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往事_流水浮沉的往事

　　上海流行这样一句话：“一百年的历史看外滩，一千年的，历史看七宝。”这“七宝”就是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七宝镇，一个历史悠久的江南古镇。 　　今天，前往七宝镇的游人还能看到一条横贯全镇的小河，河上有一座石拱桥。这条河就是蒲汇塘，它自西而东流经七宝镇，是全镇的“母亲河”。虽然现今的蒲汇塘看起来既狭且浅，类同溪流，但昔日却是一条大河。据史料记载，明代时蒲汇塘宽一十四丈(约合今46.2米)，深二丈，可以想象当年水量之宏富。
　　清代以前，七宝镇“西接九峰之秀，东通大海之潮”，不仅蒲汇塘蔚为大川，镇左的横沥塘亦北接吴淞，南连黄浦。由于河道深阔，水运便捷，七宝镇成为“商贾必由之地”，舟帆如云，橹歌声声，车马喧阗，商贾骈集。当时沿蒲汇塘两岸有四条商业街，店铺鳞比，买卖兴隆。
　　然而，清代以后，蒲汇塘却时常淤塞，河身日趋浅狭。据晚清时修撰的镇志《蒲溪小志》中说：“自入国朝以来，蒲汇大塘犹且通塞无常，而一切支河小港间，桥梁虽存，尽为平陆。”河床壅塞，舟楫无法畅通，这对于七宝镇可谓攸关兴衰，因为这个江南小镇“凡舟楫往来，商贾贸易，田间灌溉，皆于水是赖”。
　　在这种情况下，蒲汇塘河道每5年就要疏浚一次，以利通航。但是自乾隆朝以来，吏治日益败坏。官员借河工之名，往往乘机横征暴敛。疏浚过程中，胥吏又与承办工程的“包工头”相互勾结，上下其手。虽然关于蒲汇塘疏浚中的作弊花样，史料中缺少具体的记载，但参证当时其他河工的情形，不难想象其中的大概。
　　清代时黄河堤防每年都要大修，谓之“岁修”。但就是这样关乎国计民生的工程，作弊名堂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如“螳腰”、“戴帽”、“架肩”等等，不一而足。据史料载，其“所筑坡身，不能饱满，略带微洼，名日螳腰。加高之工，顶宽下削，外坡丈尺虽足，而里坡有陡立之势，名日戴帽。堤顶两边加高丈尺，虽与原估相符，而堤心咯带微洼，名日架肩”。正是通过这些挖空心思的手法，胥吏和“包工头”们偷工减料，中饱私囊。作为朝廷重点工程的黄河岁修尚且如此，蒲汇塘疏浚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蒲溪小志》指斥道：治河之资“中饱于吏胥泥头者六七，实用于河者才十之三耳”。如此治河，自然“随浚随淤，徒竭膏血”。而且每次开浚，官长都以监修河工为名吃住在镇上，一切供应费用皆出自民间，“其费动以千计”。
　　尽管蒲汇塘时常疏浚，可由于官吏贪腐，成效甚微，反而淤塞日益严重。到了道光十六年(1836年)春，新任上海知县黄冕决定再次开浚蒲汇塘。黄冕，字服周，湖南长沙人，此前一直在江南一带担任基层官员。
　　疏浚河道固然造福地方，但毕竟耗资不菲。黄冕一反前任“父母官”的做法，率先捐出了自己的“养廉银”。清代初期，官员的薪水并不高，以文官为例，一品官年俸为银180两，米180斛。品级最低的从九品官，只有银31两，米31斛。所以，康熙后期，官场上贪污纳贿比比皆是。到了雍正时期，开始推行“养廉银”制度。黄冕是正七品的知县，虽然每年的正俸不过45两银子，可却能拿到1000多两的“养廉银”。他就把这笔钱拿出来，用作治河的工程款。
　　除了自捐廉俸，黄知县还遍访本县绅商，让他们为河工款项醵资。虽然这多少有些“劝捐”的色彩，但黄知县并没有向普通老百姓强制摊派，更没有借机敛财，所以还是获得了绅商巨富阶层的理解，纷纷捐资。施工期间，黄知县更是“不辞劳瘁，日逐查工，无间风雨”，杜绝了以往河工中的种种弊端。尤为难得的是，他在工地监修时从不向乡民索取用度，吃住自理，“其公馆一切尽行自备”。由于官员的勤勉尽职，在士民绅商的捐助和共同努力下，蒲汇塘这次疏浚比较彻底，自西向东“一律深通”。
　　疏浚蒲汇塘的这年夏天，七宝镇迎来了一位更大的“清官”，这个人就是林则徐。农历五月二十五日这天，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亲临视河”。视察中，他赞许说：“上海黄令倡捐筹办，各绅董皆能踊跃从事，经理得宜，深堪嘉尚。”
　　按照施工程序，河道开浚前，要在河口修筑一处拦河大坝，这样便于疏浚；工程结束后，再扒掉拦河大坝。但是“蒲汇塘东通黄浦，浑水内灌，开后易于淤塞”，于是七宝镇民众向巡抚大人联名具呈，“恳留大坝”。林则徐循镇民之请，当即批示永留大坝，以防黄浦江泥沙内灌淤塞河道。
　　就在疏浚蒲汇塘的同时，距七宝镇不算很远的宝山县(今上海宝山区)正在进行一项更大规模的工程――修筑海塘。而主持这项工程的，正是林则徐。
　　道光十五年(1835年)夏秋之际，由于强台风登陆，造成海潮内侵，宝山县境内的海塘多处被冲垮，农田受淹。林则徐决意修复海塘，加固堤防。为筹措工程款项，他也和黄知县一样，采用了“官捐”和“绅捐”相结合的办法。久在官场的林则徐，自然清楚各级官员的“养廉银”不在少数。于是他带头捐出“养廉银”，迫使下级官员也纷纷认捐，如苏州知府汪忠增捐银3000两，宝山县知县毛正坦捐银6000两，还有那位上海县知县黄冕也捐了3000两。“官捐”之外，林则徐多次召集地方富绅，晓以兴修海塘的利害，劝谕大家捐资助工。最后在修筑海塘的全部工程款中，官捐占10％，绅捐占43％。官、绅两项捐银共计13万两。
　　此后，经过两年栉风沐雨的修筑，宝山县新筑士塘5259丈，加砌石坦坡1094丈，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正月，终于宣告完工。
　　宝山县海塘竣工的这一年，国内的社会形势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这就是鸦片之害已北侵内陆，日趋严重。其害之烈，连小小的七宝镇也未能幸免，“不肖子弟食之，往往始而倾家，终为窃贼”。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道光帝予以严禁。黄爵滋的题奏，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桩大事――虎门销烟的开场。道光帝最终决定授予林则徐钦差大臣的职权，厉弭烟害。林则徐离开京师南下广州的日子，正值这年的隆冬――道光十八年冬月，公元1838年12月。
　　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悠久的慈善传统，尤其是国家作为社会保障的主体，是承担社会慈善工作的主体。由于历史久远，很多史实已经不可考，但是从早期的一些文献中，可以大略看出当时政府进行社会慈善工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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