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人物采访 [我采访过的历史风云人物]

　　 　　 “逼”上梁山：采访“四人帮” 　　 　　我从事于口述历史工作之初，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记录历史、研究历史的重要方式，最初是被“逼”上梁山。
　　记得，在1980年，我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为题材，写了长篇小说《黑影》，于1981年春连载于《羊城晚报》。这篇小说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真理终究会战胜强权，光明终究会战胜黑暗。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那黑暗的岁月终于过去，但是那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当小说正在《羊城晚报》上连载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开庭，林彪、江青集团的十名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每天晚上，我都坐在荧光屏前，聚精会神地收看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一边看，一边做笔记。我发觉，审判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比任何虚构的小说都更具有震慑力！于是，我萌发了写作反映“文革”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念头。“文革”是一个大题材，受《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的启示，我拟订了长卷《“四人帮”兴亡》的写作计划。“四人帮”最初被称为“上海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都是从上海起家的，我作为上海作家写作《“四人帮”兴亡》占有地利优势。
　　然而，当我着手这一庞大的创作计划时，这才意识到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辛。档案是写作这样的史实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吨从纳粹手中缴来的机密档案。可是，我却与《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的处境大大不同。我是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查阅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当时，有关部门甚至明文规定，只有人事干部为了外调需要，开具党组织的外调专用介绍信，方可允许查看 “文革”档案（仅限于查看有关外调对象的那一小部分）。至于为了创作而去查看“文革”档案，只能吃“闭门羹”。幸好我的写作计划得到上海作家协会党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使我能够步入上海一些档案部门查阅一部分“文革”档案，这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就在这个时候，曾经深受张春桥迫害的葛正慧老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莫大的启发。葛老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多年，首先查明“狄克=张春桥”的就是他，为此他被张春桥投入秘密监狱，备受折磨。葛老先生向我指出：所谓“文献”，“文”即档案，文字材料，是“死材料”；“献”，指“活口”，即当事人，熟悉情况的人。你可以发挥作家的优势，走访大批“文革”的当事人，从“活口”那里获得第一手资料。
　　于是，我拟订了一份长长的名单，逐一登门采访，从许多老干部、老记者、老编辑以至“四人帮”的骨干、亲友那里，获取“文革”的重要情资。
　　比如，关于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的身世，我只在1949年9月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胡济涛主编的《新名词辞典》中的“姚蓬子”条目，查到不足百字的简介。我在北京经过多方打听，最后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楼适夷先生介绍，终于找到姚蓬子的胞妹姚舞雁，得到关于姚蓬子身世的丰富的口述历史。
　　又如，关于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以及她进入延安的过程，我在北京找到了重要当事人、王观澜夫人徐明清，经过多次访问，她详陈一切。
　　关于江青前夫俞启威（黄敬）的身世，我费了很大周折，在北京找到俞启威的胞妹俞瑾，得到可贵的第一手口述。
　　为了弄清安亭事件，除了采访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的韩哲一，我还从安亭事件的档案中偶然找到一张纸――那是王洪文带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队员在安亭闹事，中共上海市委为了缩小事态，在当时派出许多卡车要接他们回上海，同时还带去许多面包，那张纸是分发面包的签收单，写着某某厂某某人领多少面包。签收者绝大部分是当时各厂造反派负责人。依照这张名单逐一追访，便可查找当年的安亭事件那些闹事者。当我来到一个已经“退隐”多年的安亭事件时某厂造反派负责人家中时，他很惊讶：我怎么会找到他？！
　　为了弄清王洪文的情况，除了采访他的贴身秘书廖祖康以及办公室工作人员米士奇之外，我还颇费周折找到当年王洪文的“死对头”――上海“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耿金章所叙述的“二兵团”的兴亡、与王洪文的恩恩怨怨，极有史料价值。
　　为了获得拘捕江青的第一手资料，我三次飞往成都采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将军。张耀祠将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多年，他回忆了“9?13”事件中的毛泽东。他的口述，同样极富史料价值。
　　我帮助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芳整理了四十多万字的《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他曾经多年从事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又是审判张春桥组的组长，“六四”风波时主持公安部工作，他丰富的阅历，为口述历史增添了宝贵的一页。
　　
　　精心选择口述历史
　　对象：陈伯达、
　　郑超麟……
　　
　　
　　不是谁都可以成为口述历史的采访对象。我所选择的是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亲历者。
　　进行口述历史的访问，首先要做好案头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
　　案头的准备，主要是阅读相关的背景资料。在往日，要前往图书馆里查阅。如今，在网络时代，借助于搜索引擎可以迅速获取大量相关的背景资料。
　　对于重点的采访对象，我往往在采访之前，要排好采访对象的年谱。年谱有助于概括、简要了解采访对象的人生历程。我写的江泽民年谱、华国锋年谱、陈云年谱、陈伯达年谱等，都非常详尽。
　　我在采访陈伯达之前，查阅了陈伯达的各种著作，尤其是细读了当年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陈伯达档案。另外，还查阅了二十多卷的《中央首长讲话集》，复印了其中的陈伯达讲话。正因为这样，在采访陈伯达的时候，他说起一些事件，提一下年份，我就能说出哪月哪日。他说起什么会议，我就能报出出席者有谁有谁。他明白，我有备而来，确实是他的谈话对手，愿意跟我深谈、长谈。
　　2007年夏天，我在美国洛杉矶遇见从法国巴黎来的林希翎，跟我出席同一会议、住在同一家宾馆。林希翎是健在的、为数不多的“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我以为这是极其难得的采访机会，立即抓紧时间采访。1957年，我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就知道林希翎的大名。后来，我在《反右派始末》一书中，也详细写及她。很巧，我们又是同乡，在美国采访时用温州话交谈，感到非常亲切。这样，采访就能谈到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她当时跟胡耀邦秘书之间的恋爱关系，她是怎样看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她与她在台湾的父亲的关系等。
　　另外，在访问的时候，只要是历史的重要当事人，不论是否遭到“冷遇”，都要尽量寻访。比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何克全(凯丰)，由于在遵义会议上反对毛泽东，从此被“冷落”，关于他的生平鲜为人知。我在江西南昌得知何克全的长女的地址，就无论如何要去寻访，终于找到了她，得以畅谈何克全生平。同样，我寻访有着可怕名声的“托派领袖”郑超麟先生的时候，也是事先向上海市公安局有关部门“挂”了“号”，备了案。他是陈独秀的机要秘书，“八七”会议出席者，也是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在留学法国时与邓小平同住在一个房间……然而，在国民党的眼里他是共产党，在共产党眼里他是反革命（托派），他被国民党关了七年，被共产党关了二十七年。我一次次访问他。他的口述涉及中共早期党史的诸多重要问题。我也寻访曾经被毛泽东称为“党内机会主义头子”而遭到冷落的罗章龙，收获也颇丰。
　　
　　为了寻找形形色色的口述历史者，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放弃任何有价值的采访线索。我在上海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查阅报刊时，一位姓姚的管理员告诉我梁实秋刚去世，台湾报纸这几天整版刊登纪念文章，我当即复印这些纪念文章，从中得知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在北京，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在台北。据此，我到北京采访梁文茜，并趁韩菁清来沪时多次进行采访，终于写出关于梁实秋的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听说最早的红卫兵领袖骆小海在硅谷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便去采访，他口述了清华中学红卫兵的起源，他最早提出红卫兵这一名字的历史背景等，成为研究红卫兵史的重要口述资料；当我得知王福时老先生住在旧金山一家老人公寓，便乘地铁赶去采访，他口述了当年如何担任美国记者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翻译，陪同她以及俞启威（即黄敬，江青的前夫）进入延安，他多次陪同斯诺夫人访问毛泽东……
　　美国总统下台后，头一件事就是从事回忆录的写作。就连赫鲁晓夫下台后，也口授了回忆录。遗憾的是，中国当代的重要政治家，不论毛泽东、周恩来还是邓小平，都没有留下回忆录。
　　令我扼腕而叹的是，我失去了三次重要的采访机会：
　　第一是采访江青的机会。我一直准备采访她。我深知，依照江青的性格，一旦我能够直接采访她本人，她会滔滔不绝地什么都谈。当江青被囚禁在秦城监狱的时候，我知道很难有机会到那戒备森严的地方采访她。后来，我获知江青因病住进北京复兴医院。复兴医院是公安部所属的医院。正住在公安部招待所的我，当即请公安部的朋友帮助联系，希望能够跟随公安部的车子前往复兴医院探望江青。我是以研究“文革”史的名义申请的。在公安部的朋友帮助下，已经获得同意。就在我准备搭公安部的车子前往复兴医院的时候，对方在电话中问了一句，你会不会写成文章报道？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就因为这句“当然”，对方犹豫了，说要请示一下。这一请示，我就失去了这一难得的机会！
　　第二是采访华国锋的机会。2008年8月20日下午，香港《凤凰周刊》的记者来电，告知华国锋刚刚去世的消息，并要求我谈华国锋的生平。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永远失去了直接采访华国锋的机会。华国锋自从退下政坛之后，有的是空余时间，是极好的采访对象。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角，我很想听听华国锋口述粉碎“四人帮”的决策经过。从1991年5月我采访了张耀祠将军之后，便与华国锋的曹秘书、于秘书多次联系，希望能够采访华国锋。我还到了北京华国锋住处，把我所写的《华国锋年谱》请秘书转交华国锋。可是，华国锋却一直坚持说，采访他必须获得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批准。这样，我一次次致电华国锋秘书，未能获得华国锋的同意。直至2006年5月12日，我在北京还与华国锋的曹秘书通了电话。秘书告知，采访华国锋， 必须获得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批准，这是中央的规定。就这样，华国锋在晚年没有接受我的采访，也没有接受任何人的采访，一部精彩的口述历史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
　　第三是采访张玉凤的机会。她是一位相当重要的历史当事人。1990年10月24日，我在北京详细采访了为毛泽东侍读诗词的芦荻教授之后，她当时就应我的要求，给张玉凤打了电话，向张玉凤介绍了我。然后，她把电话交给我，张玉凤当时就答应了我的采访。可是，那几天张玉凤正忙于女儿出国之事，无法接待，而我又已经买好两天后回上海的机票。就这样，我与张玉凤擦肩而过。此后，由于有关部门对于采访张玉凤作了规定，使得这一采访遗憾地中止了。
　　
　　
　　沟通的技巧：
　　与施明德、陈伯达
　　
　　口述历史的采访，也得注意提问的技巧，注意谈话的切入点。
　　2007年底，我应邀作为“观选团”成员从美国飞往台湾，在台湾政坛进行诸多采访。由于我对于台湾政坛向来关心，熟悉台湾的政治板块。在采访施明德先生的时候，我首先问他，那个把大拇指朝下的倒扁手势，是谁“发明”的？他大笑着，“发明权”属于他。我又问，在百万红衫军倒扁时，天降大雨，百万民众岿然不动，你在雨中突然跪下，向百万民众致谢。这个动作是事先的设计，还是临时想起的？他回答说，那是不由自主……由于对于施明德先生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那天下午在施明德先生家里的采访相当顺利。
　　在台湾，我声称我“非蓝非绿非红”，以客观、中立的态度进行采访，不仅采访蓝营的政治人物蒋孝严等，而且采访诸多绿营人物（内中包括深绿人物），诸如民进党中央秘书长李应元，“行政院”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博士、副主委童振源先生，陈水扁的爱将、“立法委员”罗文嘉，甚至在台联党总部采访李登辉的发言人周美里。我认为，只有这样不分“颜色”、全面采访，才能真实地写出台湾五光十色的政治舞台。
　　我是陈伯达晚年的唯一采访者。采访陈伯达的困难在于两方面：一是必须获得公安部的支持；二是必须得到陈伯达的同意。
　　我从公安部获悉，陈伯达在1988年10月17日刑满――他是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他的十八年刑期便从那一天算起。刑满那天，公安部在北京一家医院里为陈伯达举行了刑满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急性前列腺肥大症而住院。十来天之后，我便从上海赶到北京，开始对陈伯达进行采访。我能够在上海得知陈伯达的情况，并且如此及时赶去采访陈伯达，不言而喻，我得益于公安部的帮助。
　　当时，最大的困难在陈伯达本身。陈伯达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本来就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尤其是他经过多年监禁，巴不得有一个安静的晚年。再说，我的采访势必要触及他极不愿意回顾的那一段历史。正因为这样，当他得知我要采访他，他很明确地说：“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提问。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
　　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困难，他是福建人，他的普通话极为蹩脚，一般人难以听懂。
　　我没有“直取”陈伯达，而是先打“外围战”。在北京，我采访了陈伯达的前后几位秘书，采访了陈伯达的老同事、子女、警卫员等等。然后，我觉得有了充分的把握，决定与陈伯达直接交谈。我在打“外围战”时，就被陈伯达知道了。他以为，像他这样的人，还写什么“传”？！他说，往事不堪回首，还是免了吧，我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虽然他的老朋友把他的话转告了我，但是我仍要求跟他见面。我想，我还是能够劝他接受采访的。因为我并不是那些追求奇闻轶事的小报记者，我是把对于“文革”史的采访作为一项严肃的研究工作来做。陈伯达是“文革”中的重要人物，前三号人物，即毛、林、周都已去世，唯他健在。因此，对于陈伯达的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抢救历史老人头脑中的珍贵史料。考虑到陈伯达已是风中残烛，对于他的采访，当是刻不容缓的了。
　　
　　在打了“外围战”之后，我有了充分的把握，于是，我决定去采访陈伯达。当然，我深知，这是一次不平常的采访，我作了充分的准备。就连称呼，我也作了反复斟酌：考虑再三，觉得还是“陈老”最为妥切，一则他确实“老”，二则这是中国人对年长者的习惯称呼，亲切之中包含着尊敬之意。
　　在我看来，陈伯达有着双重身份：他是历史的罪人，我在写及“文革”时以批判的目光对待他；他又是历史的当事人，是我的采访对象，我要尊重他。陈伯达已经刑满，住在北京一幢僻远的楼房顶层。那一层一共两家，另一家住的便是公安人员。他跟儿子、儿媳、孙子生活在一起。
　　由于事先已打过招呼，尽管陈家大门紧闭，但是他的儿子陈晓农知道我来了，也就开了门。陈伯达当时已经八十四岁。他即使在家中，也一年到头戴着帽子，尽管他并非秃子。他的衣服也总是比别人多穿一倍。他的眉角的眉毛很长，视力、听力都还不错。他坐在沙发上，跟我打招呼。他事先知道我要来采访，并且也看过我的作品，知道我的情况。
　　
　　我坐在另一张沙发上，隔着茶几跟他相对而谈。我说：“陈老，我早在1958年就见过你！”
　　“哦，1958年，在什么地方？”陈伯达用一口浓重的闽南话说道。幸亏，我能听懂他的话。
　　“在北京大学。”我答道。
　　于是，我说起了往事：在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六十周年校庆，陈伯达来到北京大学大膳厅，向全校师生作报告。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坐在台下听他的长篇报告。
　　“当时，你带来了一个‘翻译’，把你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我平生还是头一回遇上中国人向中国人作报告，要带‘翻译’！”我说及当年的印象。
　　陈伯达哈哈大笑起来。
　　这样，原本是尴尬的采访，一下子气氛变得轻松起来。我开始向他说明来意。其实，他事先也知道我的来意。这位“大秀才”此时引经据典起来，说：“列宁不相信回忆录……”
　　我当即答道：“我不是为你写回忆录，我是希望你能够答复我的一些问题。我研究过你的著作，也查阅过你的专案材料，有些问题不清楚。你是历史的当事人。你慢慢地说，愿意说多少，就说多少；愿意谈什么，就谈什么。我相信，你对我的谈话是会很有价值的。”
　　他思索了一下，不作正面答复。他开始反过来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有没有看过他关于孔子的文章，我明白，他在“考”我。
　　我当即回答，看过，那是你到延安以后写的。主席(我知道他习惯于称毛泽东为主席)读后，还为你的文章写了三封信，其中的两封是由张闻天转的，主席在信中称你是“陈同志”，谈了对孔子、老子、墨子的许多看法。他一听，显得十分满意，知道我刚才所说研究过他的著作，并非随便说说。我也就趁机问他，你是怎么会成为主席秘书的？
　　这一提问，是我事先想好的──从采访的技巧而言，这叫“切入点”。切入点的选择，必须非常恰当。我选择了一个他最乐于回答又最能回答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倘若问他“怎么与林彪勾结”之类问题，非砸锅不可。
　　果真，他非常乐于回答这个问题，说起了他是怎样进延安，怎样第一次见到主席，怎样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怎样引起主席的注意，主席怎样在那天留他吃饭……
　　我意识到，虽说是“随便聊聊”，他实际上已经在接受我的采访。他所说的情况，是任何现有的档案或文章中所没有过的，是很重要的回忆。我赶紧拿出了笔记本，然后拿出录音机，放在他的面前。
　　他继续跟我“随便聊聊”。我请他谈他的笔名“陈伯达”的来历，谈他的笔名“周金”、“梅庄”、“史达”等的来历，他都很乐意回答。他知道，我能提出这些问题，显然我对他的历史相当熟悉，知道我是做了充分准备才来找他的。这些笔名虽然档案上都有，但是却从无关于这些笔名来历的记载。他这些“随便聊聊”，在我看来，是很有史料价值的。
　　我问他本名是不是叫“陈尚友”，他摇头。他说，尚友是字，本名“陈建相”。由此，他说起他的哥哥，说起父母，说起家世，说起故乡福建惠安，说起自己的童年……这些，也都是档案上语焉不详的。
　　不过，当第一次采访结束时，我希望给他拍些照片。他一听，直摇头，说他平时就不爱拍照，何况现在这种处境。我却以为，失去为他拍照的机会，极为可惜。我说，“随便拍拍”吧。他不表态，似乎就意味着默许。我就拿起照相机，拍了起来。他呢，木然坐着，毫无表情。我拍了几张之后，他就说：“够了吧！”我也就遵命不拍了。
　　此后，我又一次次采访他。在采访中，我们变得熟悉起来。即便是这样，我仍很注意，先是谈远的事，谈他愿意谈的事。到了后来，才渐渐进入一些敏感的话题，进入关于“文革”的问题……
　　他精神不错。有时他与我一口气谈四小时也不觉倦。他变得十分有趣。比如，有一天我向他告别时，他忽然喊住我，说有两点补充。我站住了。他却怎么也想不起要作哪两点补充。才几秒钟以前的事，他忘了！他只得说，你翌日早上来，我再告诉你。可是，第二天清早我来到他家，他居然连昨日所说有两点补充这件事也忘了，说自己没讲过作什么补充！可是，谈起往事，特别是童年时代、青少年时代的事，他的记忆屏幕显得异常清晰，就连当年郁达夫对他的诗改动了哪几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托我回上海帮他查阅他平生的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小说，我查到了。那天，我给他带去复印件，念了一遍。他显得非常高兴。那篇小说勾起他许多回忆，他很兴奋地和我谈着。我找来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的回忆录，内中有几段写及陈伯达在跟随毛泽东访问苏联时的情况，我念给他听。他听得很仔细。一边听，他一边插话，回忆当时情景。
　　他后来终于能配合我，为他拍照。有一回，我说：“陈老，你能不能把帽子摘掉？”他居然破天荒摘下帽子让我拍照，甚至还拿起报纸，摆好“架势”让我拍。
　　在他去世前七天，正值中秋节。那天，陈伯达特别高兴，我拍到了一张他大笑的照片。那天，他还用毛笔在宣纸上题诗赠我。想不到，这成了他一生的绝笔。
　　七天之后，1989年9月20日，八十五岁的陈伯达在吃中饭时突然心肌梗死死去。
　　我庆幸，在陈伯达人生的最后一年──从刑满到去世，我作为唯一的采访者，多次采访了他。在我看来，虽然当时我无法在中央档案馆查阅陈伯达档案，我却能够在公安部的帮助下，敲开陈伯达家的大门。我直接采访陈伯达的收获，其实还超过在中央档案馆查阅陈伯达档案，因为从陈伯达的回忆中，我得到许多宝贵而丰富的历史细节，这是档案中所没有的。
　　
　　在我的《陈伯达传》开头，印着陈伯达在第一次接受我的采访时，对我说的一段话，算是全书的卷首语：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
　　年已久远，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容易自己护短。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跟当时的记录、文章、档案核对。我的记忆如有欠实之处，请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
　　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
　　2008年第8期《同舟共进》发表的钱伯城先生的《陈伯达之命运》一文，称这一段话是陈伯达的“政治遗言”：
　　这份充满“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自责自谴情绪的文字，哀哀其鸣，载于1993年出版的《陈伯达传》卷首，是叶永烈根据采访录音和记录文字整理而成，虽然个别文字可能有所修改，但可信是陈伯达真实思想的表达，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政治遗言”。
　　
　　坚持录音：留下
　　历史的声音
　　
　　在进行采访的时候，除了口问手记之外，我总是要坚持录音。这是因为手记毕竟跟不上口述的速度，而且手记未必能够完全忠实于口述者的原话。
　　20世纪80年代初，我背着饭盒那么大的录音机到处采访。通常，记者们采访之后，是不保存录音的，把录音带“抹”掉重新使用。我以为，录音带上的声音，是极其珍贵的，所以我总是保存这些磁带。这么一来，我的磁带消耗量就很大。那时候，要凭上海作家协会的介绍信，我才能从上海磁带厂整箱整箱买录音磁带。如今，我保存着上千盘录音磁带，成为宝贵的“历史的声音仓库”。进入21世纪，我开始使用数码录音，输入电脑之后，刻成光盘保存，要比录音磁带方便多了。
　　在采访时，我从来不“偷录”，而是征得被采访者的同意，光明正大地把录音机放在被采访者面前。通常，被采访者都同意录音。例外的是一些特殊的人物。比如，采访陈伯达的时候，他就不同意录音。他一见到我拿出录音机，有点紧张起来，说：“我们随便聊聊可以，不要录音。”我只得从命。我明白，这时候不可强求――尽管录音对于采访以及保存资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他继续跟我“随便聊聊”。我再三向陈伯达说明，出于工作上的需要，还是录音为好。我向他保证，这些录音只是供我工作上用，不会外传。他终于同意了。我把录音机取出来，放在他面前录音。后来，他在谈及一些敏感问题时，常常会关照我一句：“录音机停一下。”我当然照办。他谈了一段话之后 ，又会关照：“现在可以录了。”我于是又摁下了录音机上的“REC”键。
　　
　　同样反对录音的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那天，由于我的朋友的帮助，向来拒采访者于门外的他终于接受我的采访。他说：“这几年来 ，今天我是第一次谈‘文革’，恐怕也是最后一次谈‘文革’。”我拿出了录音机。起初，他不同意录音，那口气非常坚决。我再三解释，用作资料，录音比笔记更准确。他终于破天荒地允许我录音。他口述了关于毛泽东、关于林彪的许多极为重要的回忆，我庆幸把他的谈话全部录音。
　　与他们的态度完全不同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1988年11月3日第一次采访王力时，我把录音机拿出来，放在他面前，问他可不可以录音。王力对着我的录音机说：“我历来不怕录音。录音比笔记可靠。我对我讲的每一句话负责。”正因为王力“不怕录音”，所以我在前后八年时间里多次采访王力，留下了很多盒采访录音带。王力还跟我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也曾找过他，他们在访问王力时居然没有录音，只作简单的记录。王力说，我很赞成你的工作方法，录音是很重要的。
　　酒越陈越香。这些录音磁带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越来越珍贵。比如，在2006年，“独臂英雄”丁晓兵的名字传遍华夏大地。《人民日报》以显著地位报道丁晓兵的感人事迹。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连续多日播出介绍丁晓兵的新闻纪录片。丁晓兵的事迹，感动中国。人们把他的名字，与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人民的好干部孔繁森，农村党支部的带头人郭秀明、李连成，党的好干部任长霞相提并论，称颂他是新时代的新英雄。他当选“2006感动中国十大杰出年度人物”。然而，在1985年6月，当他二十出头，名字叫“丁小兵”的时候，我采访了他，为他写了报告文学《可敬的小兵》，发表在《新观察》杂志上。2005年6月5日，丁晓兵带全家来上海看我，我送给他二十年前的采访录音带，他非常高兴，想不到二十年前的录音带还在，说这是“宝贵的礼物”。
　　
　　又如，陈新桂先生在1957年被称为“章罗联盟”的“联络员”而打成“右派分子”。我在北京找到这位被“冷落”的历史老人。陈新桂先生花了四小时详细地向我诉说了自己的身世以及不幸的遭遇。不久，我收到他的家属的信，才知道他已经离开人世。家属听说我在采访时录了音，问我录音带还在不在。我复制了那四盒录音带，托人带往北京。家属听了，说这是陈新桂留在世上的唯一录音带，内中所谈的情况，连家属也不大知道――因为他在家中不愿谈及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珍爱那四盒记录陈新桂最后心声的录音带，说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编后记：此文根据叶永烈先生在2008年上海“口述历史：理论与实务”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整理。）■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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