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东亭_康熙任用施琅的前前后后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为清朝平定台湾，统一全国立了大功。施琅原是郑氏部将，顺治年间归顺清朝，康熙二十年被复授为福建水师提督，专征台湾，这与康熙慧眼识人、知人善任有很大关系。康熙一贯重视用人之道，深知正确的决策要由“贤能”的官员来执行，认为“从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全在得人”；“得一人则事治，失一人则事败”。他在多年听政中认识到，用人“必才德兼备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他把是否忠于封建王朝的政治标准，列为用人的首要条件。由此可见，康熙关于统一台湾的决策之所以能够实现，既不在于他“洪福齐天，威灵远暨”，也不在于他“庙略指挥，决胜万里”，而在于他善于选用“才德兼备”的“贤能”官员。
　　
　　满腹狐疑　康熙初识施琅
　　
　　当郑经成为清军在东南沿海的主要作战对象后，惯于陆战的原清军将领已不能胜任新的任务。要战胜“以海为家”的郑氏集团，就必须要有一支善于海战的水师队伍。于是，恢复了康熙七年所裁的水师提督。这样，招募水师便被提到日程上来。早在康熙十五年底，郎廷相即已提出必须照旧设立水师提督，招募水兵一万名。至康熙十七年，杨捷、姚启圣也先后提出水陆“万难兼顾”，要求“另设水师提督”，“令其专练水兵，熟习惯战……以便水陆夹攻厦门”。此时任命熟谙水道称职的水师提督人选，成为实现康熙对台决策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康熙十七年三月，郑军一败清军于湾腰树，再败清军于祖头山，平和、海澄相继失陷，副都统穆赫林自缢死，满汉官兵1.2万余人尽没于海澄县城。兵气懦怯，望风投顺，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海逆势增日盛，勾连山贼，互相应援”，“恃舟楫之长技，乘风涛之便利”，惯用“飘忽靡常”的突击战术，常使清军感到“出我不意，攻我不备”，陷清军疲于奔命之中。海澄战役中清军惨败，不习水战的弱点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
　　于是，康熙及时将福建总督郎廷相、提督段应举解任，巡抚杨熙亦以年老原官还乡。五月，擢升屡立战功的福建布政使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吴兴祚为福建巡抚，并调江宁提督杨捷为福建水陆提督总兵官。他们果不负重任，配合康亲王杰书在恢复平和、惠安、同安、长泰、海澄等漳泉所属10县，在克取金厦战役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正如姚启圣指出的：“目下剿贼平海，全赖水师提督一官……总督、巡抚、陆路提督不过相助为理，而决胜成功，实水师提督一人任也。”康熙为了挑选“才德兼备”的水师提督，3年间先后三易其人，的确是为“求一胜任水师提督者，亦可谓博览旁求，费尽苦心矣”。
　　当时矛盾焦点在于，康熙对众人推荐的施琅还满腹狐疑。施琅从小生活在海上，熟悉海况，在郑成功麾下东征西讨屡立战功，赢得“海霹雳”的美誉。虽然施琅与郑成功有杀父弑弟之仇而叛郑降清，毕竟郑成功曾视施琅如手足，施琅也说与郑成功“有鱼水之欢”。施琅究竟是否适合担任水师提督呢?康熙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况且，康熙十三年四月，前郑氏将领、河南总兵蔡禄“潜蓄逆谋，欲应吴逆，治甲练兵，约期煽乱”；康熙十六年六月，潮州刘进忠投诚后也复谋叛乱，这两起事件康熙记忆犹新。因此，康熙二十年二月康熙问李光地“施琅果有什么本事?”“汝能保其无他乎?”李答：“琅自幼在行间经历得多，又海上路熟，海上事他亦知得详细，海贼甚畏之。”对此，康熙只是“点首而已”。这时李光地还没有正式推荐施琅进取台湾，康熙也还没有表示要任用施琅。
　　另外，早在姚启圣任福建布政使时，也向康亲王保举过施琅“堪任水师提督”，以后听说施琅有子侄在台湾，也就“不敢力保”。这位皇帝遂于康熙十七年十一月调京口将军王之鼎佩定海将军印，提督福建水师。旋以滇黔余逆进逼川西，改授王为四川提督。第二年，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攻克岳州后，条陈闽海水陆战守机宜，深得康熙嘉许，于四月调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总兵官，令率所部官兵赴闽。六月，姚启圣以“大举及期”，再次上疏保举施琅，并指出：“施琅即有一子在海，尚有六子在京，其京中家口数百，岂肯为一子而舍六个儿子与数百口家眷乎?”同时且有通省文武各官、副将王英等及乡绅洪承畿等甘具“保结”。七月，当得悉已任命万正色为水师提督之后，姚启圣又题请“施琅以将军总统水师事务，则将军、提督并收得人之效”，并提出“广东应否添立水师，万正色可否移调广东”，力图改变康熙对万正色的任命。康熙于八月一日、十三日，先后两次加以批驳：“该督所请遣发原任提督施琅之处，应无容议。”“提督万正色以岳州水师总兵官任内，在洞庭杀贼立功，效力茂著，堪任水师提督，特拣补授。相应将此疏无容议。”康熙坚持原议，拒绝任用施琅。可见，此时的施琅在康熙心中的位置是无足轻重的。半信半疑康熙再识施琅
　　平定“三藩”之后，福建沿海已成为康熙统一全国的重中之重，眼下令康熙头痛的就是水师提督人选。从熟悉水战及台湾情形来看，施琅的确是更为合适的人选，康熙屡次批驳姚启圣的保荐，也并非是对施琅的才干缺乏了解，主要是对他的疑虑尚未尽消，对他是否符合“才德兼各”条件尚无把握。
　　万正色到闽后，反对伺机出兵的意见，于康熙十九年正月率水师攻克海坛，巡抚吴兴祚率陆师声援，并会同喇哈达、姚启圣攻克金厦，不负康熙的委任，又立了战功。但自克金厦之后，万正色反对出兵台湾，主张“沿海设戍，以固疆隅”。面对台湾海峡的汹涌波涛，万正色畏缩不前，难寄征讨重任。康熙二十年六月，康熙决策出兵澎湖、台湾后，任用称职的新的水师提督人选，已是刻不容缓。七月，康熙又问李光地：“汝胸中有相识人可任为将者否?”李推说：“命将大事”要由皇帝决定，自己不敢与闻。康熙“敦问再三”，李光地只好答应让他再考虑几天。后来康熙派大学士明珠去问李光地，李答：“都难信及，但计量起来还是施琅。”他列举了施琅的有利条件，一则施琅全家被“海上”所杀，“其心可保”；二则施琅比别人熟悉海上情况；三则有谋略，“海上所畏惟此一人”。李光地还写道：“予荐施平海时，上问汝能保其无他乎?予奏，若论才略实无其比，至成功之后，在皇上善于处置耳。”在他的推荐下，康熙决定复授施琅福建水师提督，负责进取台湾。
　　到七月二十八日，康熙断然作出任命施琅的决定。他在给议政王大臣的谕旨中指出：“原任右都督施琅系海上投诚，且曾任福建水师提督，熟悉彼处地利、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克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克期统帅舟师，进取澎湖、台湾。其万正色改为陆路提督，诺迈还京候补。”关于这一任命的原因，据康熙本人后来所述：“万正色前督水师时，奏台湾断不可取，朕见其不能济事，故由施琅替换，令其勉力进剿。”康熙二十六年召见施琅时也回顾说：“三逆反叛，虐我赤子， 旋经次第平定。惟有海寇游魂，潜据台湾，尚为闽害。欲除此寇，非尔不可。爰断自朕衷，特加擢用。”这里隐讳了康熙，他最后下决心招用施琅，是在施琅之子施齐、施琅之侄施亥一案真相大白之后，才逐步打消了对施琅的疑虑。
　　早在康熙十九年四月，姚启圣题请优恤施齐、施亥时，康熙同意兵部所议：“施齐等俱授海贼伪职，今不便据家人一语为凭遽议，相应行令该督俟剿灭海贼之日，详加查明具题再议可也。”此时问题尚未弄清，对施琅的疑虑也就不会完全消除。一贯力保施琅的姚启圣并不从此罢休，又向了解内情的巡抚、将军、同安总兵及海上投诚官员作了广泛的了解，证实施齐等确是为了“擒郑逆献厦门以报本朝”，被书办、家人吕运、吴芳等“出首事露”，十九年二月十八日被囚金门蓼罗，二十三日“两家73口尽被磔杀”。同年十二月姚启圣再次题请“从优恤奖，以阐忠魂”，明确指出：“是施齐等谋擒被杀，已经万耳万目，昭著天壤，历历可凭，实非家人一语而已也。此虽谋擒之功未遂，而郑经因之内变，内外夹攻，贼众奔走，?金厦全收。揆厥所由，二人之功似不可泯。”至此，此案的真相已经大白。康熙二十年七月，李光地也推荐施琅；“他是海上世仇，其心可保。又熟悉海上情形，其人还有谋略，为海上所畏。”这时，康熙才下了任命施琅的谕旨。由此可见，姚启圣的一贯力保，李光地最后的保荐，对康熙任用施琅都起了不小作用。有的著述认为施琅的起用，全出于姚启圣的密奏：有的则认为单归功于李光地的首先保举。从上述施琅被任用的曲折过程看来，这些看法都有片面性。应当指出，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康熙本人。当康熙决策攻取台湾，万正色又反对进兵，同时已消除了对施琅的疑虑之后，任命施琅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
　　
　　深信不疑　康熙认定施琅
　　
　　康熙经过缜密考虑，决定擢用执行平海决策的官员后，就对他们十分信任。如任用姚启圣为闽督后，康熙对阁部大臣说：“闽督今得人，贼且平矣。”任用施琅后，“举朝大臣以为不可遣，去必叛”，康熙却坚信“施琅不去，’台湾断不能定”，还亲自接见施琅，赐食赐马，加太子少保衔，亲切地抚慰道：“尔果能竭力尽心，不负任使，奋不顾身，举六十年难靖之寇，殄灭无余，此诚尔之功也。迩来或有言尔恃功骄傲者，朕亦闻之。今尔来京，又有言当留尔勿遣者。朕思寇乱之际尚用尔勿疑，况今天下已太平反疑尔勿遣耶!”从这一段话来看，似乎朝廷内部一直有人对施琅怀有戒心，而康熙则“用尔勿疑”。康熙二十年左都御史徐元文受人指使，疏劾姚启圣妄借库银贸易、克军饷、刮民膏等六款，康熙则加以迥护：“观姚启圣回奏，俱系已经题结之事……今事平之后，乃为追论，于事何益?蔡毓荣、董卫国等今亦有追论者，若乱时之事，今追论不已，何异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康熙用人之道，由此可见一斑。
　　在平海期间，康熙调动全国力量，予以有力支援。同时，对闽省督抚、提督所提出的合理要求，都给予积极支持。凡是对统一台湾有点用处的人才，都俯准录用。为了进一步明了康熙的用人政策，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当施琅赴任后，提请侍卫吴启爵“随征台湾”，兵部议“不准行”。康熙则说：“吴启爵在京不过一侍卫，有何用处?若发往福建或亦有益，着照施琅所请行。”满足了施琅的要求。
　　当姚启圣请将平和县失守游击王廷佑等免其从前之罪，加以录用，兵部议“不准行”。康熙就说：“今值进剿台湾，正在用人之际，着王廷佑等随征台湾大兵效力赎罪。”
　　当姚启圣请用守备潘贤“进剿台湾”，康熙“允行”后，潘又因辞不往，康熙同意兵部议“革职交刑部”。后来潘贤又叩阍请往，兵部仍议“交与刑部”。康熙则说：“潘贤妻子四十余口俱在台湾，因此叩间请往福建，该督复为题请，可遣赴闽省，其可用与否，听该督酌量行之。”
　　从以上几个例子已可看出，不论是身边的侍卫，还是罪吏，或已交刑部议处的原台湾商人，如对统一台湾有可用之处，康熙都同意予以录用。当时像这样部议不准，康熙特准录用的例子出现过不少，康熙也觉察到延臣多泥于旧章，对福建督抚、提督支持不力，特把统一台湾时期的用人政策加以明确谕示。他在施琅疏请将联络营佥事陈子威、通判陈瀛题请实授，吏部议复“不准行”一事时指出：“今进取台湾，正在用人之际，福建总督、提督、巡抚凡有所请，俱着允行。朕此旨尔衙门识之，如遇此等事，即拟准行票签来奏，切勿遗漏。”更突出的是施琅多次请求独自进取台湾，不让总督、巡抚插手。大学士明珠也进言道“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康熙竟然批准了这种请求，并且进一步指出：“进剿海寇关系紧要，着该督抚同心协力，趱运粮饷毋致有误，…‘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这种做法也是极少见的。此外，康熙还命令派往广东、福建办理展界事宜的大臣，凡事要同施琅会商，因为“施琅于沿海岛屿情形无不悉知”。
　　康熙对所任用的将吏十分信任，大力加以支持，不束缚他们的手脚，让他们得以充分施展其才能。但也并非无原则地放纵、迁就。这从康熙不同意施琅为了排斥朱天贵，疏请将朱天贵并原带兵丁发回平阳原汛，特谕“朱天贵官兵应留后为大兵声援”一事即可得到说明。不久，朱天贵在澎湖海战中英勇“捐躯报国”，姚启圣在回顾此事时感慨地说：“不负皇上神明独断者矣。”
　　在康熙的重用、支持下，施琅、姚启圣等人在统一台湾的事业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成为康熙统一台湾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康熙的雄才大略、文攻武治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统一祖国不可能是历史重演
　　当然，康熙统一台湾和今天的现实是有本质区别的，是绝不能等同起来的。当时的台湾不能同经过300多年开发后的台湾进行简单的类比，时代的不同，更显示出其中的差别。今天只有真正地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才能带来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兴旺，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300年前的统一，巩固了东南海防，促进了台湾和大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它毕竟是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体现了清朝统治集团的利益。康熙的进军台湾和郑氏的据台抗清，所要解决的是哪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统治台湾以至整个中国的问题，从性质上看，是属于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没有什么正义与非正义之分。
　　不要为了肯定康熙统一台湾，就否定台湾郑氏的抗清活动，说他们搞封建割据、破坏统一，也不要把制造“两个中国”的罪名加在郑经的头上。
　　不要为了肯定康熙统一台湾，就把它说成“完全符合于全国人民特别是台湾人民多年来的愿望和要求”，说康熙是出于统一祖国的美好愿望而进取台湾，说当时的“广大人民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等等。
　　这些“现代化”的提法和用语，似乎是出于“为现实服务”的愿望，而实际上把300多年前的皇帝和百姓同今天进行简单的类比和混同，把古人打扮得如同我们一样，那就会贬低我们自己的事业。中华民族要振兴，要屹立于世界之林，就必须紧密地团结起来，怎么能把它看成是300年前历史的重演呢!中华民族只有统一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振兴，这是两岸人民共同的心声，任何势力都是阻挡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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