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前七十年生平思想的全面展示 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丛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出版了三卷本《邓小平年谱(1904―1974)》(约151万字)。这部《年谱》运用大量文献档案材料和其他第一手材料,全面展示了邓小平从少年时代到1974年七十年间的主要经历和活动;反映了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奋斗的业绩和作出的重大贡献;反映了他在各个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和始终保持的革命精神与崇高的品格风范。
　　
　　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家
　　
　　邓小平青少年时期处在中国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年代。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先后在广安、重庆参加了学生游行、集会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受到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不久,他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走上革命道路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谱》记述了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参加革命活动的主要经历和思想转变过程。这一时期是他世界观和政治信仰形成的重要时期。他和许多勤工俭学生一样,是抱着“实业救国”、“工业救国”的理想赴法的。但是,到法国后俭学不成、勤工也不成,使他“学点洋本领,回来搞工业,救中国”的美好愿望很快破灭。他耳闻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黑暗现实,亲身感受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压迫,认识到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救中国。他阅读了大量的宣传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一步一步担负更多的革命工作,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年谱》记述邓小平1926年1月至1927年初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的情况,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当时邓小平自己拟写的学习计划、填写的各种表格、撰写的自述材料和党组织对他的鉴定以及有关回忆史料等。在莫斯科学习的一年时间里,他打下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他在到莫斯科后不久撰写的一份《自传》中写道:“革命的理论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是必须的。所以,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这段时间中,他担任班级中共党组织负责人,积极参加和组织党、团活动,锻炼了从事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能力。校党组织在给他的鉴定中称他是该校“共青团委员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 。
　　邓小平1927年初回国,先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政治教员。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后,他到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担任秘书工作,后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不久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直到1929年8月被党中央派去广西工作。
　　过去,由于直接的记载很少,人们对邓小平这段时间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情况不太了解。《年谱》多方收集资料,在认真考证的基础上对此作了比较清晰的梳理。他在中央机关工作的这两年,正处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转折的历史时期。他亲历了党的许多重大事件,经受了各种历练和考验。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担任会议记录,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对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思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有着直接的感受。在这样一个岗位上,他积累了多方面的工作经验,磨练了果断干练又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这些,都为他后来担负更重要的工作创造了条件。
　　
　　从事打仗“专业”二十年
　　
　　邓小平多次说过,“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 从1929年领导百色、龙州起义,一直到1950年指挥解放大西南,邓小平一直置身革命军事斗争的第一线,经历了我们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
　　《年谱》对邓小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在中央苏区参加反“围剿”斗争,以及后来随中央红军长征作了全面的记述。特别是对过去人们不太了解的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由于坚持执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抵制和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遭受打击的情况,以及他参加长征的情况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述。1933年,在中央苏区错误地开展了一场反对所谓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邓小平遭受严厉批判和撤职、监督劳动等处分。在逆境中,他没有气馁、悲观。后来他到红军总政治部做主编《红星》报的工作,一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他第二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为止。这段时间,他共主编《红星》报70多期,其中有7期是在长征途中出版的。长征开始后,党中央在中央苏区办的其他报刊都已停办,《红星》报是跟随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唯一报纸。红军指战员都把《红星》报上发表的文章看作党中央的精神。过去人们对邓小平在长征途中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之前的工作情况知之甚少。这部《年谱》为人们了解邓小平长征时期的活动提供了线索和材料。
　　抗日战争时期是邓小平军事生涯走向辉煌的重要时期。作为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师长刘伯承率部在华北前线坚持抗战,创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光辉的业绩。
　　“刘邓不可分”。这部《年谱》对邓小平同刘伯承珠联璧合、高度默契配合地指挥部队作战作了充分的反映。同时,又从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和党的建设三个方面,对作为部队政治主官和根据地党的主要负责人的邓小平独特的业绩、贡献作了较全面的反映。
　　在军队建设方面,邓小平非常善于抓部队的政治工作。他到129师后,首先抓的便是贯彻落实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使部队迅速打开了敌后抗战的局面。他高度重视干部教育,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总是亲自给部队作报告或写文章,引导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和任务。他坚持不懈地抓部队经常性的政治工作,包括建立健全政治工作的组织和制度等。在根据地建设方面,他善于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从实际出发,适时提出根据地建设的指导方针,不断开创新局面。1940年底,他提出了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及党的建设“三大建设”的著名论断。1943年1月,他作为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在温村会议上作长篇报告,在总结抗战5年经验的基础上,就对敌斗争提出了积蓄力量、为进行战略反攻作准备的指导原则;就根据地建设提出了发动群众,巩固统一战线,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强化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等一系列指导原则。这些被认为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全面开展根据地内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夺取抗战胜利作了重要的准备。1943年10月,他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重任。他指挥部队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并领导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也推动了全国抗战大局的发展。在党的建设方面,他领导了129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整风运动。他特别强调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在1943年11月,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整风就是把全党从思想上、行动上统一在布尔什维克――毛泽东思想上”。
　　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往往是在历史转折时刻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人民解放战争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邓小平作为主力部队和大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部《年谱》没有简单地罗列邓小平这一时期的经历,而主要是揭示他在重要历史转折时刻的活动和建树。
　　《年谱》全面记述了这一时期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浓墨重彩地记述了他参与组织指挥的四次大的战略转折性的军事行动。第一次是上党战役,第二次是挺进大别山,第三次是淮海战役,第四次是渡江战役。1945年8月下旬,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的上党战役是抗战胜利后国共间进行的第一次大战役。这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嚣张气焰,紧密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同蒋介石的谈判斗争。1947年6月,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毛泽东高度评价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的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战役规模最大、歼敌数量最多的战略大决战,不但奠定了长江以北的局面,而且基本奠定了全国的局面。1949年4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的渡江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解放南京和华东广大地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势力企图盘踞江南的迷梦,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这部《年谱》在上述记叙中,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坚持从前线的实际出发,独立思考,适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在战役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揭示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战略家总揽全局、审时度势的非凡胆识,周密部署、临机决断的指挥才干,以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走向中央领导岗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大西南。1952年7月调中央任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还曾担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等重要职务。1956年9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过去,人们对邓小平在西南工作的情况了解不多。《年谱》运用大量中央和地方的文献档案资料,对邓小平主政大西南两年半的工作作了全面的介绍。
　　建国之初,大西南的情况特别复杂,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民族隔阂很深,匪特多如牛毛,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西南真正是百废待兴、百端待举,工作千头万绪。《年谱》记述了邓小平和西南局所作的七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切实调整城市工商业,采取各种措施,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稳定市场。二是深入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争取原国民党上层人士,教育、改造和安置90万国民党起义、投诚和俘虏的部队,40万旧政府人员和旧职员,稳定社会。三是胜利地组织剿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适时转入积极稳妥地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西南社会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四是积极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并采取符合西南民族地区实际的措施,卓有成效地解决少数民族政治改革和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五是兴起西南地区的工业建设,领导修建成渝铁路等。六是根据中央部署和西藏实际,拟定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十大政策,指挥部队进军西藏,实现西藏和平解放。七是领导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整顿党的组织和作风,切实加强党的建设。
　　《年谱》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在西南工作期间,善于把握大局、善于在复杂的情况下抓住主要矛盾做好各方面工作并开创工作新局面的领导能力。与战争年代不一样,建国后领导一个大区的工作是在党执政的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全面的建设。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两年多时间,治党、治政和治军的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并有了新的全面的提高,为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创造了条件。
　　过去,由于档案材料披露较少,对邓小平调中央工作后到中共八大召开前这段工作经历研究成果很少。这部《年谱》充分利用档案材料,对邓小平这四年的工作经历和思想发展脉络,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一是作为政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副总理,悉心指导他分管的监察、民族、人事、铁道、交通、邮电和财政等部门的工作,帮助这些部门确立业务工作正确的指导原则和基本的工作方法,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为全面有效地开展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二是参与筹备召开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他参加了宪法的制定工作,还负责制订选举法、组织全国的代表选举工作及其他许多筹备、组织工作,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三是在反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大斗争中,他旗帜鲜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四是主持筹备中共八大。他参加了八大文件的起草,主持了代表推选以及会议其他大量准备工作。他主持起草并在大会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对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年谱》揭示出,邓小平之所以能在党的八大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不仅是因为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建立的功绩,更主要的是建国后他在西南及到中央工作后所表现出的杰出的治国理政的能力。正如毛泽东在八大推举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时所说的“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是党和人民选择了邓小平,是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从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十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也是我们党在曲折中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党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日益陷入“左”的错误,但一直是一边犯错误一边纠正,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很多积极的成果。十年中,邓小平一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积极、务实地参与了这一探索的全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他虽然身处逆境,但仍然在思考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问题。
　　《年谱》以基本上是第一次披露的档案材料为依据,全面记述了这一时期邓小平的经历和活动,突出地反映了他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中的重要作用和一系列重要的正确的思想主张。同时,也客观反映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的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犯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年谱》客观地反映了邓小平当时的思想状况。邓小平一方面同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一样,对思想政治领域和反右派斗争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另一方面,他又一再强调运动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打击面不能太宽,不要在工厂和农村划右派,对应该打击的对象也要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等。
　　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的“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物。但是,在运动过程中我们党又不断地作了纠正。《年谱》深入地反映了邓小平在纠“左”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他的思想发展脉络。他在毛泽东发起“大跃进”运动时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紧密配合毛泽东的部署。但是,在“大跃进”运动过程中他的头脑是比较冷静的,特别是当“大跃进”运动的后果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时,他便积极地紧密地配合和协助毛泽东纠“左”。他参与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主持起草了《国营工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指导调整生产关系和工农业政策,加强各方面的管理。1962年他明确支持以“包产到户”的方式解决农村严重困难,提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在党的指导思想逐渐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上,党内不少人随了“大流”的情况下,邓小平坚持独立思考,继续坚持纠“左”的思路。他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要把重点放在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和发展农业生产上。他指出,人民公社平均主义的制度“实际上违反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违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他还明确指出 “我们制订的方针、政策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复杂情况。从1960年开始,中苏两党之间爆发了一场长达数年之久的论战。邓小平以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这场论战中,成为“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年谱》对此作了客观、真实的反映。这场论战,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问题的实质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在论战中,邓小平根据中央确定的方针,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批评苏共 “老子党”的霸道作风,谴责他们把两党分歧扩大到恶化国家关系的错误行径,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尊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邓小平即被打倒。从1967年1月到1973年2月六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没有社会活动。因此,反映他生平经历的材料也极少。《年谱》主要依据目前所知道的邓小平先后写给毛泽东和汪东兴的二十封信以及他家居时同亲属子女和身边人员的一些谈话记载,揭示了邓小平这一时期的思想活动。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他虽然表示要努力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理解“文化大革命”,但实际上做不到,思想上更多的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二是,他直接感受了基层社会的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意愿与要求,这为他后来复出工作即着眼于抓群众的生产、生活,着眼于抓社会秩序的安定等提供了启发。三是,他在忍耐等待的同时,一再表示迫切希望重新出来工作。正是因为复出前他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精神准备,所以当他复出工作后,便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抵制江青集团的极“左”思潮,并努力从实际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邓小平1973年3月正式恢复工作,1975年1月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等职,重新回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这部《年谱》写到1974年12月,记述了邓小平这两年复出后工作的情况。邓小平虽然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达七年之久,但他复出后思维依旧敏捷、开阔,思想依旧深刻、高远。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准确恰当,对党和国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识清醒。他在1974年12月17日同毛泽东谈话中提出:国家的发展不能脱离国际环境,要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搞建设不安定不行,要把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摆好。正是按照这个思路,1975年邓小平领导进行了各方面的整顿。这场整顿加速了“文化大革命”走向终结,实际上成为新时期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预演。
　　邓小平人生事业的最高峰,当然是他领导开辟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但是,如果没有前七十年,也就没有他在新时期的二十年。特别是,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这是他后来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前提。这部《年谱》对邓小平前七十年生平思想的全面展示,对于我们完整、全面地了解邓小平的一生,完整、全面地研究邓小平的生平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据5月25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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