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毛泽东“五七指示”的由来]杜甫名字的由来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下“五七指示”，引发“文化大革命”中遍及全国的“五七干校”。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五七指示”是对邱会作为首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
　　
　　毛泽东“五七指示”的缘由
　　
　　1966年4月，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主持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主要讲海南岛和云南西蒙山驻军的生产情况。海南岛没有种菜的历史，解放军进驻后，由大陆运送干菜。官兵们开始种菜，长得很好，带动当地群众也种菜了。云南西蒙山地处边境，土地多且肥沃，气候又好，但从来不种菜。驻军按上级命令也不种菜，又买不到菜，只能盐水拌饭。1961年部队供应紧张，驻军开始种菜、种粮和养猪，改善了伙食。当地群众也学着种菜吃菜。种菜密切了军民关系，也改变了当地的生产习惯，促进了农业发展。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
　　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生产的报告》上送中央军委。5月6日，林彪报送在杭州的毛泽东。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信：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同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发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很可能也成为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业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但现在更要有所发展。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五七指示”，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中央宣传部起草、陈伯达修改、毛泽东审阅定稿的《人民日报》社论，以《共产主义宏图》为题，使“五七指示”家喻户晓。“五七指示”中提到人民解放军的大生产做了几十年，它的起始还是与邱会作有关。
　　
　　延安时代“牛犊部长”想方设法搞钱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本来陕北粮食就少，突然来了这么多队伍，红军几乎到了没饭吃的地步。那时邱会作在中央军委供给部工作，周恩来对他说：中央决定李富春任陕甘宁省委书记，他点名要你。我同意了，你到陕甘宁工作一段时间。
　　李富春对邱会作说：粮食是我们当前最困难的问题，也是同群众关系最危险的问题。搞不好，就会“官逼民反”。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搞饭吃，全靠你这个粮食局长了。邱会作向毛泽东提了三条建议：为解决粮食危机，减少边区吃公粮的人数；鼓励农村生产；部分部队和机关分散住到附近的农村去。毛泽东非常重视，还专门找邱会作面谈了一次。
　　1936年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成立了中央粮食部，凯丰任部长。他要调邱会作，而李富春坚决不放，“官司”打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判”邱会作担任粮食部“半边天”的供应局局长。
　　邱会作上任就带着五人调查组，到延安县南区调查粮食情况。他发现新区农村的情况还好，农民基本有饭吃，地主富农也有余粮，这使征粮政策的制定有了底。邱会作还注意到新区有很多可耕地。据此邱会作写出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后说：看来我们在陕北只要能站住脚，大概是饿不死的。粮食部能搞社会调查很好!
　　1936年底，粮食部撤销，邱会作进抗大学习。1937年8月，由于缺粮，抗大二期学生住到甘泉、富县一带，就地吃粮。最后粮食吃完了，只好提前毕业。邱会作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立即到延安任供给部副部长。半年后22岁的邱会作担任供给部部长。毛泽东找他谈话说：恩来同志来电报，提议你担任供给部长，这可是一个不好当的官呀。你不能满足需要，是要挨骂的，你受得了吗?邱会作说：挨骂的都是好人!国民党天天骂共产党，我们不都是好人吗?毛泽东笑了好一阵，说，骂你的人不全是国民党，好人也会骂你呀。邱会作说：那就请主席订一条规矩，谁骂人就让谁当供给部长。毛泽东说：好呀，你这一条厉害!……你可以胜任供给部长，因为许多事你都是做过来的。现在你在工作中要特别学会动脑子……你“初生牛犊不怕虎”，你就当个“牛犊部长”吧。
　　邱会作安民告示亮出供给部的家底，骂上门的人少多了，但还有。毛泽东接待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花费50多元，供给部用卖破烂的钱报了账。有人写匿名信，骂供给部变成国民党了，请国民党吃饭，却几个月不发伙食费。毛泽东在会上解释，国民党客人是我请的，骂供给部没有道理。毛泽东对邱会作说：伙食费还是要搞个规定好，过去我们发实物，现在改为定额，每人每天五分钱。没有钱先欠着，有了再补。虽是“空头支票”，但安定了军心，邱会作认为这是军队后勤工作的历史性改革。
　　邱会作主持的供给部太穷，手中无“米”。为了进账，他绞尽了脑汁。最后决定开办骡马店(旅店)，每天进账20多元。以后生意越做越大，建立了以20多个骡马店为主的运输线，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供给部的财政来源。以后邱会作又把骡马店、交通(邮政)与兵站三家合一， 统称兵站，延续至今。
　　邱会作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贩盐。盐池距离延安200多公里，盐运到延安至少是三倍的利润。最初供给部有十多头牲口，一个月跑两趟，运两三吨盐。要贩更多的盐，就要贩到西安、太原等敌占区，那会不会“资敌”呢?邱会作认为：贩盐可以换回西药、通信器材，也可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不是“资敌”。1938年4月，邱会作理直气壮写“贩盐”报告，毛泽东完全同意向敌占区贩盐。
　　邱会作的第三个办法是开办军人合作社。1938年大砭盖八路军礼堂，就是从军人合作社的盈利中拨的款。如此这般，供给部建起了兵工厂、被服厂等，还搞起了相当规模的企业，积累资金数十万元。
　　
　　邱会作“发明”军队大生产
　　
　　1937年中秋节，供给部的高桥军械仓库主任请邱会作吃饭。高桥仓库在延安西北，有50多人。他们利用业余时间种了十多亩麦子，亩产200多斤。还种了30多亩大秋作物和一个菜园，养了十多头猪，几头牛，30多只羊，主副食自给有余。
　　军队种地，这是新鲜事!邱会作出生在江西兴国的一个小山村，家境贫穷，从小就干农活，他深受启发。
　　当时延安的军粮一靠西安供应，二靠自筹。随着国共关系的紧张，西安的军粮断供，只能就地征粮。邱会作还是采用在中央粮食部的老办法，分地区自筹。军队筹粮区划在延安县，为解决运力，毛泽东把他的乘马也捐出来了。到后来征粮越来越难，吃饭问题更加严重起来。邱会作想，如果除作战部队外，部队都像高桥仓库一样大生产，不就解决粮食问题了吗?
　　李富春叫邱会作立即给毛泽东写个书面报告。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叫邱会作来谈话，说兴国佬，你们的报告我看了，有分析，也有解决的方法。根据地的生产要提高到战略的重要地位，否则我们可能不打自灭。你们报告的价值在于说明了军队搞生产的可能性，找到了一条出路。我们的供应无非是四条来路：一是取之于敌；二是国民党政府发给；三是人民负担；四是自己动手搞生产。前两项都靠不住，根据地人民负担也有限度，只有自己动手搞生产是最靠得住的办法。请中央财经部好好研究一下，并向中央提出报告。可以这样设想，1938年先小搞，摸索经验，先从政府机关、学校、军队后方机关做起。
　　1938年元旦后，中央财经部召集边区党政军负责人会议。李富春说：今天是请高桥仓库主任介绍经验，讨论各单位今年的生产问题。本来大家以为是领钱领粮，听说生产就乱了。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哪有种地的道理?有的说一天两顿稀汤，饿得路都走不动，哪有力气种地?有的说连个铁钉都没有，总不能用手刨地吧?李富春说：毛主席赞扬高桥仓库种地为我们找到了活下去的路子，指示今年党政军机关都要开始种地，规模可以小一点，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搞!
　　1938年开春，各单位不情愿地开始“小打小闹”，秋收寥寥无几。李富春和邱会作商量，给毛泽东写一个报告。毛泽东批示：1938年大生产没有搞好是意料中的事，但初步达到了目的，要从实践中摸索经验。这个报告提出没有搞好生产的原因很对，但有一条没有说到，就是压力太小。明年党政军机关(有作战任务的部队除外)只发半年粮，不足的自己向地里要。不想搞生产的人，如果他可以半年不吃粮，就可以不搞。
　　1939年各单位都积极起来，军队种粮达到全年口粮的三分之二。年终李富春召集了一个小规模的领导干部会议，说邱会作是大生产的发明者，再三让邱会作讲话。邱会作回忆说，自己当红军十年，从普通战士到供应部长，从来没有领过被子，还是打土豪才弄了一条被子。我们大多数红军官兵都只有一套衣服，春天棉衣变夹衣，夏天变单衣，直到穿烂为止。穿鞋都是穿草鞋。而现在开展大生产，一切都有了。
　　大生产在延安轰轰烈烈展开了。毛泽东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1年春，八路军第359旅奉命进驻南泥湾开荒。毛泽东说：“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
　　1943年，359旅达到一人一只羊，两人一头猪，十人一头牛。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
　　1948年4月，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会议讨论三项议题，其中第二条提到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11月11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野战军前委，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三年困难时期军队处境艰难
　　
　　1959年庐山会议，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他找邱会作谈话，说：“我和周总理不约而同都推荐你当总后勤部部长，毛主席也很赞成。从高级干部的反映来看，都对你抱有希望。”
　　邱会作上任，正赶上1959年到1961年全国性的大饥荒，他参加了全国救灾领导小组。1960年春天，吃“皇粮”的军队突然断供。邱会作下部队看到，驻胶东的部队以“猪粮”为主，即发霉的地瓜干，苦得不能下咽；驻河南周口的部队吃掺树叶的杂面；驻四川绵阳的部队吃掺着百分之二十沙土的大米。这三个地方灾情较全国轻，但都不能保证战士每天一斤半的定量，而且完全没有蔬菜、肉和油，战士们根本吃不饱。可是邱会作看到周恩来总理的愁容，明白军队困难，地方更困难。军队只能被逼上“梁山”，像当年延安大生产一样。而上世纪60年代军队搞生产的阻力更大。有一次罗瑞卿说：老邱，我们订一个君子协定。部队要粮，一律由你管，开会时我总得承认一次我犯官僚主义。邱会作说：我同意，可我也没粮呀。罗瑞卿说：是啊，战士吃不饱我心里着急，我们应当设法解决。
　　1960年冬，军委常委会议上，罗瑞卿向常委通报了全国灾情，说对军队影响不小，请邱部长讲一下。邱会作非常珍惜这个发言机会，他如实讲了部队的粮食困难。主持会议的贺龙说：邱部长，怎么办呀?邱会作不能说得过于尖锐，否则阻力更大。他说只有自己动手搞生产。话音刚落，主管全军政治教育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说：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林总提出的突出政治的建军路线在部队刚形成势头，又要去搞生产?这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军队的供应当然重要，不能向国务院提出来吗?
　　军队搞生产是牵动建军方向的问题。邱会作没有争论，只说“战士的肚皮最重要”。会上无人表态，但明显刘志坚的意见吃得开。罗瑞卿说：我的意见由邱部长用军委名义起草一个报告给周总理，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贺龙点头同意。
　　1961年1月，邱会作到河北石家庄、冀东、辽宁锦州、天津等部队搞调查。他与河北、辽宁的有关部门商量部队的供应，并亲自到各地粮库看过。粮库空空，地方政府确实有心无力。自从接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就决心，不仅要向军委报告情况，还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在天津的一个团“蹲”下来，提出搞代食品，有人说可以从稻草里提取“淀粉”。把稻草砸碎，泡在水里两天，每一百斤稻草可提取七斤“淀粉”。长征路上就这么干过，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邱会作立即写了一个简要报告：部队粮食出现严重危机，地方政府不能保证供应。肉和油已经断供三个月以上，蔬菜也买不到。全国灾情严重，军队只能自己动手搞生产。邱会作并代军委起草电报：全军各级党委要从思想上、工作上真正认识到军队搞生产的重大意义，用生产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以保证战斗力。今年开春在即，各部队要立即布置搞生产，把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农副业生产三者都安排好。各部队的农副业生产，从当地的条件出发，以种菜、养猪，小规模种粮开始。
　　1961年春节后第八天，军委常委会议专门讨论部队生产问题。与会元帅一致同意邱会作的意见，认为部队搞生产是唯一的出路。
　　
　　军队重搞大生产
　　
　　1961年，军委发电报：全军都要执行农副业生产，生产时间由部队自己安排，但主要在操课之外进行。生产项目以种菜、养猪为主，以求迅速解决部队的副食供应，切实解决长期不见“油水”的问题。邱会作认为：搞生产是军队的光荣传统，不是副业。后勤机关应当组织好生产，更多做实事，力争做出成绩。邱会作向全军后勤人员提出：鼓足干劲，负起责任，深入实际，总结经验，把生产搞好。
　　到1961年夏季，军队生产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蔬菜有了，“油水”也有了。当年秋天，全军平均每人收获500斤粮食，每四五个人有一头猪。军队平安渡过灾荒，保证了指战员体质。部队训练用粮不再伸手，尽管因遭灾来队家属猛增，但也有粮食保证。很多部队还积起了很厚的家底。罗瑞卿说：不仅发生灾荒要这样，不发生灾荒也要这样，我们军队自己动手，这是一种不可改变的方针。
　　1962年全军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官兵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俗话说“吃饱不想家”，军队各项工作都有促进，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扬，军委各位元帅都很高兴，军队后勤工作的地位也提高了。1962年冬，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上，各军区、各军兵种争先说后勤的好话。聂荣臻元帅说：大家发言都很好，你们对总后为什么不批评呢?贺龙元帅说：是啊，过去开会，没有不骂后勤的，为什么现在反而说好话多了?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说：我们不是不批评，而是对总后没有什么可批评的。总后工作做得好，全军区上下都赞扬。邱会作会办事，他是全军的总后勤部长，我们是他的后勤部长，把我们指挥得团团转。全场大笑。
　　1962年冬天，邱会作在国务院会议上讲军队生产渡荒。周恩来总结三点：第一，林总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军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队把毛主席建军路线更加具体化了。这就是：突出政治，加强战备，积极搞生产。军队后勤工作是军队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和平时期军队后勤工作方向是什么?我同意邱会作同志提出的“依靠国家供应为主，自己动手为辅”的方针。在社会主义时期，国家财富还是不丰富的时期，国家对军队的物资是不能完全满足的，永远都有自己动手的问题。第三，军队后勤部门也是一个特殊的经济部门，军队生产列入政府计划之内，产品主要保证军队生活，补充政府供应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后勤部门具有国家和军队经济部门的双重作用，因此，支持军队后勤部门的工作做好了，就是政府经济部门的战备工作。全国发生这样大的灾荒，政府无力解决军队的问题，一切困难都是军队自己解决的，这是我军后勤工作的一大奇迹!
　　1964年10月，邱会作到辽南某连队，伙房里不仅米面、食油充足，鸡蛋一大筐，猪肉一大盆，各种蔬菜应有尽有，连队还挖了一个小鱼塘。海南岛一个连队，羊和鸡都养在山上，路边到处是鸡蛋，晚上拿着手电筒捉鸡；一吹哨，羊半个小时就在门口“集合”了。云南边防连队，一年种两季粮，一年到头种菜，还养了30头猪，近百只羊。军队生产除自给自足，还建起数以千计的农场。
　　邱会作主持军队生产转为以基本建设为主，建起了数以千计的农副产品加工厂。那时国家的食品工业还很不发达，军队的产品销路很好，还发展了一批出口和特种产品。1965年以后，邱会作主持军队总结农副业生产的经验，大搞农副业生产的基本建设，向田园化、机械化、企业化方向发展。力争两、三年内，农场生产实行企业管理，发挥更好的经济效益。
　　1966年，林彪对后勤工作的“四加强”指示，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把军队的农副业生产推向了高潮。
　　
　　【本栏责任编辑　蒋星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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