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越女权的故事 关于女权的故事

　　三年前，瑞典媒体曝出了一条新闻：负责男女平等事务的监察官鲍格斯特吕姆卸任，由一位名叫伯格斯特吕姆的女士接任。伯女士上任后发现，虽然她和这位前任的男士名字只差一个字母，但前任的月薪是74000瑞典克朗，她只能拿到62000克朗，少了12000克朗（约合14000元人民币）。
　　这位新上任的监察官立即把此事曝光给了媒体。她对媒体说，就连负责男女同工同酬的官员都不能同工同酬，叫我怎么去监督相关法律的执行呢？
　　一前一后，一男一女，两位监察官的工资差距是16%。这个差距在瑞典人看来似乎很难接受，但按照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却是全球各国中差距最小的。目前，瑞典女性收入的平均水平约为男性的82%，即便是在欧盟国家中，像这样小的差距也不多见。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女性收入只有男性的50%～70%。至于其他方面，更是无法与瑞典相比。比如，在瑞典议会中，女性议员的人数占40%以上，而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只有百分之十几。
　　瑞典妇女争取平等走到今天，也经历了一些曲折，尤其是妇女从政。瑞典妇女1921年就取得了选举权，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被选进议会的女议员仍不多。1990年代初，一些女作家、女记者和女学者联合起来，呼吁各党派重视妇女，增加妇女候选人，否则她们将从各党派中把女同胞拉出来，专门成立一个妇女党。
　　1994年大选前的民意调查表明，这些妇女如果真的成立政党，将得到35%的选票。谁也不敢轻视这么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社会民主党立即修改竞选政策，提出了“把1/2的机会给妇女”的新口号。这听上去有点儿像中国人常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具体地讲，就是各基层党组织每推举一个男性候选人，就必须推举一个女性候选人。社民党的这一政策使它得到了不少选票。
　　在那一年的选举中，社民党获胜，议会中的女性成员大幅增加。瑞典政府的21位大臣中，将近一半为女性。记得当时有个新上任的文化大臣叫瓦尔斯特伦，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家住离斯德哥尔摩300公里的一座小城。为了确保她能够“公私兼顾”，瑞典政府首创了“遥控办公室”。每天早上，这位女大臣只要打开电视，就可以通过视频与在斯德哥尔摩的文化部的官员们联系，安排工作。
　　女大臣告诉媒体：“这绝不是放弃工作，而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工作。对于孩子来说，我能不能常常和他们在一起，我晚上在不在家都十分重要。我的两个儿子最关心的就是，每天晚上妈妈能不能送他们上床睡觉。感谢信息技术，使我有可能兼顾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
　　男女平等看上去主要是对女性的尊重，或被一些人称之为“尊重女权”，但在瑞典人看来，它已经超越了女权，而是在追求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平等。
　　（摘自《同舟共进》 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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