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韦伯“中国命题”的解读|韦伯望远镜不如中国

　　【摘要】韦伯基于西方视角提出的“中国命题”主要体现在其《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对韦伯思想的解读,要避免简单化,避免抽象化。具体地说,把作为现代化理论家的韦伯与作为文明比较论者的韦伯统一起来,在多元发展的文明史中理解现代性同文明的共同趋势,实现全球化与本土化、普遍价值与特殊形式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韦伯 《儒教与道教》“中国命题”
　　
　　 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卓有成效。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研究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新教伦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韦伯视角独特的研究,成功证明了宗教伦理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被称之为“韦伯命题”。为了证明这个命题的普适性,他将视野转向东方,于是,便有了拓展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中国命题”,《儒教与道教》一书就是这项研究的成果。
　　一、《儒教与道教》与“中国命题”
　　《儒教与道教》是对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主题的拓展,他试图就传统的中国社会、儒教与道教的特殊面貌,与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特点相对照。
　　在此书中,韦伯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若干有利的客观条件,但最终未出现资本主义的变革的原因。他认为,主要原因是:一、儒教文化非理性特质(作为崇尚理性的德国人,韦伯显然是认为理性至上的);二、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功能的区别,中国城市没有独立的商业利益和自治的市民阶层;三、权力和攫取金钱的结合,使得宗族不以经商牟利为重,而以升官发财为本,宗族的资本都投入到科举与求官之中,并谋求在宗族子弟当官后收回投资的成本。其根本的原因是,缺乏一种宗教伦理可以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杠杆。不管是儒教还是道教,都不可能成为这样的杠杆。
　　二、当代学者对韦伯“中国命题”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东亚地区工业的崛起,一些学者对“韦伯命题”及韦伯的“中国命题”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既然在韦伯认为不能产生出理性资本主义的东亚地区出现了经济持续增长、现代化进程加快的局面,那么韦伯所描述的儒家形象就有修正的必要。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金耀基在1983年就率先指出:“韦伯命题”遭到东亚地区经验事实的挑战,儒家伦理不但不是阻碍经济的因素,反而有促进经济的作用①。台湾大学黄进兴则认为,僵化而整体性的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固然难以生存,但分解而独立出来的儒家道德素质在时下的社会却依然能够发挥其积极的效用,如重视教育、家族制度、勤俭等都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②。
　　作为致力于弘扬儒家传统的学人,杜维明从文明比较的方向对东亚经验与“韦伯命题”展开两个层次的讨论:第一个层次是“成熟的探讨”,是以韦伯为解释模式,提出“多元现代性”的概念。第二个层次是“高远的探讨”,是如何把韦伯所代表的现代性问题和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联合起来的问题。“轴心文明”的概念既为“多元现代性”提供有力的历史支持,也使杜维明转向对“韦伯命题”进行反思。杜认为,在诸如宗教的未来、文化认同、人文精神等关怀上,“韦伯恐怕也已经过时了”③。一方面儒家要经过现代转化,它才能跻身现代社会;另一方面,经过现代转化的儒家又可以在自己的内部资源中发现可以应对启蒙心态困境的精神财富。这是一项反思启蒙心态和现代性的超越韦伯的使命:“韦伯命题最重大的涵义未必是现代化模式能否被不同文化验证的问题,而是对欧洲一百年来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阐释,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和其新教伦理之间的微妙关系。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面对现代文明提出的一系列大课题,儒家传统作为一个延续发展的精神文明能提供什么样的资源?”④“多元现代性”的命题无疑是对“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所塑造的韦伯的突破。尽管杜维明注意到韦伯作为文明比较基点的另一面,但在其进行的文明对话中,他仍然视韦伯为现代化理论的基点。其实,韦伯越是突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历史个性,客观上就越为其他形式的现代性预留下了空间。于是,在对“韦伯命题”和韦伯的“中国命题”的解读中,产生了误区外的误区。
　　三、对韦伯“中国命题”的解读
　　“韦伯命题”与韦伯的“中国命题”原是同一的,把韦伯的“资本主义”放大为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或现代化,这是明显的误读。
　　韦伯的重要观点之一,是认为新教伦理只是在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发生作用,等到资本主义体制建立起来之后,宗教的动机便退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了。他从未断定儒教和道教将持续阻碍中国现代化,而是分析了中国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许多条件。其实,《儒教与道教》中已经从国家结构、社会格局、科技条件等方面指出传统中国与近代西方的距离很大,甚至根本就是另一种情形,至少在“中国命题”中,韦伯已经意识到不能过高估计理念的作用。所以,“韦伯的最后结论也许是正确的,但他获得这一结论的理由则是站不住的。”⑤
　　一从时间层面上来看,“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而韦伯的中国研究显然缺乏明确的对象,无法锁定某一时期的某一种特定文化理念作为分析目标。他所寻找的,是中国上下几千年阻碍着创新的理念和心态。韦伯的策略是搬出一个笼统的传统主义概念,并将所有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行为态度都归纳进去。他在描述中国人的行为习惯时,似乎落入对民族性的刻板印象中,又将其来源导向儒教。
　　二从空间层面上来看,不同的地域环境孕育出不同的人种、民族、国家乃至文明,“中西文化有‘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根本差异,宗教在双方文化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⑥。而韦伯在强调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理性主义时,已经提出理性化可以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在所有文化圈内呈现出来。“由此看来,韦伯具有明显的‘相对主义的理性观’,从一方根据某一判准看来是理性的,从另外一方根据另一判准来看,可能就不是理性的(如从功利主义的目的理性角度看,强调伦理义务的价值理性是不理性的,反之亦然)。理性是多元的,理性化的过程也是多元的,……”⑦把韦伯的“相对主义的理性观”运用于韦伯自身,则新教伦理的理性化就不具有普遍规范性,“韦伯命题”也就不能扩展为韦伯的“中国命题”了。
　　三从价值观层面上来看,韦伯是一个从贵族家庭走出来的思想家,一个在1840年以后开始“中国命题”研究的人。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在鸦片战争后,一个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张、思想激进的年代,这样一个学者的著作会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又掺杂了多少个人的心声呢?
　　基于以上三点,我们不妨再看看《儒教与道教》一书标题前的注字――第一次用西方的理性视角解读“感性中国”,或许把它写成“用西方的理性视角‘感性’地解读中国”会更恰当些吧。我们要向韦伯学习的是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层次。忽视过程而只注重结论,这样只会产生新的误区。
　　重新审视“韦伯命题”及韦伯的“中国命题”,因其具有过分鲜明的西方特性而难以完全解释中国经验。但在正视韦伯的局限性的同时,仍然必须承认,中国现代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所以,探索中国现代性也无法摆脱韦伯。要想正确地、历史地解读韦伯,一是要把韦伯的两个命题置于韦伯的全部思想著述之中,避免简单化;二是要把韦伯置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脉络中,避免抽象化。具体地说,把作为现代化理论家的韦伯与作为文明比较论者的韦伯统一起来,在多元发展的文明史中理解现代性同文明的共同趋势,实现全球化与本土化、普遍价值与特殊形式之间的平衡。■
　　参考文献
　　 ①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重探》,《中国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香港中文大学科学院暨社会研究所出版,1985年
　　②黄进兴,《迷思或事实?――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引自杭之:《一苇集》,三联书店,1991年
　　③杜维明:《儒家与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2年,第31页
　　④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7页
　　⑤⑥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9页,第65页
　　⑦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作者:刘琦婧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告学专业09级硕士;赵鑫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08级硕士)
　　责编:叶水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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