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乔冠华简历_我所知道的乔冠华夫人龚澎

　　龚澎是我数十年的战友、至交，她离开人世有三十多年了，仍令我时常想念。她曾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过许多贡献。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当年称情报司)，业绩斐然。她为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凡是曾经和她一起共事的人，无不对她出色的工作和高尚的品德备加称赞。大家都为她的英年早逝感到十分惋惜。
　　
　　她是周恩来身边最出色的工作人员
　　
　　我和龚澎认识是在1940年春夏之时，龚澎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那里调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从那时起，我和龚澎就一起住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楼下一间既阴暗又极小的房间里。屋内仅能放下四张小竹床，再加上一张小桌子就挤得满满的了。那时还有刘昂、陈舜瑶与我们同住，我们四人都是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的。刘昂负责机要、龚澎专管外事、舜瑶对外宣传、我负责文化。龚澎和我是对外活动的，都用《新华日报》记者的名义。我们俩工作的性质有差异，但生活在一起却很融洽很亲密。龚澎比我大八岁，我一直把她当大姐姐看待。她总是很谦虚地笑着说：我比你年龄大，但其他方面都一样。那时，我们虽然都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却身在险境。我们俩一般早出晚归，有时为了避开特务盯梢，有时黄昏以后才出门。要是哪一天有一个人回来晚了，另一个人就会为她担心：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呢?那时重庆不仅有特务盯梢，还有流氓欺负女性。所以，不管多么晚，我们都要等对方回来了，才一起睡下。我们常常躺在各自的小竹床上，龚澎和我头顶着头，说悄悄话，对各自在外边遇到的事也互通一下消息，交换一下看法。有时谈得高兴了，到半夜都不睡。记得当时刘昂常常会说我们几句：明天不工作了?快天亮了还说个没完。
　　那时候，龚澎逐渐结交了几乎所有国家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外国新闻机构中的中国雇员，还有许多外国新闻界的朋友，她不仅向他们宣传我们的观点，也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许多宝贵的情况，每隔几天她就向恩来同志写份简单的书面汇报，有关事和人的都写。恩来同志也不时地找她去作具体详细的汇报，她也提出一些建议供恩来同志参考。恩来同志根据情况，对一些思想比较进步、报道也比较客观的外国记者或是其他外国朋友予以接见，每次接见，龚澎都是陪见兼翻译。我们都能看得出来，恩来同志对龚澎的才干和辛勤工作的态度，一直是十分赞赏的。
　　龚澎当时的工作极为繁忙，那时候我们能够经常收到延安的消息和《解放日报》重要社论，龚澎一收到就立刻将有关内容翻译成英文并打印若干份，很快送到外国记者手里，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就会迅速发往世界各地。每遇到有重要材料、文件需要翻译打印时，她就忙得不可开交。开始时，她在我们那间小屋的小桌子上放个打字机，在很暗弱的灯光下，日夜工作，嘀嘀嗒嗒的老式打字机声响个不停。后来在三楼有了办公室，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张办公桌，龚澎的打字机也搬了上去。三楼一共有四间小房，最里面的一间，是叶剑英同志住的。一间较大的就成了公共办公室，室内放了八张三屉或两屉的办公桌。记得当时住在曾家岩五十号的同志，除了恩来同志与邓大姐，还有董老、叶帅、徐冰和张晓梅夫妇，他们各有一问小房，是办公兼卧室，其他工作人员，有党派的、军事的、外事的、文化的。都坐在这间办公室里，大家工作都很紧张。龚澎考虑到打字机的响声会影响别的同志办公，总是等到人最少的时候才在办公室里打字。白天大家都外出活动，人少些，她就在白天翻译打字，晚上出外活动，半夜再继续工作。那时候我们的生活都按照恩来同志的习惯来安排，恩来同志的办公时间一般都在午夜12时到凌晨4时，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做具体工作的人，这段时间都不能睡，要在办公室里等着，因为恩来同志不定在办哪一件事时要问到哪个人，就会把谁叫到他那里，或修改文件、补充情况，或接受指示。这时，我们有的继续白天没完的工作，有的看看书报，偶然有个别同志实在瞌睡了，就会聊聊天或打一会儿扑克牌。龚澎就利用这样的时间来干她的工作，但这样的时间也不多，更多的是在大家都睡了以后，她又继续工作。
　　我记忆较深的一段时间是在1940年至1941年间，那是皖南事变和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刚发表不久，接着发表了《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和《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都急需翻译出来，发往国外。那时候龚澎忙碌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觉也不睡，有一次连续两昼夜都没有离开她的打字机，饭是我给端到三楼她的桌旁，她匆匆扒上几口。有一天我清早起来跑到三楼一看，她脸都黄了，眼睛充满血丝，我又是感动又是难过地劝她：龚澎，你不要命了?!不能这样没日没夜地干呀，厨房蒋师傅给你煮了两个鸡蛋，快去吃了休息一下吧。她抬头看看我，露出笑容，亲切地说：不要紧，小张，谢谢你们还给我煮鸡蛋。我不由分说把她拉到一楼，吃完早饭后又把她按到小床上睡觉，可是没过两三个时辰，她又回到她的打字机旁了。
　　龚澎中文很好，英文更好。我看她不停地直接就在打字机上出英文稿，十分羡慕地赞叹：你真了不起，怎么看着中文就打出英文了呢?我真是由衷地敬佩她。那时候，我们都多么年轻啊，那是多么值得永远思念的日子……
　　
　　我和龚澎夫妇一起被派往香港工作
　　
　　1942年至1943年，乔冠华与龚澎相识、相爱，大家都认为这是很相配的一对。同志们都为他们高兴，1943年他们就结婚了。当时的革命婚礼是很简单的，不过是大家在一起吃些糖果、花生热闹一下。记得董必武同志还为他俩赋诗一首，写在一块红绸上。婚后老乔搬到曾家岩，那时叶剑英同志已返回延安，他俩就住在三楼原叶剑英同志的居室。从此，龚澎搬离了我们的宿舍。我还记得他们恋爱时我问过龚澎：听说你和老乔恋爱了?该结婚了吧?她表示还有点犹疑，她说感到老乔比较自傲，听说他对爱情有点浪漫。我开玩笑地说：浪漫有什么不好?古板才没趣哩。接着我认真地说：人无完人，他很不错了。当然龚澎也仅是想说点心里话而已。他们婚后那段时间是非常幸福的。
　　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我和龚澎夫妇又被派到上海工作，我们都住在我党在上海设的周公馆内，我和龚澎夫妇朝夕相见。那时龚澎和老乔领导几个青年同志，除了每日向国外和驻上海的外国记者发出大量新华社电讯稿，还办了一个外文刊物――《新华周刊》，这可能是我党最早发行的英文刊物。但不久即被国民党政府下令停刊了。
　　1946年10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国共和谈基本破裂，恩来同志准备率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撤回延安。恩来同志行前，对留在国统区工作的人员作了细致的安排：大部分同志回解放区，一部分有掩护条件没有公开过身份的同志留下做地下工作，还有一部分同志因工作需要，则去香港开辟新的工作。龚澎夫妇和我都是组织决定派往香港的。恩来同志离开南京以后，我们有十数人乘坐轮船从上海去了香港。
　　抗日战争年代，我们在香港的 工作本来有一定的基础，但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占领时期，我们的同志几乎全部撤回内地。1946年再去香港开展工作。困难必然会多一些。记得初到香港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先是各自投亲靠友分散居住，一个多月以后在铜锣湾租了两层公寓楼。那时那一带还是很荒凉的地方，交通也不方便，但能集中住在一起，工作上就方便得多了。龚澎一到香港即着手筹备出刊物，乔冠华是她最有力的助手。乔在香港有许多文化界的朋友，对办刊物能起到很大作用，乔在香港其他刊物上也发表了不少文章。那时我们还有几个工作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英文版《中国文摘》半月刊就与读者见面了。这一刊物旗帜鲜明地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为解放区的进步摇旗呐喊。对帮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正义事业和中国的革命形势，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中国文摘》出刊了，但条件仍是很艰苦。龚澎手下只有六七个人，从选稿、改稿、编排以至下厂校对都是这几个人干的。重要文章的翻译、撰写以及定稿、看大样都是龚澎和老乔亲自动手。好在香港没有国民党特务捣乱和审查关卡来束缚，大家觉得天地开阔了，心情舒畅了。放开手脚干工作，也使得龚澎、老乔夫妇精神振奋，生气勃勃。有时我上楼去看望龚澎，她虽然很劳累却总是精神饱满，充满乐观情绪。虽然那时人手少，但龚澎善于广交朋友，老乔又与文化界很熟悉，所以刊物得到当时在香港的各界进步人士以及外国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中国文摘》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并获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龚澎夫妇在香港工作直至1949年。
　　
　　我们一起走过迷茫艰难的岁月
　　
　　1949年后，因工作各异，我与龚澎夫妇接触少了，但我们还很有缘分。1954年，我的丈夫章文晋调来北京工作，那时，我们一家和龚澎一家始终住在同一宿舍大院。从无量大人胡同(现为红星胡同)到以后，我们都是近邻。平常往来虽不太多，但当心里装着无处诉说的话时，很自然就会去找对方倾诉，
　　1957年反右派运动期间，我听说龚澎被下放到北京郊区房山县劳动，而我在那段时间也在接受批斗，虽然我们在无量大人胡同住楼上楼下，但很少有时间交谈。1958年我们都搬到报房胡同新楼。那时，龚澎已从农村劳动回来，而我却一直到1959年党内反右倾斗争时还一直过不了关。当时我心中非常苦闷，许多问题也解不开扣。有个星期日，我走到龚澎家想和她谈谈心里话。那时外交部的反右斗争已基本告一段落，党内反右倾和龚澎也没有多大瓜葛。所以她表现得很平静，倾听我诉说挨斗的事。她劝解我说：我们对党内斗争都缺少经验，应该好好学习。还说你检讨了数十次过不了关，可能是仍得不到群众谅解，说不定是有人从中使绊。我告诉她，我也是这样想。我问起她和老乔的情况，她非常坦然地说：也不能说受到多大委屈吧，但我能下放到农村劳动一段时间，对我是非常有益的，你知道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接触过真正的老百姓了。她是真情流露，遇到什么逆境她都能正确面对，而且总是乐观的。说到老乔，她脸色稍微阴沉些，说乔太自傲；还说到抗美援朝结束后，李克农率中国代表团在板门店谈判时，老乔作为主要的副手，对克农同志不够尊重，认为自己更懂外交，关系搞得不好。她说老乔这毛病也不易改掉。
　　1965年我调到外交部不久，即随外交部“四清”工作队到江苏南通搞“四清”。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风已吹了起来。6月，我们回到北京时已是狂风骤至。首先是在文化部门，那时章文晋早已被任命为驻巴基斯坦大使，我也被任命为驻巴基斯坦政务参赞，立即要去赴任。当时我思想上很矛盾：“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又是从文化部门开始，而我在文化艺术部门工作了十年，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虽说我已经调到外交部，但应该回到原单位作个检查，有个交代，不应该就这样走了。
　　我已经向外交部领导提出要留下来，领导都劝我还是应该走。一天晚上我正与文晋商量这事。文晋让我和他一起去巴赴任，飞机票都已经拿到了。这时龚澎来了，她也劝我走，而我还是那股倔劲。他们都没办法，龚澎只好劝文晋一个人先去赴任，并提醒他要密切注意国内形势的发展。同时安慰文晋，因为我那时身体不好，她说她会照顾我，要他放心。岂料文晋走后不到十天，北京就乱了起来，一夜之间我就成了“三反分子、牛鬼蛇神”，被揪出来。学生很快冲进各文化机关，砸“四旧”，斗牛鬼蛇神，并且把我们部关进地下室。因为文晋不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无人照管，造反派允许我晚上10点以后回家给孩子做饭。外交部那时还比较平稳，在那幢宿舍楼中，我是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哪还有人敢进我的家门?只有龚澎知道我的情况，晚上到我家来。我们两人都带着迷惑的眼光互相看看，好像根本就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劝慰我说：“你从小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但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认识了就好，对党对自己都要有信心。”在那样狂风恶浪的时候，能听到这样的话，多么暖人肺腑啊!
　　时间没过去多久，“文化大革命”那股火烧到了外交部，开始是反资反路线，接着，打倒陈、姬、乔的大字报就上了街。外交部各级领导都被揪斗了。姬、乔被揪到王府井大街卖小报，龚澎也被揪，行动不那么自由了。相反，先乱起来的单位，造反派内部打起派仗，把那些重要人物关押起来，对我这样的人倒放松了。只要每日向造反派交一份坦白材料或认罪书，就相对自由了，还可以出外看大字报“受教育”。我一有机会就跑到外交部老址转转，到王府井看看。姬、乔真的被押到大街上卖小报，我看到老乔一副沮丧狼狈的样子，但还没有挨打。隔两天等到天黑半夜，我悄悄溜进龚澎的家，告诉她我看到的情况，让她放心。有一天回到院子里就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她还挨了打。我非常焦心地等到半夜，又悄悄溜进她家，看到她双眼失神，呆呆地独自坐在沙发上。我握着她冰凉的手，问她是否挨打了，什么被抄走了。她告诉我，造反派逼她交出工作上所有的笔记本，她拒绝交出，有人发火，就抓她的头发想往墙上撞。他们最终还是到家里来把所有的笔记本抄走了。她最愤怒的是那些笔记本内有属于机密的内容。
　　1967年初，刮起全面夺权、打倒一切之风，外交部也越来越乱了。那时我常到龚澎家给他们夫妇二人传递部内外的消息，我们常常关着门议论“文革”蹿上来的“红人”，对江青的言行我们都不以为然，乔冠华最恨姚文元，因为乔与吴晗的交情不错。龚澎在政治上很敏锐，她想得更深更细，她常常和我谈起，外交部受到那么大冲击，矛头是对着周总理和陈老总的。她认为首恶之人就是江青，摇扇子的是张春桥。我们之间共同语言很多，互相又都信得过，可以说无话不谈。说实话，在政治上乔冠华远远不及龚澎。在那样的大风大浪中，龚澎在掌着舵。1968年春，外交部许多大使、司长们贴出大字报，要求恢复陈毅外长的工作，即外交部出名的“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龚澎、乔冠华夫妇都在幕后支持，但不久又被批为右倾翻案的典型，他们夫妇又一次受到冲击。许多同志竭力保护他们，但龚澎从来都表现得光明磊落，坚定不移。她也在保护大家。
　　
　　龚澎去了
　　
　　1969年，我被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劳动去了，龚澎因为过度劳累。加上精神上不断受刺激，不幸患脑溢血病倒了，而且病情日渐严重。恩来同志对她极为关怀。龚澎住院期间第二次发病后，一直没能醒过来，医院曾建议开颅把血块取掉，有可能好转。当时老乔十分犹豫，怕有风险。恩来同志召集多方面的专家研究，认为既然有一线希望，还是应该争取。于是和老乔商量决定开刀，争取能有好转。但最终因拖延时间较长，还是没能扭转病情。1970年我从湖南干校回到北京，即去医院探望。那时的龚澎已完全靠各种器械维持着生命。我隔天都到医院探望，老乔常常坐在床旁，有时泪流满面，有时默默哀伤。有一次我又到病房，看见恩来同志正站在病床旁边，默默地看着龚澎，脸上显出伤感和无奈。出门时看见了我，轻轻摇摇头走了。
　　1971年，龚澎离开了人世。乔冠华和她共同生活、战斗近三十年，感情十分深厚。她走了，老乔悲痛欲绝，人都垮了，终日借酒浇愁，他家的阳台，以往堆放一些杂物，这时却堆着茅台酒的瓶子。他两三天就喝一瓶，很快茅台酒瓶子就堆满了阳台。那时住在报房胡同的几位和老乔过从较密的朋友，如符浩、陈楚、普生和我，几乎每晚都到他家陪伴他，通通消息，说说闲话，并劝慰他振作起来，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工作上。经过一年多时间，老乔才慢慢平复过来。
　　
　　(责任编辑　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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