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光涵:我亲历第一面五星红旗的诞生】 五星红旗歌词

　　现年90高龄的彭光涵老人曾参与新中国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见证了新中国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的诞生过程。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今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开幕。筹备会设立了6个小组,分别进行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方案。彭光涵当时担任第六小组的秘书,他说:“当我知道自己被委任为第六小组秘书时,心情非常激动。”
　　194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等7家报纸开始刊登政协筹备会关于征集国旗、国歌、国徽等方案的启事。国内解放区各报纸、香港及海外华文报纸也立即转载了这个启事。征集启事刊登后,国内外各阶层人士热情应征,彭光涵和筹委会工作人员每天都加班加点拆封、审阅、登记、统计全国和国外各地群众寄来的来稿。截至8月20日,仅国旗的应征方案就达1920件,图案2992幅。
　　第六小组经过认真初选、复选,最终确定了38幅图案,以“复字第×号”作为编号,编辑成一册《国旗参考资料》送交大会审阅。
　　1949年9月23日上午,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分组讨论国旗方案。各小组讨论十分热烈,也有很多争论,最终也没有就国旗方案形成定论。
　　周恩来在听取了彭光涵对第六小组推荐的38幅图案和当天各小组的讨论情况的介绍后问彭光涵:“你接触过很多图案,也听了很多反映,除了1、2、3、4号图案外,还有哪些图案有比较多的人喜欢,容易获大家一致同意。”
　　彭光涵翻到《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并拿出投稿人曾联松的原稿对周恩来说:“这幅图是在截稿前两三天才收到的。当时马叙伦、田汉、郭沫若等人认为这个图案有新意,美丽大方、简洁,但在五星内有镰锤不好,建议删去后可作为复选稿,印出来的图案是我根据小组意见重新画的图案。对4个小星的说明词是:‘代表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民主人士’,第六小组认为这个说明不符合中国国情,进行了修改。9月23日上午各小组讨论时,不少人对《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很欣赏,说旗面庄严美丽、制作简便、有中国新政权的特征,表示共产党领导下的四大阶级大团结。”
　　周恩来听后很满意,拍着彭光涵的肩膀说:“好,你按《复字32号》图案画一张大一点的图样,还要做一面大旗,用绸料做,明天下午交给我。”
　　彭光涵接受任务后立即四处寻找画笔、颜料、纸张,等一切备齐时已是后半夜了。他画好红五星旗时,窗外已微微发白,此时他却毫无倦意。他跑到食堂吃了一碗棒子面粥和两个窝窝头,然后骑上自行车直奔前门。他要抢时间在9月24日下午把红地五星旗缝制出来。
　　在前门大栅栏,彭光涵找到了一间制旗社,对站在柜台后的师傅说要做一面大的红地黄五星旗,并把《复字32号》国旗图案给他看,强调这面旗很可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师傅听后十分兴奋,马上把老板请出来洽谈。到下午3时,一面大旗做好了。当彭光涵要付钱的时候,制旗社的老板无论如何也不收他的钱,并说:“小店能为新中国做一面国旗十分荣幸,这样的机会想找也找不到。”
　　1949年9月27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天的最后一个议程是讨论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国旗、国都、纪年、国歌决议草案》。当大会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时,主席台展现出一面“红地五星旗”,所展示的正是彭光涵在大栅栏所做的那面红旗,彭光涵成为展旗人之一。大会对国旗的名称进行了修改,将“红地五星旗”改称为“五星红旗”。大会通过了将五星红旗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决议。
　　国旗方案通过后,周恩来要梁思成、胡乔木和彭光涵立即改写制旗说明。经他们三人研究讨论,改写后的制旗说明由胡乔木定稿,由彭光涵抄清后送周恩来审批。随后,最终确定的制旗法通过电报,传遍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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