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在华五十年》:魂兮归来的司徒雷登】

发布时间:2020-03-01 来源: 人生感悟 点击:

  司徒雷登在中国名气很大,但真正了解他事迹的人却很少。   作为传教士、燕京大学创始者、中国通的司徒雷登,   他在中国期间到底做了些什么?   
  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名气之大,不在于他个人在历史中留下过几多痕迹,而是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被选入语文课本,影响了一代代人。作为传教士、燕京大学创始者、中国通的司徒雷登,只剩下了一副面目苍白又平庸可憎的面具,人人知道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代表,但又不清楚他具体犯下过哪些滔天罪行。
  于是,这些鸿泥雪爪被整齐一致的教育事业所湮没。
  1946年7月11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在他即将离开北京,南下赴任的前夕,一个中美协会为其举办了告别会。就在这个会上,他遇见了相交多年的老朋友胡适。彼时的胡适,刚卸下驻美大使的重担,他将在9月份上任北大校长。一个从校园走向政治,另一个从政治回归校园,两个人的命运在这一刻无声交汇,足以构成一个从个人到中国现代史历程的轮回。
  此后的中国政局,由重庆的谈判桌走向兵戎相见,国民政府江河日下,在风雨飘摇中撤离到台湾一隅。司徒雷登在1949年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上午七点四十五分,我终于飞离南京,下午十二点四十五分便抵达冲绳岛。”而胡适,则于同年4月6日,坐船去美国。胡适在走前反复念叨着陶渊明的诗“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以及给石涛画册的自题“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
  走上飞机,登上船,就是半生的魂牵梦萦。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埋葬在杭州,久远的时光让老人的遗愿得以实现。这一刻,距离他离世已经长达46年。2008年,民国史研究早已风靡全国,该知道的真相,很多人已经知道,已经如梦初醒,他们在心头愉悦地说,司徒雷登回来了,告别不了的司徒雷登。与司徒雷登在同一年去世的胡适,则一直没有移柩到大陆。
  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出生于传教士家庭,父亲在中国传教多年,他们一家长期居住的街道,得名为耶稣弄。
  司徒雷登从小学会了一口地道流畅的杭州话,等他去了金陵神学院,又学会了南京方言,到了北京则学会中国的官话。从这种语言天赋里,便能见到他对中国的感情之深,这里面杂糅了童年的美好回忆,青春的靓丽。
  11岁的时候,他们一家回到了美国,但根据司徒雷登的回忆,他在美国感到了不习惯,这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文明的差异。在美国,他过完了学业生活,于1904年回到中国,进行传教事业。在他的时代里,美国的海外传教活动一度如火如荼,众多年轻人激动不已地到异国他乡,他也在狭隘的选择空间里彷徨不定,他对中国的愚昧与蛮荒存在后怕,但最终还是来到了中国。
  他在杭州参与建立了杭州育英书院,之后去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1919年在北京创办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段。司徒雷登将《圣经》上的训诫“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结合起来,写下“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暮年时,司徒雷登回顾一生,写道:我坚持认为,人身自由是全人类的基本权利和生存前提。没有自由,就算赢了世界也毫无意义。
  司徒雷登从开创之初的惨淡经营,费尽心计去争取经费,再到兴旺时期,之后日军占据北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校园关闭,二战结束后恢复上课。然没几年,燕京大学卒于1952年院系大调整,幸有燕园旧址成了北大的新址。与燕大一南一北,同为教会大学的岭南大学,也消亡于这一年。
  不强求美国政府的一分钱,依靠民间集资来疯狂办学的美国传教士们,让日本占领军难以理解如此充满渴盼和热心的动机。珍珠港事件甫一爆发,在华沦陷区的美国人都被集中关押起来,日本人不断审问司徒雷登,在华办学用心何在。但尽管日本严重伤害了司徒雷登心中所爱的中国,在日军占领北京到日美开战前这段时间里,日本要求燕京大学须聘请日本学者,于是司徒雷登遴选了70岁的人类学家鸟居龙藏,这位日本老学者在燕大封闭之后,住在北京城潦倒过日,却拒绝本国政府的一切援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乏传教士们普济众生的例子。不仅是教育事业上,医疗上也同样有这种舍己为人的柔情举动,从非洲丛林里的史怀哲,到印度干旱土地上的特蕾莎修女,地球上四处留下圣徒们的迤逦影子。
  作为政治家的司徒雷登,留下的资料尚不够详细。我翻阅了黄山书社出版的《司徒雷登日记》,仅是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所记,写得很简要,里面极少参杂个人对时局变化的感情。此外,我觉得回忆录的另一值得关注点,在于司徒雷登对美国《外交白皮书》的反驳。
  “我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我的灵魂与这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人民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出生在中国,常年居住在中国,并和无数中国人成为朋友。
  “我曾经亲历了近代中国繁复的政权更迭……在亲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里,我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个古老并崭新的文明嬗变的痛楚。”
  这是世界公民司徒雷登在晚年回忆时的肺腑之言,在华50年于他是生死难忘的经历,于我们是刚擦拭掉灰尘的历史档案。
  (摘编自《经济观察报》)
  
  《在华五十年》
  (美)司徒雷登 著 常江 译
  海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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