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揭露军改 [《大公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践行与背离]

　　【摘要】本文以我国新闻事业史上著名的报刊，民国时期的新记《大公报》为研究对象，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考查其办报方针和办报实践，分析《大公报》新闻专业主义的体现，并且把它与同时代的其他报刊进行比较，总结出《大公报》一方面在新闻理念上，更贴近新闻专业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在实际运作中也有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的做法。文章旨在通过对《大公报》新闻专业主义的剖析，了解民国时期报刊的生存状况以及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报刊中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大公报》 新闻专业主义 办报实践
　　
　　新闻专业主义理论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但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却一直贯穿于新闻实践中。以我国民国时期的著名报刊《大公报》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状况。
　　一、《大公报》：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先行者
　　新记《大公报》成立于1926年，创刊之日在《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我们可以从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来分析“四不”方针。
　　第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之一是不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等利益集团，也即新闻媒体的运作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不应臣服于或接受除行业规范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大公报》提出的“不党”和“不卖”方针，是非常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原则上等视各党”，“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①。
　　第二，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大众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大公报》提出“不私”方针，“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立志替广大民众代为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②为全国的民众呐喊。在《今后之大公报》中，出现“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的声明。显然，“不私”方针与当代新闻专业主义的思想也是不谋而合的。
　　第三，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的首要特点是“客观性”，要求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立场，保持客观的态度，不带个人偏见、客观地反映事实，报道新闻。在进行新闻选择的过程中，新闻工作者要严格“把关”，要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进行选择。而《大公报》的“不盲”方针，即“不愿自陷于盲”，则表达出大公报人积极寻找事实真相，力求找出报道对象的原形，以第三方的角度给予陈述，不偏袒当事人任何一方。
　　不难发现，《大公报》创办者们对于他们从事的工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也对他们自己提出了各种具体的要求，而这些期望和要求与后来流行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又是十分契合的。与同时代的报刊相比，《大公报》可以说是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先行者。与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和史量才的《申报》相比，《大公报》比《生活》多了职业新闻人的新闻品质，与《申报》相比，除了更加专注于把新闻当职业来做，《大公报》还多了独立和客观的办报理念。因而可以说该报是我国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先行者。
　　《大公报》办报理念固然是好的，但主要是看它有没有在实践中履行理念方针的精神。下面就《大公报》的实践来探讨其是否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相契合。
　　首先，《大公报》重视新闻报道。该报记者范长江是从国统区进入延安的第一位中国记者，报道了长征和陕北的真实情况。1944年6月，美、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萧乾成为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这些都说明《大公报》对新闻报道的重视，努力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新闻。
　　其次，揭露国民党的黑暗腐朽统治，批判国民党统治下人民生活的困苦和艰难。如1943年2月1日发表《豫灾实录》的通讯和社评《看重庆，念中原》，1944年l2月l1日发表的《别忘了痛》，1944年12月19日的《为国家求饶》，1947年8月24日的《可谓国耻》，1948年2月25日的《严寒东北》等等都是描写人民生活苦难的。③《大公报》把报纸作为为民申诉的平台，履行“使为公众喉舌”的承诺，为苦难中的平民呐喊。
　　第三，《大公报》对供职于该报的新闻记者的职业信念、要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大公报》很注意吸收和培养人才，对于要继续深造的青年，不但支持，而且还照付薪水。报社还主动送编辑记者去学校进行专业培训。正是由于《大公报》对于记者的重视，它的从业者们成为了业内的佼佼者，如范长江、萧乾、徐铸成和王芸生等人，同时他们也成就了《大公报》的辉煌。
　　从《大公报》的这些实践中，不难看出它在践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上作出的种种努力，也在无形之中践行新闻专业主义。
　　二、《大公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背离
　　然而，《大公报》在实行中也免不了会有所偏颇。《大公报》在很多时候并没有按照既定的方针去履行。
　　首先，黄旦在《传者图像》中说：“专业主义的基础，首先是该组织在社会具有自己的独立地位。”“新闻自由恰恰为传播者提供了政治中立、不受政党或政府支配的理论武器，从而为新闻组织――作为一个专业的传播者――自由地，即事先没有外来干预而从事新闻报道提供了必要条件。”④然而联系新记《大公报》当时的政治环境，不难发现，在畸形统治者的压迫之下，真正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根本无从谈起。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统治者践踏和扭曲了孙中山先生确立的自由新闻体制，并很快恢复了袁世凯压制报刊的全套作法。袁世凯时期颁布的有关报刊的一些法令，一律继续有效。为了加强对异已报刊的控制，当局还制定苛刻的《报纸法案》，实行邮电检查手段⑤，封报馆、封锁言论等等恶行，钳制了刚有复苏迹象的新闻界。国民党统治时期，先后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实施细则》《出版法》等法律条文来约束报刊内容，规定报纸杂志在出版前向国民党政府申请登记等手段来控制言论。《大公报》虽然在经济上保持一贯的独立，政治立场上也力保独立地位，但是，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所作的报道和言论不可能不受到打压或限制。因而，在没有真正新闻自由的民国时期，《大公报》即使坚守“四不”方针，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也就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义”了。
　　其次，新闻的客观性是专业化职业组织的标志。李普曼说，在客观新闻被成功建立起来之前，新闻业不可能开始成为一个专业。詹姆士?凯瑞则说，客观性和专业主义是长期扭结在一起，甚至可能是互为标志。⑥蒋介石每日必看《大公报》，中原大战前夕，他更是想把《大公报》推为全国舆论权威中心。1929年12月27日，蒋通电全国报馆，发出求言诏书，电文的抬头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钧鉴。”此电一发，确定了《大公报》舆论权威之地位。1931年5月2日，在纪念《大公报》发行一万号时，蒋介石送来亲笔题写的“收获与耕耘”贺词，称该报“改组以来，……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张季鸾对蒋介石也是“知恩图报”的。综观张季鸾的许多主张、观点、评论，很多也是基于国家兴亡、民族生存这一爱国主义立场上的。他认为，在当时的国情政局之下，只有国民政府，才能承担起领导全国抗战的重任，国家事业才可达成。除此，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把握全国局势，更谈不上有军事力量、物质力量来抵御外侮，保卫国家了。⑦虽然张季鸾及《大公报》本身并没有依附于国民党，没有成为它的傀儡，但事实上，《大公报》的做法已然违背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性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不党”的方针有所背离。
　　第三，《大公报》以通讯见长，汪松年的旅行通讯、赵望云的绘画写生通讯和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以及抗战期间的战地通讯，都是非常出彩和受欢迎的。可是，通讯体裁中除了记叙手法以外，更是有诸多的描写、抒情和议论成分在其中，尤其是议论色彩比较浓厚。然而，按照客观报道的原则，通讯是不属于客观报道的范畴，相反，通讯带有很大程度上的主观色彩。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它让新闻专业主义在这段实践中变得模糊不清。
　　结语
　　综上所述，新记《大公报》在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史上有过辉煌的印记，也存在着带有时代烙印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新闻理念上，它有着超越前人的进步，有着与世界先进新闻实践和工作原则相媲美的优点，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走在前列的。在实际操作中，《大公报》的同仁们也在努力去践行他们的“四不”方针，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大公报》未能严格地按照自己既定的方针，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从《大公报》的办报方针到报人们的实际运作，我们看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曾经试图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建立起新闻人自己的一片天地，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安定、民族危亡的威胁和报人们实践的局限，使刚有萌芽与起色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又重新被埋入历史的土壤，继续酝酿。■
　　参考文献
　　①张季鸾，《今后之大公报》，津沪《大公报》，1936年4月1日
　　②李新：《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华书局，1982
　　③向翠林，《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及其对于今天的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10）
　　④⑥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⑤方汉奇：《近代中国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⑦《史海回眸：张季鸾与蒋介石的恩怨》，人民网，http://www.省略/GB/14738/14754/21862/2457903.html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8级研究生）
　　实习编辑：何健
　　责编：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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