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的出版文化:金庸三联广州出版社

　　说到三联的出版文化，不能不提到当年创办生活书店和《大众生活》周刊等多种刊物的邹韬奋先生。和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一样，邹韬奋也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之一。说起来，他对出版文化的贡献与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等人稍有区别：三位出版大家给出版界提供了出版的目标和理念(“开辟草莱”、启迪民智)，而邹韬奋给出版文化留下更多的是服务精神。
　　邹韬奋本人把对读者的服务工作做得很细。在编《生活》周刊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事们对读者来信的“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不肯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在总结自己的出版经历的《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生活史话》一书中，他说：“‘生活书店’的发达，当然有许多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但是服务精神，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在千百万读者好友心坎中播下的种子，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这是我们所应永远记取，发扬光大的。”邹韬奋的理念对三联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现在，他倡导的“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仍是三联的店训。
　　正是由于众多邹韬奋式的出版人的努力，使得三联成为读书人心中的品牌。为此，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先生曾经说过：“在金钱和权力之外，三联图书建立了第三种尊严：知识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
　　这就涉及邹韬奋先生所提到过的“事业性与商业性”的问题了。的确，在出版行业大受冲击的当下，三联也面临着生存的压力，也必须解决“商业性”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三联书店前几年解决“商业性”问题的策略并不妥当，其结果必然会砸三联的牌子。以三联的品牌和她在作者、读者中的感召力，的确没有必要因为追求“商业性”而卖书号、出教学辅导读物、出名牌刊物增刊。因为，社科图书也是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三联本身就出过不少畅销书，如《傅雷家书》、《万历十五年》、《陈寅恪的最后20年》、《第三次浪潮》、《金庸作品集》、《蔡志忠古籍经典漫画》等等。所以，以三联这样的出版品牌，与其出版与自己的风格格格不入的东西，还不如在社科图书的销售方面下工夫，在专注学术的同时，考虑推出一些有专业水准的轻松好读的社科图书，以解决“商业性”的问题。
　　无疑的，三联有一批优秀的编辑。说到底，三联的品牌也就是她的编辑们共同铸造的。何为三联编辑，三联编辑何为?读了王蒙的《回忆三联书店诸友》就知道了：“沈的特点是博闻强记，多见广识，三教九流、五行八卦、天文地理、内政外交，什么都不陌生。他广交高级知识分子，各色领导干部，懂得追求学问珍重学问，但绝不搞学院派、死读书、教条主义、门户之见。”
　　王蒙的这段文字把沈昌文给“鲜活”地体现出来了――真是一个“狡猾的”出版人!在沈昌文身上总结一下编辑的角色，那就是一编辑是杂家，也是社会活动家。
　　这样的编辑素质，这样的朋友圈子，这样的社会活动，对于出版者来说无异于选题“源头活水”，做文化的灵感也就源源不断了。沈昌文等人之所以能把《读书》办得那么好，办出那样的影响力，自然也得益于他的朋友圈子的集体智慧。
　　敏锐的嗅觉是一个编辑必备的素质。范用在《(傅雷家书)的出版》一文中说到《傅雷家书》的出版经过。原来，这本书是他与朋友楼适夷(也是傅雷的好友)在同去上海的旅途中闲聊而“聊出来”的。当时，楼适夷对他聊起傅雷对傅聪、傅敏兄弟俩的教育，范用听了很感动，“对傅雷与傅聪的通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阅读之后，一种强烈的愿望，驱使我一定要把它出版介绍给广大读者，让天下做父母的做儿女的都能读一读”。
　　于是，有了《傅雷家书》。
　　不要以为范用、沈昌文这两位出版大家都曾任三联的总经理才有这样的出书条件。事实上，这两位长者的出版条件并不是建立在他们权力之上。他们的起点都很低，早年都曾经是三联的小工人。用沈昌文的话说，他早先干的都是“仆欧”(bov)的活。他们由小人物而成为出版大家的经历，使人想起唐振常评价王云五的一句话：他是一个符号象征，象征了一个贫苦无依的人的奋斗成功的故事。
　　经济学家梁小民在《三联是我的良师益友》一文中说到编辑王焱建议他改变文风之事。当年，王焱认为梁小民的文章写得有些刻板，不好读，建议他给《读书》写文章时“要让人爱读，读起来有趣”。为此，梁小民对自己的写作风格进行了反思，发现他的文章“写法太教条了，有些八股文风”，于是，决心改变文风。梁小民说，“这种努力使我能写出一些读者喜欢的文章”。后来，他还写出了《经济学是什么》、《寓言中的经济学》等几种畅销书。对于编辑的合理建议，梁小民还是心存感激的。
　　在《我与三联》里，可以读到不少类似的编辑“正确引导”作者的例子。陆键东在《历痕与记忆》一文中说到责任编辑潘振平对《陈费恪的最后20年》一书书稿的修改设想。他确定这部书稿“是一部好作品”，“希望做成精品”，“建议合并一些章节，使相关内容更集中，阅读更方便，‘为读者着想’”。后来，《陈寅恪的最后20年》备受读者瞩目，成为当时人文精神讨论中最受知识界关注的图书。
　　创办《读书》杂志是三联对中国当代文化的一大贡献，当年“读书无禁区”的讨论，对那一代的读书人的影响异常深远。而《读书》也为三联赢得了知识界的尊重，一时之间，三联的作者群显得壮大非凡。时至今日，虽然《读书》已是经历了几个“读不懂”的阶段，但在当代学人与读者的心目中，她的影响力依旧不容低估。
　　杨绛先生说得好，三联的特色是：不官不商，有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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