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三剑客_张守廉

　　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英才辈出，然而当时脍炙人口的“西南联大三剑客”――罗常培（1899－1958）、郑天挺（1899－1981）和杨振声（1890－1956），如今却罕为人知，有些文章甚至把“郑天挺”误当做了“郑天翔”。
　　最早称道这“三剑客”的，是吴文藻冰心夫妇。冰心自述：1938年秋，我们家辗转到了云南。为了躲避日机轰炸，我和孩子们住在昆明郊外，文藻则在城里上课。每到周末，文藻就从城里骑着马回家，还往往带着几位西南联大没带家眷的朋友，如被称为“三剑客”的罗常培、郑天挺和杨振声，苦中作乐。
　　为什么罗、郑、杨被称为“西南联大三剑客”呢？因为他们侠义心肠，忍辱负重，是创建和发展西南联大事业中的英雄人物。这三位所做的巨大贡献，在中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都是不能磨灭也不可忘记的。
　　“三剑客”互相之间很有缘分。
　　罗常培和郑天挺是同年、同月、同日、同地出生，都在1899年8月9日这一天生于北京。二人为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同学，后又在北大和西南联大同事多年。
　　杨振声比他俩年纪大九岁，也曾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学习，并同在北大和西南联大任职。
　　三人多年以来同学、同事，同命运、同甘苦，结成了同心同德的挚友。
　　他们三人也曾在抗战中为共同的事业而奉献。
　　自1936年起，罗常培兼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得知罗常培是满族人，又有一定的学术地位，想把他拉到伪满洲国演讲，对于这种拉拢和威逼利诱，罗常培婉言谢绝。
　　七七事变爆发时，北大的重要负责人多在庐山参加会议，只留下理学院院长饶毓泰、秘书长郑天挺和罗常培等人维持北大残局。那一年，北大和清华联合招生， 7月7日这天，罗常培与两校考试委员会的负责人，从上午8点到下午7点在红楼地下室监印了新生考题一万两千份。
　　罗常培在北平沦陷后，和郑天挺一起日夜守护北京大学校舍及教学设备。国事、校事、家事交织在一起，百感交集。随后，罗常培和北大同仁等到南方的消息，还收到在长沙的赵元任写来的信，得知北大、清华、南开及中央研究院迁湖南的情况，于是尽快南下，参与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
　　时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教授，安排并保护师生安全离校。郑天挺在夫人逝世不到一年的情况下，把五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只有十三岁）放在北京亲友家中寄养，而他只身离京内迁，一去就是八年之久。他于当年12月跟罗常培等人辗转至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受到师生们的欢迎。罗常培跟好友老舍先生，也都是单身一人迁向内地，为抗战尽力。他们的家属，也是多年后才辗转来到大后方团聚。
　　根据教育部的安排，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临时大学第一区――长沙，成立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作为教育部代表的杨振声当了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
　　局势越来越紧张，长沙也不安稳了，1938年2月，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并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迁分为几路进入云南。
　　杨、郑、罗三位教授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在西南联合大学共事。不仅都要上课，而且还共同担负联大的教学管理工作：郑天挺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杨振声兼任西南联大常委兼秘书长，罗常培兼任西南联大国文系主任。他们每到周末都要聚会作乐，共度良辰。
　　季羡林先生曾回忆,40年代他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北大是真正的精兵简政。只有一个校长,是胡适之先生。校长下面有一个教务长（郑天挺）,总管全校的科研和教学,还有一个秘书长（杨振声）,总管学校后勤。他们每天坐在一间不过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工作是负责六大学院、上万名学生、几千个教员的“吃、喝、拉、撒、睡”。但是郑天挺、杨振声、罗常培无论行政任务多么繁重，都始终不脱离教学。
　　罗、郑、杨如同大仲马笔下的“三剑客”那样，感情上情同手足，工作上配合默契，然而在性格上却各有特色。
　　杨振声教授周身散发着耀眼的人格魅力。梁实秋在《忆杨今甫（杨振声字）》中说：“今甫身材修长，仪表甚伟，友辈常比之于他所最激赏的名伶武生杨小楼。而其谈吐则又温文尔雅，不似山东大汉。今甫待人接物的风度有令人不可抵拒的力量。”他的形象被定格成“手中拿着一个大烟斗”，热情接待前来拜访谈天的教员，“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 杨振声豪饮的场面，也被人津津乐道。
　　杨振声的名士风采为许多人熟知。人们常回忆他“一袭长衫，手携竹杖，意态潇然”的放达。终其一生，杨振声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在教育及学术行政中，个人著述不多，而文学创作以早年的长篇小说《玉君》为代表。作为高校主要领导者，杨振声向以性情温和、潇洒幽默闻名，辗转周折于教育和学术行政。在当时学界印象中，其人品尤可称道。杨振声颇具才气，明显地流露在其文学作品、书法、金石字画鉴评甚至平日言谈之中。
　　郑天挺教授的性格则与杨振声截然不同：郑先生正直厚道，恭俭谦谨,仁慈忠恕，木讷寡言。田余庆根据亲身感受，称赞郑先生兼具“师”、“父”之德风，尊友爱生。郑天挺讷于言谈，讲课也不够生动，还有个很重的口头语：“这个……这个……”但是他不仅治学非常严谨，办事也极其认真。他任校务负责人期间，办公室可任师生随时推门径入，不务清谈，讲求实效。在北大历次民主运动中，他都力抗强权，保护师生。
　　联大学生王永兴说他“对学生像慈父一般”，罗荣渠回忆说他“真正是在关心我们……先生之关心学生，在今天买卖式的教学法中似乎是要绝迹了”。何炳棣赞曰：“只有毅生（郑天挺字）先生才具有儒、道两家智慧的结晶！”
　　罗常培教授的性格，内向含蓄、不善交际，他回忆童年说，自己从小就是“歪毛儿，生来拘谨，腼腆怯懦，计较表面毁誉，受了欺负就会哭”。他说他比较软弱，这跟挚友老舍倔犟的性格相反。所以他适合坐冷板凳，仔细查阅资料文献，埋头苦干，做冷门的语言学和古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工作，孤芳自赏。用老舍的话来说，“不过是独善其身，但求无过而已。四面不靠，来自黑白不完全分明。总想远远躲开黑暗势力，而躲不开，可又不敢亲近革命”。
　　老舍回忆他跟罗常培的友谊时说：“我们总是以独立不倚，作事负责相勉。志同道合，所以我们老说得来。莘田（罗常培字）责任心极重，他的学生们都会作证。学生们大概有点怕他，因为他对他们的要求，在治学上与为人上，都很严格。学生们也都敬爱他，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也严格。他不但要求自己把学生教明白，而且要求把他们教通了，能够去独当一面，独立思考。他是那么负责，哪怕是一封普通的信，一张字条，也要写得字正文清，一丝不苟。多少年来，我总愿向他学习，养成凡事有条有理的好习惯，可总没能学到家。莘田所重视的独立不倚的精神，在旧社会里有一定的好处。它使我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趟混水。”
　　新中国成立后，杨振声仍于北京大学任教，兼任北京市文联创作部部长。1952年调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当选为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长春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长春分社委员。1956年，病逝于北京，终年六十六岁。临终，唯一的遗嘱是将其全部藏书捐给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
　　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不久，罗常培被任命为语言研究所所长。当他收到周恩来总理亲笔签署的任命书时，非常高兴党和政府对他学术上的肯定、政治上的信任，决心把研究所办好。1952年，罗常培亲自跟北大商定，在北大成立三年制的“语言专修科”。这批学员毕业后成了语言所和其他单位语言工作的骨干。1956年初，教育部和语言所合办“普通话研究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每期约四个月。到1958年罗常培去世时为止，已办了六期，为地方培养方言调查和普通话推广工作人员八百多人。其中不少人在实践中成长为一些高等院校语言学科的师资或语言工作的骨干。凡是这些培植语言工作干部的事，都离不开罗常培的策划、安排，并且他还亲自参加讲课。他和王均合著《普通语音学纲要》，最初就是在北大“语言专修科”讲稿的基础上一再修订成书的。1958年罗常培去世，终年五十九岁。
　　1952年，郑天挺被调至南开大学，这使之离开了长期居住的北京，离开了子女，离开了其专业所不可缺少的清史资料最丰富的收藏处，这给其个人生活和研究工作带来了不便。
　　1979年郑天挺担任了《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1980年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1年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负责人、中国档案学会顾问等。
　　1981年12月20日,郑天挺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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