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冯雪峰 冯雪峰：党中央与鲁迅联系的使者

　　鲁迅1936年10月逝世以后，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评价。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说过：“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鲁迅给予如此高的评价，源于他们对鲁迅的深刻认识。而在党中央和鲁迅之间作为联系纽带的，就是冯雪峰。冯雪峰的一生，经历了大起大落，令人叹惋。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通过冯雪峰了解鲁迅
　　
　　
　　1903年6月，冯雪峰出生于浙江义乌南乡一个名叫神坛的山村。冯雪峰自称是“纯粹的山里人”。他从小就感染了故乡“民风的强顽”，渐渐形成了质朴、耿直、倔犟的个性气质。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金华，发生了反对学校当局专横压制的学潮。当时正在金华浙江第七师范学校就读的冯雪峰是学潮的带头人。为此，他被开除学籍，来到杭州。1921年秋，他考入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有幸得到叶圣陶、朱自清、陈望道等名师的教诲，与同学柔石、潘谟华、魏金枝、汪静之等组织“湖畔诗社”，成为湖畔诗人之一。1921年，十八岁的冯雪峰出版了两本诗集，受到了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等人的赞誉。1925年，冯雪峰到北京大学旁听日语，1926年开始翻译日本、苏联的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专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冯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遭到通缉，他不得不于1928年二三月间逃离北京，南下上海。这一年12月9日晚上，柔石带他第一次去鲁迅家，与鲁迅见面。当时，冯雪峰正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带着蔡特金等人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的译文，有几处附有德文原文，还有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以及藏原惟人的日译本，向鲁迅请教。对于初次见面的人，鲁迅的话是极少的。柔石有事先走了，留下冯雪峰。鲁迅除了回答冯雪峰的问题之外，简直不怎么说话。冯雪峰觉得很局促，也就很快告辞了。第二次见面，鲁迅仍然话不多。冯雪峰请鲁迅翻译普列汉诺夫的几篇关于艺术起源的文章，鲁迅答应了。以后鲁迅的话就一次比一次多起来。不久，柔石帮他找到了鲁迅家对面的一处房子。每天晚饭后，他站在阳台上一看，如果鲁迅家没有客人，他就过去和鲁迅聊天，常常一聊就是一两个或三四个钟头。许广平回忆说，冯雪峰“为人颇硬气，主见很深，也很用功，研究社会科学，时向先生质疑问难，甚为相得”。
　　1929年，冯雪峰参加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左联”五烈士牺牲后，冯雪峰接任“左联”党团书记。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鲁迅商谈出版《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没有印刷所肯印刷这本刊物。通过亲戚关系，冯雪峰总算找到一家印刷所，老板提出要收高几倍的排印费，而且从排版到印刷必须一个晚上完成，天亮前必须把成品拉走等条件，冯雪峰都一一答应了。《前哨》出版了，通过外国友人史沫莱特、尾崎秀实传到国外。国民党杀害革命作家的卑劣行径大白于天下，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在此期间，冯雪峰将瞿秋白介绍给鲁迅，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为了纠正“左联”“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瞿秋白指导下，冯雪峰起草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标志着“左联”已开始在摆脱“左”的干扰，这是冯雪峰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工作期间显著的成绩之一。
　　1933年秋，冯雪峰在上海被特务盯梢，他用巧计甩脱，幸免于难。由于他已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暂离上海。12月底，冯雪峰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在瑞金，冯雪峰先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后任副校长，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鲁迅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许多共产党人都有过战斗友谊，尤其是与瞿秋白。鲁迅与瞿秋白曾在白色恐怖下并肩战斗，共同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瞿秋白曾三次到鲁迅家避难，与鲁迅促膝深谈。瞿秋白读完了鲁迅的全部著作，编辑出版了《鲁迅杂感选集》，写了一万三千字的“序言”，给予高度评价。能得到瞿秋白的理解和支持，鲁迅心存感激，他写了一副对联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鲁迅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是他对毛泽东却非常佩服。1931年10月，鲁迅向左联文委书记冯雪峰以及茅盾打听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情况，极为佩服朱德和毛泽东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绩，因为他们把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反动派“吓坏了”。鲁迅说：“过去只听说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想不到还是个学者。”
　　1934年年初，毛泽东为了筹备1月22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汀州回到瑞金，住在沙洲坝。毛泽东知道，冯雪峰在上海工作期间跟鲁迅关系密切，不仅是鲁迅的战友和挚友，而且还是经常受到鲁迅当面教诲的学生，便常向他了解鲁迅的一些情况。往往在两人见面后，毛泽东就出题目：“今天不谈别的，就谈鲁迅，好不好？”毛泽东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冯雪峰就向毛泽东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特别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鲁迅的情况。毛泽东对冯雪峰讲述鲁迅的事情听得尤其聚精会神。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鲁迅的人就是冯雪峰。几十年后，毛泽东曾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而成为毛泽东和鲁迅的神交纽带的，就是冯雪峰。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冯雪峰是中国文艺界唯一参加了红军长征的人。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取得了东征战役的重大胜利。冯雪峰带领一个工作组参加东征，表现突出。毛泽东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开玩笑说：“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同志就会打游击！”
　　鲁迅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写下了著名的《亥年残秋偶作》一诗，其中有“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的句子，展现了鲁迅遥望北斗星，对远在陕北的红军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无限牵挂。1936年3月29日，鲁迅抱病和茅盾一起为红军东征胜利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了贺信：“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欢迎与拥护。”“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鲁迅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身上，清醒地看到了“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
　　同年5月中旬，毛泽东、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人联名致电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毛泽东、张闻天用鲁迅等人的贺信激励广大红军指战员奋勇前进，争取抗日救国的更大胜利。
　　1936年年初，在上海的“托派”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企图挑拨鲁迅与党的关系。6月9日，鲁迅此时已经病重，他口授了一封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止高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在信中，他“对‘毛泽东们’，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提及毛泽东见诸文字者为数不多，这是十分难得的一次。
　　
　　通过冯雪峰，鲁迅了解了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4月中旬，中央派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促进各党派联合抗日；同时了解上海各系统党组织的情况，为重建上海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对文艺界的工作也管一管。临行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分别与冯雪峰进行了长谈，专门交代了团结鲁迅的任务。毛泽东特别嘱咐他一定要团结好鲁迅先生，因为鲁迅先生是一面大旗，能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来！张闻天叮嘱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下党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党组织。派你去上海，就因为你同鲁迅等人熟识。”这表明，毛泽东、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人把鲁迅看成是党在白区最可靠、最亲密的战友。
　　4月20日，冯雪峰化名李允生，从陕北出发。党中央派人护送冯雪峰到与张学良的东北军驻防交界处，由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负责将冯雪峰送到南京。4月25日，冯雪峰辗转到上海。第一天住客栈，翌日到内山书店打听鲁迅的消息，得知鲁迅仍然住在原来的大陆新村，下午便去拜访鲁迅。不巧，鲁迅和许广平去看电影去了，直到黄昏才回来。冯雪峰看到鲁迅，激动地迎上前去。当晚，冯雪峰就住在鲁迅的家里，两人进行了长谈。
　　
　　冯雪峰向鲁迅讲述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经过，把关于红军和长征的情况和当时党的新政策，都告诉了鲁迅。在冯雪峰到达上海之前，鲁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太了解，一度有所怀疑。在冯雪峰详细介绍之后，鲁迅领悟到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他旗帜鲜明地表示：“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加入这一战线。”鲁迅十分兴奋和激动，他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深表敬意，他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对中共中央实行“抗日反蒋”到“迫蒋抗日”方针的转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鲁迅表示理解和支持。这样，冯雪峰在鲁迅与党中央、毛泽东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沟通了他们的思想。
　　鲁迅的学生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写到她有两次在鲁迅家吃晚饭，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很瘦、很高、头发剃得很短、穿着小背心的人。他就住在鲁迅家里。鲁迅介绍说：“这是一位同乡，是商人。”萧红发现他很活泼，不大像商人，也能喝酒，还敬别人酒，给她也倒了一盅。吃完饭，还谈起了鲁迅的《伪自由书》和《二心集》。听鲁迅之子海婴叫他×先生，萧红就明白他是谁了。又一个晚上，萧红看见这位×先生从鲁迅家的三楼上下来，身上穿着长袍，手里提着小箱子，走到鲁迅面前，说他要搬走了。许广平送他走后，鲁迅在地上绕了两圈，问萧红：“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萧红说：“是的。”鲁迅很有意思地在地上又走了几步，停下来对萧红说：“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萧红终于知道了，×先生是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回来的。
　　接着，冯雪峰在上海会见了宋庆龄、茅盾、沈钧儒、章乃器、王昆仑以及国际友人史沫莱特等，向他们传达党的遵义会议情况，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冯雪峰向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派记者、美国女作家史沫莱特详细地介绍了红军长征，促成了史沫莱特在外国记者中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了长征，使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英勇斗争事迹开始为世界所知。
　　
　　与此同时，冯雪峰又开始做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
　　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大约两个星期，鲁迅就把一包方志敏的手稿交给他。方志敏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于1935年1月被捕入狱。他预感到自己将被国民党杀害，就把他在狱中写就的文稿和密信托人带出，转送党中央。冯雪峰把它交给潘汉年。中央档案馆现存有一份冯雪峰手抄的方志敏写给党中央的信件，此件的后面有潘汉年写给冯雪峰的批示：“此信原稿件将来可送来。已得稿件除你处已收到的两种（遗嘱、信）外，现又收到《可爱的中国》及《清贫》两稿，其余尚未找到，将来抄好后可送一份来，原稿亦拟汇交你处保存。小K。”小K是潘汉年的别名。方志敏的原稿冯雪峰则是交给了已保存着瞿秋白一部分原稿的谢旦如，一并予以保存。上海解放后，谢旦如把保存的全部文稿交还冯雪峰。1951年，冯雪峰征得中央宣传部的同意，把方志敏遗稿先在上海影印三千本，后又根据手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百万册以上，使烈士遗稿得以广泛流传。
　　
　　冯雪峰派人把鲁迅送给党中央的火腿送到延安
　　
　　1936年5月初，宋庆龄告诉冯雪峰，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要求访问陕北苏区和延安，请他通过秘密电台报告党中央。冯雪峰与斯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见，及时地通过秘密电台，向党中央报告美国记者斯诺希望进入陕北苏区和延安采访的要求。
　　5月28日，冯雪峰从上海向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写了首份工作报告，其中写道：“此外有金华火腿八支系鲁迅送给毛主席、洛甫、恩来诸人的，买的时候我请他多买了几支，因此除了你们二人之外，请分一点给王主任（按：王稼祥）、罗迈（按：李维汉）、林伯渠、董必武、张浩诸人。”在报告中，冯雪峰告知中央，涂振农、马海德、斯诺等将于1936年6月3日启程赴陕，并携带鲁迅托送给中共中央八位领导人的八支金华火腿及他的本次报告等。
　　6月20日左右，中共中央从陕北密电冯雪峰，同意邀请埃德加?斯诺到陕北访问。6月下旬，冯雪峰派出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以“牧师”身份和斯诺联系，并事先约定请斯诺住在西安禁烟委员会等候。7月初，董健吾把涂振农、斯诺、马海德等人送到陕北预定的地点，由党中央派出的接应人员陪斯诺于7月中旬安全到达延安。斯诺在陕北苏区进行了为时半年的考察、采访。不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等历史巨著问世了。红色中国的真相公布于世了，世界人民惊奇地发现：“中国还有另外一片天地啊！”
　　董健吾在与驻西安的我党人员进行交接后返回上海。然而由于局势骤然变化，准备先行进入苏区的涂振农没能及时进入陕北苏区，鲁迅托送的金华火腿此次也没能被带入延安。7月初，党中央收到冯雪峰的报告。7月6日，张闻天、周恩来给冯雪峰回信。他们对鲁迅和茅盾表示了关怀和敬意：“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达我们的敬意。”同时，张闻天、周恩来反对对鲁迅的“关门主义”，对于鲁迅表示了充分的信任：“对于你老师（按：鲁迅）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
　　当冯雪峰得知中央没能收到鲁迅托送的金华火腿的消息后，即将此情况告知了鲁迅。此后，冯雪峰再于10月11日派秘密交通员“老余”等人启程北上，而且又带上了鲁迅送的金华火腿。10月22日，毛泽东又致信冯雪峰并转潘汉年说：“老余此次已带进来计二十一人。”这表明，鲁迅再次送的火腿已同向往光明的人们一同被带进了陕北苏区。
　　
　　主持鲁迅葬礼
　　
　　1936年5月以后，鲁迅病情加剧，冯雪峰在百忙之中经常抽出时间前去探望，包括请医生诊治等，他都亲自陪侍，关键时刻还和潘汉年商量为鲁迅医治事宜。10月18日晚上，他见鲁迅病情严重，与潘汉年研究，想请宋庆龄聘请更好的医生来诊治。但19日晨5时25分，鲁迅逝世。冯雪峰后来回忆说：“等我到鲁迅先生家里时，他已经断气三十多分钟了，我随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潘汉年，他报告了中央。”
　　鲁迅病逝后，党中央委托冯雪峰主持鲁迅的治丧工作，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主任。冯雪峰还特意把毛泽东的名字写进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在治丧委员会中，毛泽东是唯一一位没有见过鲁迅的人，这也是鲁迅和毛泽东的名字首次公开出现在一起。
　　10月19日，治丧委员会发出了讣告。在鲁迅的寓所，冯雪峰接见了新闻记者，将讣文给上海的各家报社的记者。翌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沉痛地宣告：“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同时，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发表了《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及《为追悼鲁迅致国民党中央、南京政府电》。张闻天并电示在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要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群众性的追悼鲁迅的活动，与根据地和红军中举行的追悼活动相配合，掀起全国悼念鲁迅和抗日救亡的热潮。
　　中共中央代表人民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的电报，是要求国葬鲁迅先生，并要求明令撤销对于他的著作的禁令。但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但不按照中共中央的主张办，而且派了许多特务分子监视鲁迅先生的丧事。对于鲁迅著作的禁令，也始终未曾撤销。
　　冯雪峰遵奉中共中央的指派，主持鲁迅的丧事。他只能藏在周建人家里，同沈钧儒、许广平、周建人等商量办事，连出殡都不能参加。但不管国民党反动派如何破坏与阻拦，鲁迅先生的葬礼还是办得十分隆重。10月23日，鲁迅出殡的翌日，冯雪峰独自来到鲁迅的墓前，向鲁迅先生告别。从此，冯雪峰以研究鲁迅、宣传鲁迅为己任，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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