站在全局、整体的高度，那我们会找到理想的办法和路子。回顾历史，审视现实，让我们看一看“户口”究竟给我们的国民和同胞带来了什么。
　　“我们不可以因为自己的富足安逸。而忘记了生活中还有穷人和不幸。”
　　 曾经，我们北方人听到上海话、广东话是陌生的。新奇的；曾经，上海人的“小气、精明”，北京人的“乖巧、骄傲”，东北人的“豪爽，粗鲁”，常常成为某些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不仅如此，北京人到外地绝少拿京腔京调，北方人去上海也常常受白眼儿，同属于一个祖国，为什么地域观念如此的强烈?为什么视自己的同胞为异族?每当春和景明之时，或金秋送爽之季，我们又何曾有过南迁北移。别居新乡之想？中国人终其一生极少有人能动此念。北京人生生息息于北京，兰州人世世代代于兰州。
　　记得还是在二十年前，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一位身着牛仔服的小伙子不小心踩到一个女乘客的脚，他不仅遭到了对方一顿京腔纯正的训斥，临下车时还补了一句：“像个灰兔子似的，总往北京这儿跑干吗？”北京人，是多么优越和自豪！是呀，没事还是呆在家里为妙，为什么要到处乱窜?几年前，曾经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二十多岁的小青年来北京走亲戚，有一天出门后再没有回来，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间就消失了，仿佛在人世间蒸发了一般，亲人们心急如焚，数天内到处寻找杳无下落，最后千里之外的家中来了音讯，方知被遣送回家了。
　　不知从何时起，在一些城市又出现了“暂住证”，当初，据说外地人来这些城市办一个暂住证要花上几十元至上百元不等。假设一百万流动人口，所获自然不菲。相形之下在西半球的美国，申办一个公司，费用也不过一百美元。不仅如此，暂住证还人为地把人分成A、B、C三等。外地人在城市修鞋补胎可以、引车卖浆可以，而要找个体面点的工作，则需要本市户口。非本市户口的孩子，要想接受正常的教育，每学期还需交一笔“借读费”或数目可观的“赞助费”，致使众多的孩子失学于城市。城市，它在尽占天时地利的同时，却失去了最重要的人和，“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余秋雨《上海人》)。而北京人、深圳人……凡是自认为有优越感并实施地方保护的城市，外地人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还记得上一届的法国总统大选吗?以勒庞为首的极右翼势力的口号是“法国人一切优先”，他们主张：法国国民在所有社会福利方面都享有国民优先的权利。他们认为法国之所以失业率高、社会犯罪率高，其祸根都在外国移民身上。而解决办法就是驱逐外国移民，恢复死刑，严惩犯罪分子等等。众所周知，在法国六千万人口中有四百万是移民，巴黎城里每六个人就有一个是移民。按照单向思维，面对这样的局面，一切极端的民族主义、排外仇外主义，或者说新纳粹主义、种族主义似乎都能在本国本民族中间通过，然而就是这位勒庞及其主张，不仅遭到了欧洲各国的一致唾弃，而且在法国内部都没有通过。为什么？因为它是不公正的、狭隘的甚或是野蛮的、不人道的，它的前提是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保全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看它为别人甚或是极少数人提供服务的程度，正如一位西方学者说的：“我们不可以因为自己的富足安逸，而忘记了生活中还有穷人和不幸”。
　　历史上的一代仁君唐太宗，晚年总结出的治国用人五大原则，即有“视华夷一体，爱之如一”。以致后来一些所谓的明主仁君也仿而效之、大谈其道，但真正的视华夷为一体，却需要一套科学而完备的法律体系给予保障，如此才能天下一体、四海晏然。而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有什么比团结与凝聚力更为可贵和重要呢？
　　富兰克林：“当外国人在四处寻找能够获得更多幸福的国家并选择了我们的时候，这是对我们有深厚感情的证明，应该引起我们的信任和尊敬。”
　　我的一位朋友，他和妻子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八年，不久前，我去他家做客，晚饭后我们坐下来闲聊，不经意间我问道：“现在可是新闻时间，你们不看吗?”
　　“你指的是北京新闻?”他们夫妻对视了一下淡淡地笑了笑，没有回答我。接下来我的朋友提议和我出去走走。在路上他说道：“你刚才的话让我痛苦。不错，你关心北京新闻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你是个有学问的人，又关心时事，作为北京人怎么不关心北京的事情呢?”我说道。“我是北京人吗？谁承认过我是北京人？”不知为什么他突然间激动了，向我质问，“在户口和身份证上，我和妻子都明明标注的是甘肃兰州人。”
　　“可你在北京已经居住八年了，你已经是事实上的北京人了。”
　　不料这一下却让他感慨系之，他动情地诉说道：“兄弟，你知道每一个人的爱好和习惯，都会潜移默化地打上家庭的印记。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在世时，每当晚饭过后我们全家都要坐在一起，先看兰州新闻，然后是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已形成了惯例。我又何尝不看新闻、关心家乡事和身边事?可是自从我来北京之后，我就再没有看过完整的北京新闻，在内心里我甚至有意排斥它，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它的荣辱、它的兴衰、它的一切都与我无关。这八年中我好像一叶浮萍，每时每刻都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你不是北京人，你有北京户口吗?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和暂住证……’无论是找工作，还是在街道、居委会，总能看到这样的提醒。当我遇到困难、挫折时，我甚至问自己：你究竟是哪儿的人?你有家乡，可家乡与你已隔千里；你有户籍，可你现在是‘非法移民’；你属于这个国家，可在你心中竟没有温暖，安全的具象之所依。祖国呀，毕竟不是空洞、虚无的概念！我知道这种感受不宜说出口，因为没人理解，可憋在心里又难受。也许这是自作自受，因为没人拉你请你来北京，可又有什么办法?我不过就是为了生存……”
　　1787年，在美国联邦制宪会议上，关于要求外国人必须在美国居住14年才能被选举担任公职的不合理建议，富兰克林说道：“欧洲人民对美国是友好的……我看到革命过程中许多外国人真诚地为我们工作――许多本国人都反对他们的祖国。当外国人在四处寻找能够获得更多幸福的国家并选择了我们的时候，这是对我们有深厚感情的证明，应该引起我们的信任和尊敬。”这是成就一个伟大人物的思想基础，也是造就一个伟大民族的先决条件。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无论他迁到天涯海角，其最终目的不过是有一个最好的选择，生活得更好，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得更好、更幸福，那这个国家也就会 变得和谐而强大。他会认为身为中国人是自豪的、幸运的，这个国家给他以广阔的、自由的选择空间，他还有什么理由不以赤子情怀相回报呢？
　　如果说大人是无知的，那么孩子却是无辜的，我们给他们安排了不同的人生跑道和不同的起点……
　　我们在法律上严格设置了迁移的障碍，由于这种割据局面，使经济上的地域性差距日益拉大，事实上不但没有起到控制的作用，反而使某一地域的人口只进不出，形成了无序的滞塞、膨胀，失去了有机的良性流动循环。
　　倒转五十年，我们北京的人口也不过二百万？我不相信，现在多出来的一千万，是自然繁衍的结果。既然，我们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弃别过故乡而选择了“新大陆”，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允许别人进行选择呢?中国人向来安贫乐道，依乡恋土，如果不是特别的需要或万不得已，他们是轻易不会远迁的，有道是“故土难离”呀。据资料显示，在美国每个人一生要经历五次以上的异地迁移，每年约有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国内迁移住地。相比之下，我们的迁移还处在初级阶段吧。
　　有一个声音至今让我无法忘却：那是一位邻居的七岁女孩，她和父母由外省来到北京定居不过半年时间，但活泼的小女孩早已脱去方言，字正腔圆地用北京话与小伙伴们嬉戏玩耍，使你根本分不出哪是北京的孩子哪是外地的孩子。有一天，刚上一年级的孩子回来对妈妈说：“妈妈，我们交户口簿时，别的同学都说我们的(暂住证)颜色同大家的不一样，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外地人，他们是北京人呀。”
　　孩子并没有理解这样的区分，于是问妈妈：“那我也想要与大家一样颜色的户口簿，可以吗?”
　　“不可以，孩子，这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但颜色不同并不影响你的学习，好好学习吧。”年轻的妈妈还能说什么?难道告诉幼小的孩子：你除了自己户口簿的颜色与人不同外，每个学期还要多为你交一笔借读费，当你将来高考的时候，或许还面临着返回家乡报考等一系列问题，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你将来的毕业分配和就业还会出现与小伙伴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局。如果说我们大人是无知的，那么孩子却是无辜的，我们给他们安排了不同的人生跑道和不同的起点，孩子天真的问话让我们该怎样回答？
　　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不是摆出一目个理由为自己辩护，而是选择一千个理由提高自身的服务。
　　二百年前，江苏有个叫郑燮的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就是这位书画气韵劲峭、笔致高古，做官勤政于民、两袖清风的前清名士，谁能想到也遭遇过“户口之难”。据史料记载，当时山东潍县有个书生名叫赵拂云，祖籍四川，与母亲客居潍县多年，虽家境贫寒却自幼好学，在县里院试考了第一。按清制，接下来的乡试必须回原籍四川应试，但大考在即，蜀道遥遥，他又无钱回川，情急之下他找到了潍县的“父母官”郑板桥。于是，一向奖掖后学．惜才爱士的郑板桥给朝廷派到山东的缪大主考写信一封，详言赵生诚厚学优，事关前途，又陈述了地区之限的种种弊端，希望朝廷能弃短取长、除旧布新。岂科这位愚宫复信说郑板桥“私有所徇，乖违公义；不遵祖制，妄加非语”。气得郑板桥撕信大骂，早已厌倦官场的他于是劝赵拂云弃仕从民，并收其为弟子(后?赵拂云成了郑家的乘龙佳婿)。
　　二百年后，赵拂云的遭遇仍然屡见不鲜，或许在某些方面较之过去还要复杂得多。延续了干百年的旧制竟没有得以改进，也没有引起广泛深入的讨论与争鸣。是事不关己呢，还是我们不习惯于站在他人的角度、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进行思维?我们知道，改革永远意味着探索，而探索无疑包含着风险，但不改革就永远得不到发展。百语有流水不腐、户枢下蠹之说，水木如此，社会和自然界的一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当然，我们不否认人口的自由迁移给国家的行政管理带来了困难和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人口超千万的城市不在少数，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在过去、在今天一直存在，但似乎还没有哪个政府被这一点压倒过，也没有因这一点固步自封停上过发展。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不是摆出一百个理由为自己辩护，而是选择一千千理由提高自身的服务。
　　孔子说过：“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当我们少一点地域的观念，而多一点整体的思维，那我们就会眼界开阔，所思无极。能够使国民安居乐业、朝气蓬勃，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现代化建设的目的。
　　据说新的《户籍法》正在制定之中，我们期盼着它成为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科学而有力的法律保障。
　　编辑／葛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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