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英达：名门世家的搞怪父子] 名门世家

　　 　　提起英氏家族，可谓世代名流。英达的曾祖父英敛之是满洲正红旗人，曾创办《大公报》和辅仁大学。曾祖母爱新觉罗?淑仲则出身于皇族。英达的祖父英千里，十二岁便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后任辅仁大学教授。英达的祖母蔡葆真出身官宦之家，其父是19世纪20年代的山东省省长。
　　在这样的书香门第，英达的祖父曾告诫过英达的父亲英若诚：一不可当官；二不可从艺。但英若诚和英达这对父子，不但没有遵从训诫，反而在演艺道路上，一代比一代走得辉煌。
　　
　　青葱岁月
　　
　　1929年6月21日，辅仁大学著名教授英千里和蔡葆真的第四个孩子若诚出生。
　　童年若诚聪明过人、思维敏捷，古诗词只要用心念上几遍，便能倒背如流。只是聪明没用到正处，若诚自小便顽劣异常，整日里恶作剧不断，是个出了名的“坏”孩子。但“坏”归“坏”，做起事来可一点不含糊，从不服输，所以在学校里虽然说常令老师们头疼不已，但学习却总是名列前茅。
　　1945年，英若诚自圣路易中学毕业，满分一千二百分的毕业考试，他竟然考了一千一百五十七分。当时，这一成绩可以免试进入剑桥大学深造，但他听从了父亲让他学习中国文化的建议，考取了清华大学。
　　在清华大学，英若诚靠他的学习成绩和聪明及爱搞怪的本性，迅速成了校园里的名人。
　　那时，他为了帮助同学们提高英语成绩，为同学们编写了实用的辅导材料。甚至考前，他结合教材和老师平时讲课的重点，竟然揣摸出了考题思路，自己给同学们搞出了一套“期末考试复习总纲和习题”，基本涵盖了全部考题，以至于很多同学都取得了高分，并且答案接近，让老师误以为是有人偷了考题。
　　当时父亲英千里已是北平市教育局局长，但为人正直清廉，只靠那一份薪水养家，日子过得很拮据。家里经济不宽松，英若诚在学校里也是紧巴巴的，有时候连一本自己喜欢的书都买不起。但这难不倒向来爱搞怪的英若诚，他灵机一动，想出个赚钱的营生。他在校园里租了一间小屋，然后从家里取来照相机，又借了一些简单的冲洗设备，一个像模像样的照相馆就开张了，他在照相馆上挂了个“集萃照相”的招牌，还亲自写了一副对联：
　　
　　冲晒敢称独擅
　　照相何必进城
　　
　　不想，生意还非常红火，所赚的钱不但解决了自己的生活费，还能贴补家用。
　　英若诚的小聪明不但能赚钱，还赚来了一个漂亮媳妇。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叫吴世良的名门才女从复旦转到了清华，插班到了英若诚的班上，一时引起无数男生的关注和女生的妒忌。那些女生合起来欺负她，一起推举这位上海来的娇小姐做伙食委员。那时的学生吃住都是自己安排的，大家推选出一个人当伙委，专门负责把大家的钱收上来，然后找地方准备大伙的伙食。吴世良在北京人生地不熟，哪知怎么买菜弄粮食，百般无奈之下，有人推举了英若诚，说他已经是两届的老伙委了，让她请教他一下。
　　英若诚当伙委还真当出经验来了，他从不去市场买菜，而是在菜刚种下的时候，就跑到菜地里直接把一小块菜地里的菜全买下来，把钱给菜农，然后让菜农照常施肥浇水，等到菜成熟的时候，英若诚再过来收。吴世良大开了眼界。
　　
　　因为伙食两个人熟悉起来，后来又一起加入了学校的剧团，一起出演了很多戏。慢慢地，两人互相欣赏，终于相爱了。大学毕业后，两人一起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并结婚生子。1951年，大女儿英小乐出生。1960年7月7日，吴世良又生了一个重达九斤的大胖小子，当时两口子正在读《水浒传》，英若诚特别喜欢里面的鲁达，便给自己的大胖儿子起名叫英达。
　　
　　狱里狱外
　　
　　当时的英若诚夫妇虽然还只是普通演员，但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却也无限甜蜜。这是英达小时候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刚上托儿所的小英达，就已是公认的神童了，他会画画，还会一项几乎成为当时幼儿园“镇园之宝“的绝活――捏橡皮泥。每每有人来园里参观，老师就一定会给英达发一块橡皮泥让他出来表演，他小小的胖手在众目睽睽之下，上下翻动，不一会儿就能捏出来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小动物，引来参观者的阵阵赞叹。自然，在父母跟前，他更是被宠为掌上明珠。
　　不料灾难突然降临。1968年4月的一天，英若诚夫妇双双被捕，分别关在两个监狱。
　　狱外的小英达被突然的变故完全打蒙了。他眼睁睁地看着大门被砸，家里家外贴满了大字报，接着他们从自家独院的大房子里被赶了出来，挤进两间小屋里。他跟着姐姐和外婆，没有生活来源，就靠卖些家具换粮食吃。
　　后来，姐姐英小乐插队去了内蒙古，外婆也被迫离开了，北京只留下了英达一人。正读小学的英达像个流浪儿一样，在街头讨过饭，在车站睡过觉，有时候饿得受不了了，就去投奔奶奶，或到四叔四婶家里蹭饭。
　　在学校里，英达更是处处受人欺负。有些高年级的学生甚至一边骂他是小狗崽子，一边打他的耳光。屈辱像一把刀一样，每天都深深地插在英达的心头，他盼望着父母能早点出狱回到自己身边。
　　出狱又谈何容易，英若诚被认定是特务，这个罪名可不轻，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但英若诚在狱里却自觉坦坦荡荡，没什么好怕的，刚到监狱里就能呼呼大睡，以至于让狱友们认为他是个常坐牢的主儿。
　　刚到狱里第一天，他就博得狱友的好感，大伙儿推举他做“牢头”，这自然让上一任“牢头”不服。后来，英若诚想抽烟，那个被称做老王的上一任牢头拿出一支烟说：“只有烟没有火，你若能想办法把烟点着，我以后所有的烟都先给你抽。”这可正撞到英若诚的枪口上，这个自小就爱搞怪的家伙主意多得很，他借了其中一位狱友的老花镜，然后通过老花镜将阳光聚到一个点上，将香烟放在那个光点上，没过多长时间，就见香烟冒出烟来，引起狱友一片惊呼。英若诚点着了烟，自己吸了几口，然后又传给大伙儿轮着抽。大家对他真是既敬佩又感激。
　　坐牢英若诚不怕，饿肚子他可吃不消，他想方设法给自己找些事儿做来忘记饥饿。后来，他知道狱友中有两位是搞音乐的，便开始跟着他们学和声、律学、对位、五线谱，最后竟然在狱里面补上了音乐这一课。
　　
　　为了解决饿肚子的问题，英若诚开始仔细考察，后来他发现监狱大院的厕所旁边就是一个放胡萝卜的小仓库，于是给大伙儿出主意，让大家每次去厕所的时候，从厕所后面绕到仓库里，带几个胡萝卜回来吃。他的话就是圣旨，一时大伙儿纷纷向管教请求上厕所。
　　英若诚不仅能想，还敢干。别人胆小，每次只敢拿几根，他倒好，有一次他脱下棉裤，只穿了罩裤，把裤腿用绳子扎起来，把胡萝卜塞了满满两腿，足足有四五十斤。
　　为了让自己充实些，英若诚又开始画画。一个狱友穿了一件羊皮袄，英若诚就拿自己的几根胡萝卜交换了人家羊皮袄上的一撮羊毛，然后把羊毛做成了一支毛笔。当时监狱里实行灯火管制，发了粗布和染料，让犯人自己制作黑色窗帘挂在窗上挡灯光。英若诚借机留了几块黑染料，制成了墨水。有了笔墨，英若诚就开始给每一个狱友画像。还别说，画得惟妙惟肖，受到了大家的追捧。
　　当时，“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非常流行，每个干部都要讲“革命理论”，监狱里的看守所所长和看守人员文化水平都不高，许多革命理论书都看不懂。英若诚的学问大家无人不晓，所以监狱的看守所所长每次讨论革命理论前总要拐弯抹角地请教他。最后，他的学问竟让他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看守所所长让他管理仓库钥匙，甚至允许他到监狱外面去买菜。
　　自己越来越自由，英若诚感觉到被释放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到1971年6月，他终于被放出了监狱，重获自由。
　　
　　重塑神童
　　
　　当英若诚回到家里，看到自己当初那个得意的神童儿子时，一下子蒙了。经过了几年的流浪生活，备受欺负的英达为了自保，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小流氓。他打架凶猛，爬到公交车上偷钱包，撬别人家的锁，整日跟着一群坏孩子混日子，还结伙偷国家的电线来卖铜……变得让人害怕。
　　
　　为了重新塑造英达，英若诚用补发给他的第一个月的工资，买回了大堆他认为能够转化英达人生观的书籍，逼着他一本本地看。像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果戈理的《塔拉斯不尔拉》、但丁的《神曲》，甚至《十八世纪法国哲学》。这些书对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来说，确实太难了，但经过了几年流浪生活的英达竟然都读懂了。这期间父亲还要求他听许多名曲，又重新到少年宫学画画、做雕塑，还剪纸，参加各种体育活动……这段恶补并没有白费，直到今天，做了大导演的英达还常常用得到。
　　但那段经历养成的性格却不是那么容易转变的，渐渐地，英达成了双重性格的人：在外面和一帮混混称兄道弟，打架斗殴，满嘴脏话；一回到家，却安静乖巧，全心汲取着各种文化养分，文质彬彬地和父母谈名著，谈哲学。
　　1976年，英达上了北京七十二中，为了补上落下的功课，他拿出了父亲当年在圣路易中学时的拼劲，开始突击学习。但也仍旧顽劣，学习之余常常搞怪捣乱，在老师讲话的时候，他若不在下面接个话茬儿，不做个鬼脸，不把全班同学逗得哈哈大笑，他就感觉像没有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一样，心里无限失落。
　　英达甚至还早恋了。但英达的早恋却一点没有影响到学习，甚至还多亏了那个早恋的女朋友，天天帮他补课，以至于最后那个女朋友没有考上好学校，英达却考进了北大。
　　1979年，十九岁的英达开始进入北大心理系读书。这是父母给他指明的道路，做了一辈子文艺工作的父母，当了半辈子“文艺黑线人物”，经受了巨大的政治浩劫，他们不希望英达再从事演艺职业，想让他选择更稳妥的工作。
　　但在北大，一上专业课，英达就提不起兴趣，一遇到文艺会演啊业余社团啊什么的，他就兴奋不已――父母的艺术基因，已早早根植于他的身体。终于，他忍不住了，拉一帮共同爱好者创建了北大剧社，自任社长，开始搞戏剧。
　　北大毕业后，英达做了一年半的心理学老师，他讲的课就像是电视上的“脱口秀”节目，深得学生喜爱，教室里总是笑声不断。但他追求艺术的梦想越来越强烈，1985年，英达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了教师岗位，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戏剧系导演专业学习深造。同许多留学生一样，为了生存，他一边学习一边到餐馆端盘子洗碗，甚至还当过餐馆的经理。他后来的情景喜剧《中国餐馆》便是来源于这段生活。
　　两年后，英达学成回国。他听说谢晋要拍《最后的贵族》，便上门毛遂自荐，对谢晋自我介绍道：“我叫英达，刚留学回来，学导演专业的，家父叫英若诚，您可能认识。”一听是英若诚的公子，谢晋对他很客气，问了他很多问题，两人谈得很开心。也是天助英达，中午，谢晋带他去吃饭，正好碰上了戏剧大师曹禺，因为英达的母亲曾做过曹禺的文学秘书，所以他认识英达，还对谢晋说了几句客套话，说这个年轻人不得了，很能干之类的。不想谢晋当真了，一下子就把英达任命为《最后的贵族》的副导演，还兼剧中的一个配角。这可真是个高起点，而英达也以自己的才华印证了曹禺大师对自己的高评价。
　　接着，英达又担任了《黄河谣》的副导演，还出演了《围城》《大路通天》《四十不惑》《爱你没商量》《霸王别姬》里的一系列角色，在圈里圈外，有了一定的影响。
　　
　　风头正旺
　　
　　真正让英达火起来的，是1993年他作为导演拍摄的《我爱我家》，该剧一度风靡全国，开创了一个中国情景喜剧的时代。这是全世界首次用华语演出的情景喜剧，它借鉴了美国情景喜剧的表现形式，同时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幽默手段，使这一普普通通家庭题材的系列剧在中国电视上久播不衰，成了许多电视台收视率的保证。而英达，也因为《我爱我家》，成功奠定了他著名导演的地位，甚至被称为“中国的诺曼?李尔（美国情景喜剧之父）”。
　　《我爱我家》正在拍摄之际，英达就有了一个创立影视公司的想法。1994年，他终于拉上父亲英若诚，一起创办了英氏影视艺术公司，英若诚任董事长，英达任艺术总监。父子齐上阵，从此开始了大规模创造情景喜剧的历程，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经典之作：《候车大厅》《中国餐馆》《新七十二家房客》、《闲人马大姐》。
　　儿子成长起来的这些年，父亲也成绩不菲。1979年，他把老舍的《茶馆》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1980年与英国导演合作，为北京人艺排演了莎士比亚的名剧《请君入瓮》。1983年，他又翻译美国著名作家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并搬上了北京人艺的舞台，而他自己成功地塑造了主角威利?洛曼。1983年，英若诚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1998年，由于英若诚在中外文化交流和戏剧事业上的杰出贡献，获得被称为“亚洲诺贝尔奖”的菲律宾“麦格塞塞新闻文化奖”……
　　虽然父子俩分别成了大师和大腕，但搞怪本色仍不改。有一次，英若诚在大街上遇到一个算命的假道士，这个假道士拉着要给他算命，为了让英若诚相信，假道士还找了一个“托儿”在旁边配合。老艺术家见多识广，自然一眼看穿，凭着一张利口，把那人问得哑口无言，终于露出了骗人的本质。当围观的人认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英若诚、追上来让他签名的时候，他还乐呵呵地签下了“破除迷信”的字样。
　　而英达的搞怪，在圈里圈外，更是名声远扬。据说他和冯小刚彼此作为导演，常常互相借特权“整一整”对方。冯小刚执导《大腕》的时候，曾请英达客串一个经纪人。冯小刚把英达的头发染成黄色的，使英达“没头见人”，并且还派出葛优把英达摁在马桶上，最后还送到精神病院挨电击。英达被折腾惨了，一脸坏笑地盯着冯小刚，心里说，等着瞧吧。很快，他请冯小刚到《东北一家人》里客串角色，冯小刚知他不怀好意，心虚地问：“你不会把我的头发染成红色的吧？”当时的东北冻得“嘎嘎”的，自己穿着厚厚的军大衣的英达，却给冯小刚扔了一件又脏又破的棉袄，让他穿上演一个偷井盖的小偷。在寒风中偷完井盖，英达还让人把他抓到派出所，没收了裤腰带。让他蹲在墙角，冷得直发抖……
　　2003年12月27日凌晨，英若诚因患肝病导致呼吸和循环系统衰竭，在协和医院辞世。在临去世前，他还在和护士开玩笑。当时，护士看到他病情严重，赶紧向医生报告：“他的脸色太黄了。”躺在抢救床上的英若诚这个时候还不忘逗乐子，接过话茬儿说“防冷涂的蜡”。逗得医护人员哭笑不得。这个被称为奇才奇艺的大师，走完了他七十四年的辉煌人生。
　　如今的英达成了英氏家族的顶梁柱，在他的努力和带领下，英氏电影公司创造出了越来越多的佳绩，“英式情景喜剧”已经成为品牌。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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